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撞机｜轻薄为文与郑重其事： 编辑部夜谈跨学科、新文科及人文等有感
编者按
看到维忆老师回应的文章“博士培养正沦为‘庞氏骗局’”标题的时候，我隐约嗅到了硝烟的气息，但看完内容，倒觉得教授的炮火并没有“炸碎”什么，他几乎又将当下知识生产与管理的困境与弊端简单归地结为科技发展引发的人类思考惰性。教授确实发现了存在的问题，但将人文学科与科学技术对立起来，鼓励人文学科回到工匠作坊中去，强调过往思想成果的辉煌源于封闭独立的书斋式思维模式未免有厚古薄今之感，正如维忆老师在回应中所点明的，我们怎么可能，又怎么会躲回禅房，与科技绝缘呢？也许向前看，寻找新方式才是人文学科的“得救之道”，但这个“得救之道”是什么，我们像生活在相对论诞生之前时代的人一样，尚未可知，但探索却并未停滞，比如数字人文带给我们的新思考，这个领域尚未成熟，同样会产生错误，但就此将它当作一种对人文学科有害的方式，尤其在完善的新思路还没有诞生之前的探索期，是不是有些独断呢？人文研究真的需要远离“烟火气”吗？“郑重其事”真的是“复兴”人文学科唯一正确的态度吗？
芝大教授: 博士培养正沦为“庞氏骗局”
请见：
轻薄为文与郑重其事：
编辑部夜谈跨学科、新文科及人文等有感
中国人有悬梁刺股美女蛇，基督教有变成图式了的“圣杰罗姆的诱惑”——大抵中西方古来都晓得读书人不是一个清散的活儿，孤独的牢坐了、若是没坐透彻，有生之年就得在天人交战的迷魂阵里绕着。既然已经2120年了
圣杰罗姆的诱惑
5月刷屏的“庞氏骗局”一文，就很有一番正派清理门户的檄文气势。文章作者芝大著名教授关于“当前并无知识革命”的论断，除了对统计与管理的双管齐下的抨击，还夹带了对数字人文的傲慢与偏见。他认为数字人文不仅是偷懒的，而且是愚蠢的：“那是对原则上不属于科学的知识形式采取科学的方法。”换言之，数字人文属于教授抨击的的“算法式致知”：省去了大量阅读和背诵之苦——杰罗姆成圣和书生入仕的考验——却不过是被“见多识广”者用来向下炫耀的一些散漫的信息。
在致知方法论的层面，教授将算法式致知的硬伤归结于“机器并不擅长于想象”。而专属于人类思维的联想式致知（associative knowing）则要求：“你的头脑必须充满知识，与你看到的新事物联系起来：事实、概念、记忆和论证，它们像许多小钩子一样起作用，抓住你所面对的文本中的东西。”与头脑中内生的小钩子相比，互联网中映射式的、非结构的、应检索而随得的超链接，乃至支撑这一切的算法都是无用的，因为“我们不在乎柏拉图以什么顺序写对话录。我们关心的是其中的意思。”算法不仅无用，而且有害——这个表态就隐含在教授的一个比喻式的表达里：“以算法为致知，日益远离以手艺人独自工作的方式致知……转向口述和视觉再现的即时工具。”换言之，无数的小钩子也好，经典文本的意思也好，都只能通过复杂话语思维来达到，这样的精心构思和编辑，是一项更适合独自闭门造车的手艺。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安德鲁·阿伯特
在知识生产的管理模式层面，教授回顾了工匠式的个体致知（圣杰罗姆）向社会性致知（教育-科研工作者）的转化。教授从自我批评开始，指出美式的教育民主化是知识的组织化、商品化（学位成为就业资格证）的始作俑者：“把德国的高端学术机构嫁接到英国式的高等教育体系根基上，把研究生的专业教育与大学生的通才教育结合在一起”。美式高校体系中的知识生产和管理模式，是在人口和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力量驱动下萌生的，但从中究竟是如何滋生了通用（one-size-fits-all）的知识处理方式，而后者的霸权又何以会将“社会科学推向狭隘的操作主义”，甚至是“人文学科的自杀”？如此复杂的问题，仅仅指责管理模式的体制之恶并不足以得出充分妥善的解答。
针对这个大问题，教授的诊断未必人人信服，而细究起来恐怕会落入公理／信念的领域，再争辩也并无意义。但教授的药方指向现实，倒是可以讨论的：既然管理模式已经腐坏、致知方法已经变异，今天我们就“必须发明一种成为学术知识分子的新方式”。我相信，只要对数字人文有入门级了解的读者，对此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这种发明，指向的为什么不（能）是一种知识生产的新方式？或者退一步而言，今日最优秀的学生就一定要成为传道作坊的下一代继任者吗？这种将所谓的智识生活的孤立化、特殊化甚至本质化的执着，难道不正是人文学科／者被害妄想症的一个病源吗？
不得不说，教授在给人文主义还魂的同时去夹带抨击的数字人文，只是他所理解的“数字人文”。而投身其中并且看到现状的差强人意和未来的艰难，却仍在努力尝试的人所期望的数字人文要远远大于“弱索引”或者“算法的炫技”。我个人的理解是，数字人文真正继承了文化研究打破科系结构的精神，但策略方法上仍承认专业领域的特殊性和分化必要性，故而试图以数据库等基础设施，以开源、可及等共识，以编程、可视化等“增强人文”（借用增强现实的概念）的方法，实现不同专业的合作以及共同创造。惟其艰难求索，更应不废其功。
电影《天堂电影院》剧照
思想到这里，其实断了接下去的话头，文字也搁置了好几天。直到端午节去看了重映的《天堂电影院》。刚坐下来时，我的心情是愤怒的，因为隔壁座大嚼爆米花的噪音。但看了一会儿他倒是停下了，我也感觉到我自己的愚蠢。大导演托托当年是怎么跟他的乡亲们一起看电影的？荧幕上的“雷诺阿”对他们有什么意义？莫里康内的洗脑旋律是不是真的太过了？脑子里旋转着这些问题，又飞入一句正在指导中的毕业论文里的一句引文：这段出自Sol Lewitt的话大意是说观众可以不懂或者任意解释作品，但创作的过程中画家必须精心设计到一切的反应（就此，电影可能比抽象绘画更为典型）。
Postcinematic Affect封面
这一连串光影音乐文字的撞击之下，我突然觉得：郑重其事和轻薄为文根本混沌不分也无法独存，将所有的人拢聚在电影院里的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电影的魅力（cinematic affect），但莎士比亚同样可以自信地宣示“世界就是一个舞台”。而今天，你可以选择剧院，或是影院，也可以在1分钟的短视频里“沉沦”，但恰恰是后者这类“后电影的魅力”（postcinematic affect）还极少被认真地解读（参见Shaviro, S. 2010. Postcinematic Affect. Zero Books.）。人文的本质，即便存在，也始终在演变，并且从不会与科技绝缘，从不为某个群体所独断。那么归根结底，人文学科（文人）在今天必须在自杀和自矜之间找到一条活路，而这种看似不可能的突围首先要求对反本质主义的反思。教授的怀古或许只是在为反本质主义排毒过程中的某种情绪性反应；我们听听牢骚就好，难道真能躲回到禅房里去吗？黄山谷说得好嘛：
花气薰人欲破禅，心情其实过中年。
春来诗思何所似，八节滩头上水船。
黄庭坚《绝句》书法作品
主编：吴维忆
责编：任苗青
美编：徐力恒 任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