江景波：难忘的岁月与往事
转眼之间，2011年已经到来。今年是中国民主同盟成立70周年，这是一桩可喜可贺的大事。作为一个从上世纪初走来的耄耋老人，作为一名有着60年盟龄的老盟员，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我欣然应允《群言》的邀约，在这里回顾我所经历的难忘岁月及那些点滴往事。
1927年夏，我出生在福州郊区农村。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我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只得放弃未竟的学业，漂洋渡海到新加坡谋生。我8岁那年，母亲也去了新加坡，把我留在福州陪伴祖母和曾祖母度过晚年。
在我中学期间，福州和新加坡相继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抗战的8年里，我一个人颠沛流离，受尽千辛万苦，生活费用依靠亲友接济，时断时续，极度贫困，常常挨饿，住在荒村古庙，最后连铺盖、寒衣也典尽当绝。国仇家恨、个人遭遇，使我对日本帝国主义深恶痛绝，对国民党政权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和望风而逃的行径，感到无比愤慨。对于爱国将领蔡廷锴所领导的十九路军和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感到由衷的钦佩。
8年离乱，终于盼来了胜利。我和父母取得了联系，同时自学完全部高中课程，并考取上海大夏大学土木系，加入大学生的行列。我十分希望国家政治从此走上正轨，能够建立起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十分希望有个和平环境，可以让我专心致志，勤奋学习，学有所长，将来为国家为人民做些有益的贡献。
但是事与愿违，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卑躬屈膝、崇洋媚外，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对内拒绝和平谈判，单独召开伪国大并发动内战。为了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各界人士纷纷发起了“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内容的民主爱国运动。对此，反动政府不仅不稍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采取逮捕、监禁、殴打、屠杀等法西斯恐怖手段，镇压赤手空拳的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
在此复杂的战斗环境下，民盟组织初创，就已经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当时虽然只是一名年少的大学生，但对震惊全国的“李闻惨案”、民盟抵制临时国大、被国民党强迫解散乃至总部被迫搬至香港等，仍留下深刻印象。这期间我也亲身经历过两次大搜查、大逮捕。全副武装的军警和特务半夜包围校园，给师生造成极大的精神创伤，我对他们的此种行径深恶痛绝，对爱国民主运动深表同情。与此同时，我当时所在的土木系地下党员较多，进步力量很强，对广大师生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复杂的形势下，我们共同期盼着祖国能早日解放，并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
1950年10月，我念完大学，并获得了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研究生的机会，父母也希望我能出国深造。正当此时，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马寅初老先生的一场报告改变了我的命运。在党和政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和鼓励下，我毅然决然放弃了去英国的机会，前往安徽参加治淮的行列。在战后贫瘠的淮北平原，我努力工作，与大家一起经受考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由于我所学的土木专业正是工程急迫所需，所以我感到自己为祖国尽了一份力，充满着年轻人特有的自豪。当我带着“治淮功臣”的称号回到上海后，便开始了同济大学的教师生涯。
新中国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怀着对祖国的美好憧憬，我全身心投入到我所热爱的工程实践和教学工作中去。就像一驾充满电力的马达，我每天忙碌在讲台、书桌、研究室、实践工地上，创办新学科、编写专业教材、辅导学生、参与科研。在工作中，我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新旧对比，使我切身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坚定跟党走的信念，并且有了入党的愿望。此时，同济大学党委的组织科长找我谈话说，“民盟组织初建，极需要人。”并希望我能参加民盟。对于民盟，我并不陌生。除了解放前在白色敌控区民盟所采取的一系列爱国民主运动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外，解放后，上海的民盟组织更是精英汇集，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据我所知，当时上海的26所高校中，有25所高校由民盟成员担任校长或副校长，如陈望道、苏步青、李国豪等，他们不仅是大学问家，而且敢于说真话、说实话，政治上非常进步，堪称道德文章的楷模。我欣然听取了组织上的意见，于1952年10月加入民盟组织。记得在“申请入盟动机”一栏中，我这样写道：“希望入盟后在盟组织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把自己贡献给人民”。这确实是我的初衷，也是我人生道路的座右铭。
当时上海民盟组织在主委沈志远的带领下，活动丰富，思想活跃，每两个礼拜就有一次讲座或报告会。有一位新闻界盟员刘思慕是《文汇报》总编，掌握的信息量非常多，常在盟内做国内外形势报告。他的讲述生动形象，尤其引人入胜。每次他的报告，我总是积极参加，一场不落，记忆犹深。我一方面积极参加民盟的各种活动，另一方面也参与组建同济大学民盟组织，在这些社会活动中，我汲取了新鲜的思想和养分，交识了众多好朋友，获益匪浅。
可惜的是，随后到来的“大跃进”、“反右”、“文革”，使各方面事业都受到冲击，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民盟活动被迫中止。埋头工作的我也遭遇到生活和事业的低潮。在最低落的时刻，当时在新加坡艰苦创业、终有所成的父亲（曾连任26届新加坡福州会馆主席）开始担心起我来，多次要我出国与家人团聚。但是，执著的我始终坚信阴霾不会长久，阳光仍会普照大地……
终于，一心一意留在国内的我盼来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熬过十年浩劫，我像是久旱逢甘霖，一头扎进教学科研事业中，废寝忘食，希望能补上失去的时光。1978年，在当了24年的讲师后，我终于晋升为副教授。两年后，被任命为同济大学教务处长。
1984年初，在上级党委的指导下，学校党委发动全体讲师和处级以上1100多人民主推荐校长，在人气集中的9位候选人中，我最终以935票当选新一任校长。这对身为侨眷、曾被认为“海外关系复杂”的我，简直是莫大的鼓舞和无限的信任。此事在社会上也引起不小的反响。
