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锢语·寻找文革

先介绍下阎步克先生，阎先生是北大历史学系名教授，校园流传着他的许多趣事。

某年，阎先生参加北大党员“保先”的活动，必须上交思想报告，先生平时做文章洋洋洒洒，这时候却难以下笔。好容易写了思想报告交上去，却两次被硬生生驳回。交上第三篇时，无“保先”的片言只语，只有四个大字浓墨重彩写在纸上，道是： 义无再辱。 始得通过。 

文革中著名“梁效”成员周一良是阎先生的老师，“毕竟是书生”的周一良老先生在反思文革的思潮下受到思想舆论界长久的批评，他的自传名就叫《毕竟是书生》，似乎有为自己开脱之意。但阎先生要为自己的这位老师辩护。

本文为阎先生在往复论坛发表之回忆周一良先生文字的整理主帖。

文末有一小调查，邀请诸位参与。

周一良（左一），张岱年，钟敬文

周先生下葬之日，因去外校答辩而未能至墓地相送。值忌辰百日，才得以跟妻子肃立于周先生墓前；默默奉上一束鲜花之时，才得以细观那方青石墓碑，它很少雕饰，朴实无华，也正如周先生的生前为人一样。

正如启博的追忆：“父亲是一个企业世家兼文化世家的长子，家教是忠恕之道和谨言慎行”之句；周先生回忆自己的为人，也是“忠恕”二字。然而在周先生晚年，却蒙受“无耻之尤”之斥，岂止匪夷所思而已，还成了他“晚年最刻骨铭心的一件事”(语出周启博文)。

周先生的遭际，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很有典型性的，因此私下或公开的场合，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

权利和美德

周先生并不完全是被动地卷入政治的，在“文革”中还曾组织过“战斗队”呢，好一段时间里都是“座上客”。因此还有些看法认为，周先生对功名不够淡泊，对政治过于热衷，是他失足的原因。而且这看法，很多还是出自同情和善意的人们。在这时候，我也有些自己的看法，以为有些东西还可说得更清楚些。

首先说说“功名”、“淡”问题，在此应该把权利、公德和美德等等区分开来。

就“名”而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也是往贤的古训了，这个就不必多说了。我想说的是，追求名利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权利。根据现代社会的人权原则和商品社会的平等原则，任何人有权在不违反公德的前提下，寻求自己的名望和利益。

当然对于学者来说，过分耽迷名利也许会偏离对学术的执着；但也不能由此反证，淡泊功名者就一定学问出众，他也许反因散淡而一事无成呢；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名利也可以成为事业的激励的。就个人来说，我喜欢那些淡泊自守、潜心学术的人们；但“美德”毕竟是个含有个人偏好的东西，若有人乐意在各种场合抛头露面，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我觉得那只是个人的不同选择，却不会为此而小看了他。

与之道理相近，关心政治、投身政治，首先也应视为一种正当权利。在政治上持批评态度当然难能可贵，但若有学者积极向政府献计献策希望得到采纳，或为决策提供咨询等等，若一般地讲，我想这不仅在权利层面，而且在道义、人格层面也无可非议，也是一种选择。

至于你的主张是否有益社会国家、是否符合学术水准，这种投身是否妨碍了个人学术成就，那是另外的问题。当年傅斯年、胡适等等对政治都有涉足，至今未见什么人为此而去贬低他们。

西方人有“政治是肮脏的”这种说法，不过这说法是有特定含义的，不宜引申。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政治必定“丑陋”、从事政治就低人一等，认为“唯有读书高”、只有学术才是高尚的，正如我们也坚决反对把知识分子看成天生的“臭老九”一样。

中国人倒有一种“君宠不可恃”、“富贵总成空”的老信条。启博的文章中提到其姑父“历经党内斗争”，“来见父亲，告他一时出名未必是好事。劝他急流勇退”。恕我直言，我觉得这类“全身远害”之说，离我们期望的“反思”、“觉醒”，还差得远呢。

在生活中经常看到，“文革”噩梦造成了一种逆反心理，使很多人极端厌恶政治；而这不过是一种历史阴影，其实是会随着社会进步而淡化、消逝的，却不能成为我们的反思起点。

由此，对“周先生吃亏在对功名不够淡泊上了”，“周先生吃亏在过于热衷政治上了”，这类说法，恐不足以解释那一批知识分子的命运──既不足以阐明既往，也不足以警鉴方来。即使周先生对功名不够淡泊，即使周先生对政治过于热衷，如果仅此，他依然并无该被指摘的过错。

