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比较文学】张源|自由帝国逻各斯的诞生 （中）

小亚细亚伊奥尼亚十二城中，唯有米利都因与居鲁士有约在先，得享太平近50年（《历史》：1.143）。然而，公元前499年，米利都人由于“尝到了自由的味道”（《历史》：6.5），竟悍不畏死带头起义（史称伊奥尼亚起义，前499—前493），这一年成为希波战争的起点。前497年，伊奥尼亚人在雅典与厄勒特里亚的援助下，攻入波斯本土，火焚帝都萨尔迪斯，^[1]而历史名城米利都经过六年围城苦战，于公元前493年在波斯兵火中化为焦土（《历史》：6.18）。

前492年，波斯大军征服色雷斯与马其顿，剑锋直指希腊本土；同年雅典上演悲剧《米利都的陷落》，全体观众为之大恸：米利都为了自由不惜以卵击石，英勇抵抗仍难逃灭顶之灾，热爱自由的雅典人与米利都人同宗同族，对此感同身受，泪洒当场；而此刻大敌当前，怎可自灭志气？敏感的雅典人课以作者一千德拉克马罚金，并禁止此剧今后再度上演（《历史》：6.21）。正当双方情绪剑拔弩张之际，波斯方面却出师不利，海上遭遇狂风，陆上遭遇色雷斯人抵抗，不得不回师亚细亚。

前490年，波斯大军横渡爱琴海，直取希腊城邦爱勒特里亚，七日城破，人民沦为奴隶（《历史》：6.101-102），此时距离雅典不过百里。大军继续挺进雅典郊外八十里的马拉松平原，雅典面临建城以来最危急的时刻，连夜遣使疾行五百里向斯巴达求援，然而斯巴达因循律法，不到月圆之日不能出兵相助；希腊其余各邦按兵不动，唯有小城普拉提亚派遣全部兵力共一千人，与雅典全军约一万人誓死并肩作战（《历史》：6.105-108）。^[2]在光荣的马拉松平原，雅典人气势如虹，从两军相距八司塔迪亚（约三里地）开外一路飞奔攻向敌人，最终以弱胜强！希罗多德的记述至今读来令人血脉贲张：

当波斯人看到雅典人奔跑着攻来，便准备迎击；他们认为雅典人简直是在发疯而自取灭亡，因为他们看到飞奔而来的雅典人不但人数如此之少，而且又无骑兵与射手。然而这不过是异邦人的想法，当雅典人聚拢起来，便合力向波斯人杀去，他们战斗得令人永难忘怀：因为在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希腊人中，他们是第一次奔跑着攻向敌人的，也是第一次能够直视米底（波斯）服饰 ^[3]以及身着这种服饰之人的，而在此之前，希腊人只要听到米底（波斯）之名就会陷入恐慌。《历史》：6.112）

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雅典以惊世一跑赢得自由，永载史册。回头来看，仅是波斯人的服饰就令希腊人无法直视，这种窘况已经不能单纯用武力压迫来解释，更要归因于帝国制度文化的压力。^[4]波斯与西亚各国同属一个大的帝国文明体系，其核心制度经过历代帝国数百年的加持，在波斯帝国时代蔚然光大；而希腊城邦属于完全不同的制度系统，与之既难认同兼容、又无法对抗制衡，力量悬殊遽然相逢，则如何能够“直视”这恐怖异常的庞然大物？在这个时候，雅典人在全体希腊人中越众而出，第一次直面波斯，奔跑着攻向敌人，这种姿态极具象征意义。

在马拉松平原上奋力奔跑的人群当中，有一位名叫埃斯库罗斯（前525—前456）的雅典公民，此后他还参加了萨拉米斯海战（前480年），波斯海军经此一役全军覆没，薛西斯王仓皇逃回亚细亚。此前雅典上演《米利都的陷落》（前492年），他曾与其他公民一同泪洒当场；二十年后埃斯库罗斯报之以《波斯人》（前472年），剧中权势熏天的阿托莎太后与萨拉米斯海战惨败归来的薛西斯王劫后相见，二人和悲痛的波斯臣民一道泪落如雨、抢地呼天，这一回雅典卫城剧场里万众欢呼，此剧被评为头奖。

阿托莎问道：谁是他们的主上？谁是兵士的牧者？

歌队回答：‍他们不是奴隶，不是谁的臣民！‍^[5]

