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撞机|打造「圖」「書」合一的圖書館

項潔

項潔教授現任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暨研究所特聘教授及  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主任。項教授於1993 年返台前，為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計算機科學系專職教授，亦曾擔任法國巴黎大學、法國南錫第一大學、義大利米蘭大學的客座教授。1998 年至2001 年，項教授擔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科技學院的創始院長，並曾於2002 年至2008 年擔任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館長，於2008 年至2016 年擔任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主任。項教授自1996 年以來即持續投入於數位典藏及數位人文的相關研究工作，並成立了臺灣數位人文學會，並擔任第一任理事長。項教授已撰寫發表了200 多篇學術論文，以及6 本關於數位人文領域的專書著作。

目錄

推薦序

打造「圖」、「書」合一的現代圖書館  項潔    

大學的知識心臟    柯皓仁   

自序   

前言   

第1篇  核心價值

第一章  館舍空間  

第二章  特殊館藏   

第2篇  創新突破

第三章  轉型再造   

第四章  視覺化與數位展演   

第五章  讀者觀點與省思   

第3篇  數位未來

第六章  數位人文   

第七章  計算思維   

第八章  數位創新   

結語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樣，好奇過「圖書館」這個名詞是怎麽來的。在一般讀者的印象中，圖書館就是收藏大量書籍的地方。長久以來，我們似乎都忘記在「書」的前面，其實還有個「圖」字。中國古代一直有藏書的傳統，每個朝代、各個地方都有足以傲世的藏書樓，但卻沒有「圖書館」這個名稱。在西方，圖書館的英文是library，源自拉丁文的libraria，也就是「書店」（libre是書，所以在法文裡，librairie是書店的意思）；而法文中圖書館是bibliothéque，來自希臘文，biblio（βιβλίου）是書，teke（τήκη）則是放東西的架子或屋子，似乎也沒有把圖和書合在一起的說法。

追溯起來，與很多近代名詞一樣，中文「圖書館」之稱其實是19世紀從日本舶來的。日本在剛接觸西方文化的時候，用來翻譯library的名稱其實也不是圖書館，而是書籍館。三浦太郎在〈「書籍館」の誕生〉一文中指出，書籍館最早出現在1860年日本使節森田岡太郎的《亜行日記》中，用以描述紐約那時才興建不久的Astor Library，其中強調所見到的四層鐵製書架及豐富的館藏量，在日本沒有見過。1872年，文部省「東京書籍館」在湯島聖堂（就是東京孔廟）設立，「書籍館」一詞被正式用於機構名稱。然而1862年，日本使節前往大英博物館參觀（那時還沒有大英圖書館，後者是1973年才從大英博物館中分出），關於藏書的部分，除了提到書籍典藏和借覽的功能外，更特別指出地圖以及圖畫類藏品的陳列和開放閱覽。所以在明治初期，書籍館及圖書館兩種稱呼並存，然而圖書館的名稱漸漸普及，大部分公立libraries都採取了圖書館的用法，甚至「東京書籍館」都於明治13年（1880) 改名為「東京圖書館」。

書籍館

近代西方的圖書館概念，經由日本為媒介引入中國，同樣經歷了兩種名稱並用、最後統一化的過程。根據政大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 (1830-1930)」所收資料，早在1879年王韜所著的《扶桑遊記》中，便提到在日本看到的書籍館；1896年，梁啟超在上海創辦的《時務報》創刊號中，提到「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計有三事：曰學校、曰新聞館、曰書籍館」。（而在同年9月第六期的《古巴島略述》一文，他則用了圖書館。）然而在1902年，清廷頒行「學堂章程」，其中正式提到「大學堂當附屬圖書館一所……設圖書館經營官」，由此以降，圖書館遂一統江山，而書籍館做爲圖書館同義詞的用法在中國則銷聲匿跡了。

