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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撞机|作为视觉文化的界面(上)

祁林 零壹Lab 2022-10-08

在视觉文化的发展脉络中,技术是决定性因素之一,也是研究范式转换的基本动力。用米尔佐夫的话来说,所谓视觉文化最惊人的特征,就是“把那些本身并非视觉性的东西予以视觉化”,进而“与这一知识运用相伴而来的是不断发展的技术能力”。于是,视觉观看技术及其导致的人们观看能力的提高——借助视觉技术看到原本看不到的东西,会导致新的视觉文本(作品)产生,新的观看方式乃至新的生活方式应运而生,最终会形成一种崭新的视觉生态,或者叫做视觉文明。如此,“视觉”完成了自己的文化演化。

 

界面是伴随着个人计算机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崭新的人类视觉文化,但界面背后的思维方式古已有之。同为视觉文化,界面和绘画、摄影、影视等我们司空见惯的视觉媒介有着不一样的文化根源。界面的起源和动力不在于视觉的因素,而是在于技术的或者功能性的因素——这赋予了“界面”之于视觉文化谱系的特殊意义。换言之,如果要理解界面的生成脉络,首先需要了解的不是所谓的“视觉制造(创作)”,即绘画、摄影等作为文本的生成逻辑,而是工具和机器的逻辑。毋宁说,界面是机器功能“视觉化”的产物。从这个逻辑出发,界面自我生成之后,才和画面、影像、屏幕等等形成谱系联系,成为视觉文化的一部分。

 

界面是人类为了操纵复杂的机器系统而发明的操作平台。操作界面是人的身体机能可以完成的动作,这些动作也可理解为人对机器发出的一系列指令,这些指令会激发机器自身的机制,进而让机器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框架有效地完成相应的功能。我们今天更熟悉的或是汽车驾驶室——驾驶室就是一个典型的界面思维的产物,尽管它的呈现形态并非所谓的“面”。它由方向盘、变速杆、油门、刹车等组成。通过这个界面,我们可以操纵汽车这一复杂的机器系统:转动(方向盘)、踩(刹车)、按(喇叭)、拨动(换挡杆)是人的身体可以做到的动作,这些动作发出的指令传递给汽车,汽车于是达成转向、停止、响喇叭、改变速度等功能,这些功能是人的身体无论如何达不到的——人的身体(主要是腿脚)因此获得了延伸,可以去原来不方便去或者去不了的地方。由此,不难看出机器和界面的整合设计需要解决一个矛盾,那就是界面操作的简单性和机器运作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人的身体机能是有限的,包括操作界面必须用到的手、眼睛、大脑等,但我们要求机器所能达到的功能却是要大大超越人身体的能力。如此,就必须在界面和机器之间设定一条信息传递通路,这条通路会将人的指令发送给机器的功能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机器大概包括三大系统:一是机器的功能系统,这是人类需要机器完成的任务——汽车要能奔驰,汽锤要能锻造钢铁等;二是界面系统,这一系统一则要适合人的身体的能力(限制),二则要能启动相应的系统的功能;三是传输系统,即把界面系统和功能系统连接起来的通路。从技术发展史来看,这条通路有很多种类(方法):比如机械传动(如英国大笨钟利用的复杂的齿轮传动装置)、液压系统(比如自动档汽车的变速箱的传动)和电力传动系统(当代各种家用电器基本是这一传动方式)。

 


最具革命意义的是数字传输系统,这是20世纪末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人类越来越熟悉的一套界面指令传输系统,即以“0、1”为基本的传播字符进行指令传输的一种方式。我们所使用的个人PC、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乃至数控机床、智能机器人等诸多技术装备,都使用这种方式。数字技术也形成了我们今天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界面”,即以液晶显示屏为物质载体,以键盘或触摸式屏幕为操作平台的操作平面。界面能成为一种文化,而不仅仅是工程师处理的对象,也是拜这种界面所赐。

 

“界面——传输通路——功能系统”这三者的关系在技术发展进程中有一个趋势:越是发达的技术(或者好的机器),其界面越简单,功能越全面,传输通路越智能,且体积会越来越小,进而达到“功能越来越强大,操作越来越简单”的效果——这正是技术进步的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界面”开始变成视觉文化的一部分。换言之,界面文化的形成,其动因和动力甫一开始和“视觉”并无直接的关系,而是与人类渴望控制的机器功能有关。“机器的庞大与复杂”与“人类身体的有限性”之间是矛盾的。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人类必须发明“界面”这一中介,方能有效操纵机器。但是,一旦界面被发明出来,它又立刻与视觉产生关联,因为任何界面的操作都需要通过“眼睛观看——大脑理解——手动操作”这一过程来完成。那么,我们看到的界面是不是清楚、简洁、有效,是否为我们理解,就变成第一重要的内容;我们的“眼、脑、手”的配合操作是否舒适、有效就成为第二重要的内容。或者,以上二者的重要性不相伯仲。这是人类从(发明简单工具时)考虑“人体工学”向(发明复杂机器时)考虑“界面友好”的伟大过渡。此时,界面就开始变成一种视觉文化。

 

  

祁林,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副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新媒体理论与文化创意产业。

本文全文发表于《文化研究》(第2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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