剧场里欢呼的观众，那些马拉松老战士与萨拉米斯勇士们，亲眼看到自己的故事第一次被搬上悲剧舞台，清楚地意识到是他们创造了历史，并且正在成为不朽神话。Demos（人民）是雅典帝国真正的建国国父（The Founding Fathers），Democracy（人民统治）是帝国无可争议的政治制度（politeia）；他们的欢呼是雅典民主制战胜波斯君主专制的呼声，也是刚刚登顶的雅典自由帝国战胜波斯专制帝国的呐喊。

与此同时，仓皇落败的波斯帝国并未真正偃旗息鼓，回军退守亚细亚之后，转而也开始在“文化战线”上磨刀霍霍：波斯在小亚细亚的忠实属地哈利卡那索斯突然出现了一部滑稽史诗《蛙鼠大战》（Batrachomyomachia，The Battle of Frogs and Mice），^[6]讲述了一个水洼边群蛙与群鼠激战的故事，直接影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而《伊利亚特》记述的特洛伊战争恰是希腊问鼎小亚细亚统治权的开端，从而这部戏仿之作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单纯无害，而是意在颠覆希腊民族直根正统，用心颇为险恶。^[7]

哈利卡那索斯从前是希腊多利安人的殖民地，前545年成为波斯帝国属地，在大流士统治时期开始交纳固定的贡金，隶属于帝国第一省区（《历史》：3.89-90），在希波战争期间态度鲜明，追随波斯攻打同宗同源的希腊，是波斯的忠实臣属。波斯战败之后，哈利卡那索斯于前469年成为雅典领导的同盟（今人称之为提洛同盟The Delian League）的成员，想来其中不免有被迫的成分。此地是波斯与希腊争夺小亚细亚统治权的桥头堡之一，此后哈利卡那索斯城内接连不断的政治斗争，应该不只是政治派别内斗那么简单。前454年城中“反对暴君”的起义失败，著名的史诗诗人潘亚西斯遭到镇压，^[8]这个结局真是意味深长：出产了滑稽史诗《蛙鼠大战》的地方，屠杀了正统的史诗诗人，希腊殖民地/盟邦的戏仿史诗将母邦的正统史诗就地正法，波斯在与雅典争夺小亚细亚统治权的斗争中扳回一城。正是在这一年，雅典帝国开始收紧对盟邦的控制，标志性的事件便是伯里克利（约前490—前429）下令将盟邦贡金从提洛岛转到了雅典，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雅典将盟邦贡金的数额逐年记录在案，直至前406/5年帝国覆灭前最后一次征收贡金为止。

关于荷马-希腊正统的斗争远未结束：遇害的潘亚西斯是希罗多德的叔叔/舅舅，此后希罗多德离开家乡，辗转游历七年来到雅典（约前447年），与伯里克利、索福克勒斯（约前496—前406）等人相见甚欢，并在公元前443年跟随雅典殖民者远赴意大利南部的图里伊城，最后成为图里伊的公民，也是在这一年，雄心日炽的雅典帝国确立了五大贡金区，哈利卡纳索斯所属的卡利亚区成为第四贡区。希罗多德离开故乡之后，不但直接参与了雅典帝国的殖民扩张，最关键的是，他选择用荷马的语言、^[9]主题以及风格写作了《历史，或雅典帝国的崛起》，由此重新确认了荷马-希腊正统，特别是将雅典帝国与荷马传统接续了起来，为新生的雅典帝国打造了一部无韵之“史诗”。

无怪乎希罗多德的《历史》充满了“诗”的成分：《历史》一开篇就告诉我们，波斯与希腊结怨，实际上始于特洛伊战争！^[10] ……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特洛伊战争（前13—前12世纪）或许与赫梯帝国有关（这个古老的帝国据说在公元前12世纪为“海上民族”所灭），可是距离波斯帝国崛起（前6世纪）还隔着六百来年。然而，这不妨碍希罗多德言之凿凿，将特洛伊划为波斯帝国属地，把希腊与波斯的恩怨追溯到荷马史诗描写的时代（这为“当代史”增加了“厚重的历史感”），从一开始就为他那部“希波战争史”^[11]埋下了伏笔。