说真的，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委以如此重任。但既然做，就一定要做好。在担任校长的5年里，我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我倡导发扬“同舟共济”的同济精神，成为全国第一个校长负责制的试点，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我主张学校党委与大学校长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我倡导积极探索多元化高校办学体制，着手学校领导体制、人事制度和后勤管理改革，努力把同济大学建成教学和科研中心。我制定实施了学校发展规划，在充实教师队伍、提高师资力量、改善教学条件、加强科技开发、扩大对外联系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管理效应。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我反复强调，越是深入改革，就越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设置了政治思想工作机构，配备了专职、兼职人员，制定了政策和制度，并拨专款加强班主任、政治辅导员的工作。在教学方面，我提出“严格要求、更新内容，教得活、学得活、少而精”的方针，提倡教师将科研中获得的最新成果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去，加强基础，拓宽知识，培养能力，出好人才。在学校管理方面，我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了校务会议制度，学校重大问题的决策都在校务会议上讨论决定。我还十分重视教代会、工代会的作用，经常去教室、食堂、宿舍、实验室、图书馆，与教师、学生对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并每年主动向教代会、工代会汇报工作，让教职工代表进行考评。这一举措在当时也是开风气之先，《文汇报》专门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此举是对民主的实践。在个人修养方面，我要求自己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对己严，待人宽”，礼品一律上交，从不公车私用，即使在家中打私人电话，我也坚持交电话费。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出版了《网络计划技术》、《建筑施工》、《建筑施工组织学》、《网络计划的计算与实例》、《城市建设管理》等多部论著。
担任校长后，我有了许多出国考察的机会，父母和亲朋也多次催促我出国团聚定居。我确实很想念远方的亲人，却更清楚自己身上的重担，清楚自己对事业、对祖国的深深眷念。这种情愫，让我难以割舍，只能埋藏自己的寂寞，婉拒远方的亲人。我的坚持，也被同事朋友们戏称为是同济的“牧马人”。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民盟上海市委主委谈家桢先生找到我说，专职副主委翁曙冠同志由于生病和出国探亲等事务，暂时无法主持市委工作。他希望当时作为兼职副主委的我，能去民盟“坐坐班”。
谈老的信任让我感动，我责无旁贷地欣然受命。于是有了之后掌管民盟上海市委机关的8个月。实际上我直接去坐班的日子是81天。这段机缘不仅让我对民盟有了更深的感情，也把我在同济大学的改革精神带到了民盟市委机关。除了完成在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工作外，我每周坚持到机关召开工作例会，记录各个部室的每项重要工作并逐条跟踪；与机关干部轮流约谈，了解工作推动进展；大胆使用人才，重视参政议政，带头搞调研写提案；把《上海盟讯》从小开版改为大开4版，并公开发行；主张机关干部学电脑、用电脑，提高工作效率。此外，当时党派机关收入较低，我极力向有关方面争取，提高机关干部的职称和收入问题，并拿出津贴请机关干部吃点心，交流工作，加强联系。
我也有“毫不留情”的时候。记得当时有一位驾驶员，把公车开回了家处理私事。我大力查处此事，并要求罚款2500元以示警戒。此后不再有公车私用的类似事件发生。这位驾驶员在反思之后，与我却成为忘年交的好朋友，至今感情甚好。他常说，“江校长是真心关心我，恩威并重。”时至今日，我仍然感动于上海民盟机关的同志们对我的支持，每年新春，我会亲手写上贺卡问候。时常有年轻盟内同志来看望我，对年轻人，我总是说，“要听党的话，始终跟党走，加强学习，好好工作，党派之中也大有可为。”
我强调民主党派要积极开展社会调研，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并身体力行。由于我长期从事高教工作，又比较注意调查研究，在教育领域我提交了许多提案建言。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建议改革管理专业招生制度，加大对有工作经历人才的招录，《文汇报》于1986年5月26日头版头条给予了报道。从1992年到2002年，我有18篇书面提案被选为全国政协大会发言材料，其中有3篇是口头发言。其内容涉及高教改革与发展、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建立高校贷学金制度、解决高等职业教育招生难就业难问题、高校扩招后要注意提高教育质量等。其中一些观点经全国各大报纸详细摘录，为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发挥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多年来，党和国家给予我很高的荣誉。我先后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及本市侨界优秀知识分子，还获得了国家教委颁发的从事高校科技工作40年成绩显著荣誉证书、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给予的津贴以及德国汉堡大学授予的教学、科研、教育勋章。
1992年起我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1996年还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2003年后担任民盟中央名誉副主席。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江泽民同志曾出席了我们的小组会议，他还记得我这个当年的同济大学校长，记得他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时来我们学校的情景，说“人生何处不相逢，江校长我们又见面了……”
我深感自己所取得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所给予的培养和信任的结果。在纪念民盟成立7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作为一名60年盟龄的老盟员，我最想说的话就是，民盟的命运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紧紧相连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民盟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真实写照。从艰苦岁月一路走来，我深感当前社会的来之不易，唯有继续尽我所能，回报社会与他人，才能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朱元婷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