然而「圖書」這個名詞畢竟來自中國，雖然現在在大衆的觀念中似乎並沒有區分「圖書」和「書」，但圖書這兩個字在古代東亞地區的内涵，卻要比現代豐富得多。古籍中提到「圖書」的時候大多對應到周易中「河出圖，洛出書」的説法，而《漢書‧藝文志》則有一部《圖書秘記》放在天文家下面，但這書已經失傳，内容不可得知。《漢書》提到蕭何在進咸陽後「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臧之」，使得漢高祖「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可見《漢書》中所謂的圖書除了書外還應有地圖、檔案、各種統計資料。唐代對圖書這個名詞使用的似乎很多，雖然沒有確切的界定，但常出現在文集甚至詩詞中，玄宗時甚至在秘書省下有修圖書使（或圖書使）的官，但現存典籍中並沒有說它的執掌。相對的，日本在西元701年（文武天皇大寶元年，中國周武后時期）在中務省下設了圖書寮，它的執掌不但清楚，而且包山包海，除了書籍管理外，還要管理佛像、佛經等，並負責提供文房四寶，或許這個古老的圖書寮的設置就是日本後來棄書籍館而就圖書館的原因之一吧。

南宋著名史學家、《通志》的作者鄭樵，曾闡釋了「圖」與「書」相互依存、互爲表裏的關係。他在《通志》的總序裏説，「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圖譜之學由此興矣。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文，書籍之學由此而出。圖成經，書成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他認爲因爲劉向劉歆父子在編《七略》時只收書不收圖，而《漢書‧藝文志》又是從《七略》編成，所以「自此以還，圖譜日亡，書籍日冗」，但是圖和書各有不同的功能，尤其「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捨易求難，成功者少」，所以難怪在圖譜之學不被重視後就「良材隳而後學困」了。所以鄭樵的《通志二十略》中不但有藝文略，也有圖譜略。而他覺得學術中需要用到的圖譜有天文、地理、宮室、器用、車旂、衣裳、壇兆、都邑、城築、田里、會計、法制、班爵、古今、名物、書（這裏的書指的是書寫文字和音韻）等十六種，包羅萬象，基本上除了抽象的哲學外，大概可以實證的學問都被包含在裏面了，而且說對這些學問而言，「有書無圖，不可用也」。他在《圖譜略》中詳細的説明了每一種圖譜爲何重要，要如何使用。總體來説，「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古之學者為學有要，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於圖，索理於書，故人亦易為學，學亦易為功」。換句話説，在求知的過程中，有效的使用圖是一個掌握學問的竅門。

我一直認爲鄭樵是一個具有科學意識，不拘泥形式而勇於創新的人。如果鄭樵活在二十一世紀，會用怎樣的説法來形容圖與書的區別呢？若用他的眼光重新審視現代「圖書館」，則一個圖書館應該不僅僅要提供充滿文字符號的書，更要提供視覺化的方法，幫助讀者掌握書中要傳達的知識。然而在鄭樵的時代，圖是靜態的，所以他的想像中也只有靜態的影像。現在的呈現就豐富多了，除了圖畫、列表（如年表）之外，還有照片、動畫、錄像、聲音、多媒體、甚至虛擬實境。凡是能夠用視覺呈現的方式，幫助我們取得知識和創造知識的做法，都可以被想像成「圖」的延伸。所以書和圖是知識的一體兩面，書提供的是文字的敘述，圖則是知識的視覺化呈現。