何况周先生未必尽皆如此。

主义和制度

启博文章提到周先生被纳入“梁效”之事：“父亲倒是宠辱无惊，认为这是领袖和组织肯定自己改造有成，自应以学术兢兢业业服务领袖”。这“宠辱无惊”该是很客观的叙述。进而，周先生说自己上了当，“信了神”。对这样一点，也还有必要多做一些辨析。

周先生曾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服膺马克思主义并将之用于史学研究。海外一些学人，把周先生接受马克思主义视为“失节”──他们好些人是满口“三民主义”的。“文革”噩梦之后大陆学界又有一种逆反现象：一些学人，连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二十世纪的客观影响和研究成绩的方面，也一笔抹杀，或视而不见了；反倒是西方大学的讲坛上，马克思主义成了左派教授和激进学生们的时尚。

其实，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还是其它什么主义，甚至毛泽东思想，首先都是一种思想体系或理论观点。正如共产党人李大钊所说：“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而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危险思想和言论自由》，1918年)

危险的只是一种制度，就是那种压制思想的制度。在一种自由表达、多元制衡的民主机制下，各种思想的异彩纷呈能够成为人类文明的前进动力。一个社会越是合理，就越能容纳更多的“异端”；反之亦然：若是一个社会只能容纳一种声音、一种口径，有了不同意见就风声鹤唳，那么这种社会状况必定是不合理、不可取的。

某些指摘周先生的海外学人，其学术论著中其实也满口“反共复国”，其实那和“文革”思维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别。假使周先生直到临终都服膺共产主义、甚至毛泽东思想，那也不会妨碍我对他的尊重，绝不就把这个看成是“受骗”或“信神”。他有权利选择信仰。但这里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我可以不赞成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绝对愿意维护你的自由表达权利”、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业已成为大多数人的信念，并且已经获得了制度的保障。

“文革”的悲剧，正在于它把一种压制思想的制度推到了极致。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之下，思想、学术堕落为政治的婢女。诚如秦晖先生所论，“自由先于主义”。周先生的“信神”不在于他信了什么主义，而在于他和同时代的大多数学人一样，由于一个听上去神圣的理由，轻信了那种只允许一种主义独霸天下的制度。

“个人”和“一代人”

进而，若说周先生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的话，就还应该把“个人”和“一代人”的关系说个清楚。

那一代人中，如顾准先生(他是我心目中敬重的偶像)那样的毕竟凤毛麟角；很多人幸免了“梁效”的恶名，不过是因为没有同样的机会，或得益于“全身远害”的古训而已，并不足以以此自夸，也并不由此就有资格，去贬低周先生的人品。

人们期待“学问家不能有'学'无'识'”。确实，那一代学人当时大多数未能尽责，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本有义务，以自由的价值去“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周先生最终揭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大义，这也正是那一代人反思的准绳。

然而就个人讲，我们又很难说，每一个历史学的研究者都有必要懂政治、讲政治。就我所见，在当今的历史学者之中，既懂政治、学术又不错的也有；对现实政治很灵光，学术上却不怎么样，讲古代政治讲得一塌糊涂的也有；同时，研究政治史时辨析毫发、精当入微，在现实政治中却属书呆子的，也有。

我依然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能为“书呆子”们提供一张安稳的书桌，保障他们的不受政治风云侵扰、不被推入政治迷宫的自由。他们应该得到选择的权利：可以为天下苍生大声疾呼，也可以潜心书海耽于学术。

你可以向周先生责以天下苍生，但我宁愿更为宽容而不是去责备贤者。我们所敬重的老师，本来可以把远为丰硕的学术成就留与后人，然而不但不是那样，反而在晚年身背恶名，这是我们弟子们也耿耿于怀、不能自释的。

我们希望弄个究竟，查清那悲剧的真正缘由，厘清既往，使是非曲直更为公允；以警方来，使那悲剧不至噩梦重现；由此，告慰周先生于九泉之下。

被禁锢的头脑

在恐惧和颤栗中

我想要完成我的生命

by 米沃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