希罗多德的《历史》不但继承了《荷马史诗》的语言、主题，甚至还继承了《荷马史诗》的结构形式。^[12]《历史》全书根据叙事内容（logoi）分为九卷，^[13]整体结构如《荷马史诗》一般，呈现出完美的、“可怕的对称”（fearful symmetry）：^[14] 一、三、五、七、九卷为全书经轴，交代波斯与雅典的制度选择，并总结雅典之于波斯的制度战胜，卷五为轴心，二、四、六、八卷为经轴辅纬。卷一：波斯继承米底帝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迅速崛起，而雅典还在僭主统治下毫无起色；卷三：波斯再次确立君主专制制度，走向全盛；第五卷为全书转场枢纽：雅典摆脱僭主统治，人们实现了平等（isegoria，指言论平等），获得了自由（eleutheria），从此实力大增，而波斯继攻占亚细亚、埃及、斯奇提亚、利比亚之后，染指欧罗巴势在必行；^[15]强大起来的雅典与波斯狭路相逢，两强争霸的时刻终于到来。卷七：波斯专制君主傲睨神明，宜遭天谴；卷九：雅典民主制度下的人民敬神克己，终获全胜。一至四卷为上半场，讲述了波斯帝国崛起、不断扩张并走向全盛的经过，六至九卷为下半场，着力铺陈雅典对抗波斯、节节胜利并最终赢得帝国的经过。具体来说，《历史》前半程（卷一至四）用亚述、米底、吕底亚等帝国的兴亡来烘托波斯帝国的崛起（卷一详述之），此后波斯横扫亚细亚、埃及、利比亚（卷二、三、四详述之），一路指向欧罗巴；《历史》后半程（卷六至九）当波斯终于在欧罗巴与雅典相遇，却戏剧性地节节溃败，无论是击溃大流士军队的马拉松战役，还是对抗薛西斯大军的温泉关战役，抑或剿灭薛西斯海军的萨拉米斯海战（卷六、七、八详述之），以及最后将波斯大军赶出欧罗巴的普拉提亚战役（卷九详述之），无一不被描述为自由城邦之于专制帝国的制度战胜。^[16]（见表一：希罗多德《历史》结构模式表）

表一：希罗多德《历史》结构模式表（A—BBB—C—BBB—A）

全书前五卷构成了希波战争的“史前史”，从希腊曾经的主人、吕底亚帝国末代王族始祖巨吉斯的故事说起（约前700年），讲到雅典因推翻皮希特拉图家族的僭主统治而力量壮大起来（前510年），不慌不忙，娓娓道来，这一条草蛇灰线，埋伏了五卷书、共二百来年，直至第六卷希波战争爆发才砉然跃起，原来此前波斯的一切胜利不过是为了反衬雅典的崛起，全局至此方见始终。卷五与后四卷构成了“雅典帝国崛起史”：雅典建立民主制度之后力量壮大起来（卷五），雅典人在马拉松平原上第一次飞奔着攻向敌人，因热爱自由而获得了自由的报偿（卷六）。雅典人为了自由奋不顾身，斯巴达人为了自由视死如归：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与三百勇士在必死的温泉关一役，依照习俗梳理头发、从容赴死，最后与波斯大军决战到底、无一生还。当年波斯王大流士遣使希腊，要求各邦进献一份水、土，以观其志。希腊各邦纷纷献上水土表示臣服，唯有雅典与斯巴达若有灵犀，一者将来使投入地坑、一者将来使投入水井，命其自取水土，向波斯王覆命（《历史》：6.48-49，7.133）。不自由、毋宁死。希腊昔日的领袖斯巴达人践行了自己的理想，希腊联军士气大振：世上再没有比温泉关战役的失败更大的成功（卷七）。此后雅典海军在萨拉米斯剿灭波斯海军，波斯王薛西斯身为高贵的王者，舍弃众人疯狂逃命，一路上衣不解带狼狈不堪，波斯全军军心涣散：世上再没有比薛西斯逃亡的成功更大的失败（卷八）。波斯人带头逃跑，由四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军溃散奔逃，波斯陆军统帅玛尔多纽斯阵亡，波斯经普拉提亚一役被希腊联军彻底赶出欧罗巴。当初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战死，残暴的波斯人将他的头颅割下，插在杆子上，现在波斯统帅玛尔多纽斯战死，有人建议也将他的头颅割下、插在杆子上，为李奥尼达报仇，对此希腊陆军统帅慨然答曰：“那是野蛮人（barbaros）的行径，非我辈所为！”（卷九）。希腊从武力战胜走向制度、文化与精神的全面胜利，成为世界当之无愧的先进文化的代表；雅典则在带领希腊赢得帝国之后，成为世界当之无愧的新领袖。