政治大學前任館長劉吉軒教授將他在政大館長任内的經驗總結成《大學圖書館的創新思維》一書，在2019年由遠流出版社出版，書中强調的恰恰是使長久被忽視的視覺化的重新回歸，打造一個「圖」「書」合一的現代圖書館。該書第一篇，他便直截了當地點出現代圖書館的價值和困境。在他看來，圖書館的核心價值，在於館藏建置與館藏服務，並以政大圖書館為例，豐富的特藏資源便彌足珍貴，然而對於使用者來説，這部分可能恰是最難以親近的。因此在第二篇創新突破中，劉館長便透過自己在政大圖書館的經驗，細數了如何透過現代科技視覺化和讀者回饋，達到圖書館創新再造的目的；尤其用他在館長任内所做的衆多實例，來彰顯視覺化的展示和呈現，以及它們對教育普及和知識傳播的效果。至此，他已經將現代圖書館圖（視覺化）與書（典藏）的結合，闡述得非常清楚。然而不僅如此，在第三篇數位未來中，劉館長更進一步的把圖書館知識傳播的責任，轉化成知識創造的角色。在學術研究服務上，他闡述大學圖書館是理想的數位人文平臺，並且指出導入計算思維是大學圖書館轉型突破的一個關鍵。在本篇結尾，劉館長指出在未來世界中，數位創新將不斷的改造社會的結構，對圖書館而言，這是挑戰，更是機會。

在劉館長的數位未來這篇中，隱約蘊含著一個重要的議題，就是未來知識與視覺化的關係。在數位的時代，「知識創造」有了與以往不同的涵義。人類文明發展是一個漫長而緩慢的累積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僥倖遺留下來的文字資料大多是社會精英的智慧結晶。這並不代表創造文明是少數人才有的特權；一般人也會創作，但是由於記錄載具（紙筆、印刷）的取得困難，大部分的創作都散逸了，除非遇到獨具慧眼的如孔子將民間詩歌整理成《詩經》，或如因爲鄭樵記錄而保存下來、民間觀察天象的《步天歌》。但是在數位的時代，「創作」有了新的產生和散播的管道，從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肇始後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網站、部落格和各種討論區，到現在的各色各樣社交軟體，任何人都可以透過網際網路有意無意的留下創作的痕跡，這些群體的、下意識的文化創造透過刻意的自動化收集所產生數量龐大的「創作」（有時僅僅是數位形式的文字麵包屑），所代表的集體意義或許比精英的文化創作更能即時反應社會的脈動。

政大達賢圖書館

但是，讀者要如何從雜亂無章的訊息中發現意義呢？也就是說，這個「知識轉化」的過程要如何產生呢？由於數量太過龐大，靠著傳統的、純粹人工的耙梳已經無法因應這個挑戰，必需要借重資訊科技才能快速掌握資料並做出分析。然而我們應該信賴這些電腦做出來的分析嗎？如果無法讓人可以去解讀，如何將計算法歸納出的規律轉化成人類可以理解和運用的知識，又如何驗證這些知識的可靠性？我們認爲透過計算方法產生的「知識」只是「類知識」，類知識需要經過人的詮釋後才能變成有系統、有脈絡的知識。從類知識變成知識的過程中需要一個機器與人對話的機制，也就是需要一個媒介讓人能夠理解並詮釋機器的發現。設計這個介於人與機器之間的溝通機制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議題，其中的複雜度大概現在還沒有被確切掌握，更罔論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做法了。但無論最終的機制是什麽，「視覺化」一定是其中核心的一個部分，透過視覺化瞭解並詮釋資訊科技對大數據的處理，從而產生知識，應該是二十一世紀一個重要的課題。

阿斯特「圖書館」

在人類歷史上，圖書館一直扮演了文化保存與文明創造的樞紐地位，面對數位時代，更不得不思考如何打造一個新的閲讀、體驗與創造的圖書館。如果把大量產生的原生數位的資料當成「書」的延伸，那視覺化無疑就是相對應的「圖」了。這些「書」的「閲讀」，與「圖」的「觀看」，可能都不再囿於傳統個人運用圖書館的模式，而是經過機器整理、獲取、分析、呈現的過程，透過人與機器的協商對話，從而極大地拓展人類知識與思維的邊界。未來「圖」在圖書館傳遞知識方式的系譜上，可能扮演了一個碩儒鄭樵都無法想像的重要角色。這樣一個名符其實的「圖」「書」館，令人格外期待。

END

主编 / 徐力恒

责编 / 孙绍丹

美编 / 孙绍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