[1]萨尔迪斯曾是吕底亚帝国首都，后成为波斯帝国行政中心（regional capitals）之一。据希罗多德记述，在吕底亚帝国全盛时期，希腊所有的贤人、包括雅典的梭伦，都曾相继到访如日中天的帝都萨尔迪斯。（《历史》：1.29）在克洛伊索斯巧妙周旋之下，这座繁华的城市曾两度从居鲁士大帝那里逃脱灭顶之灾（《历史》：1.88，1.155），却在希腊人手中毁于一旦。（《历史》：5.101）

[2]关于波斯与雅典双方的兵力，希罗多德没有给出具体数字。在雅典方面，奈波斯、泡塞尼阿斯、普鲁塔克、查士丁等史家给出的数据基本一致，在此以年代最早的奈波斯为准。（奈波斯，《外族名将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米太亚德》：5.1。此后引用随文，不再单注）。至于波斯方面，各方给出的数据差异颇大：奈波斯估计步兵为二十万、骑兵一万，普鲁塔克与泡塞尼阿斯估计总人数为三十万，柏拉图与吕西阿斯认为有五十万，查士丁认为是六十万。这里姑且采用最保守的估计，仍以奈波斯给出的数字为准，见《米太亚德》：4.1。按雅典在火焚萨尔迪斯那一年（前498年），全城只有三万人（《历史》：5.97），据此估计，此后在马拉松战役中参战的一万步兵，已是雅典可以派出的全部兵力。而大流士统治期间，帝国人口约达五千万，人数何止雅典千倍以上。Elton Daniel, The History of Iran,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1, p.41. 波斯帝国正处于鼎盛时期，未见丝毫颓势，是以雅典之勇，真乃勇不可当。

[3]波斯帝国的服饰学自米底帝国，希罗多德曾说：“波斯人最善于采纳外国的风俗，他们穿米底人的衣服”，“打仗时则穿埃及人的铠甲，他们学来了各种各样奢靡的做法，还从希腊人那里学会了鸡奸。”（《历史》：1.135）末了忽现的自嘲，或许是希波战争胜利者一方才会有的幽默。

[4]“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衣冠制度的重要性，对国人而言无需解释。城邦作为人数有限的同质共同体，从根本上不需要这种制度，直到修昔底德的时代，雅典富裕人家的奢侈衣饰，不过是大家都穿一身亚麻底衣、发髻上再扣一个金蚱蜢别针（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6）。帝国作为疆域广袤、等级分明的异质共同体，需要建立服饰制度来标记身份、区别尊卑贵贱，以达到“天下治”的目的。帝国服饰与帝国制度互为表里：波斯帝国服饰学自米底，帝国制度也学自米底（《历史》：1.134），此为意料中事。帝国服饰乃是帝国制度最直观的物质外显形式，希腊人看到波斯人的服饰辄感刺人眼目、不忍直视，这是异质文化相遇之初彼此冲撞、不理解、不认同的直接表现。待到前330年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最终征服波斯帝国，希腊城邦本身已经与世界帝国合二为一，这时最令马其顿人“感到痛心”的，就是亚历山大不再穿马其顿人的传统服饰，却换上了米底（波斯）人的衣服。（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4.7，7.6。）那些“传统主义者”未能领会，亚历山大身穿波斯服饰，意在波斯帝国，当他选派的亲信就任波斯总督之后，立即换上米底服装、学习波斯语言，结果亚历山大对此“表示赞赏”，波斯人则都“感到满意”。（《亚历山大远征记》：6.30）“被征服者的文化征服了征服者”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恐怕是——历史上每一位深谙治术的统治者都对此心知肚明——唯有利用被征服者的文化，才可彻底征服被征服者。

[5]Aeschylus, Persian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erbert Weir Smyt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26, 242-243. 按阿托莎是居鲁士之女，大流士的宠妻，薛西斯王的母后，在波斯“握有绝对的权力”（《历史》：7.2-3），大流士进攻希腊因她而起（《历史》：3.134），剧中由阿托莎来质询敌邦国情并承担波斯惨败的痛楚，最合适不过。这是剧中非常著名的一则问答，英国古典大家齐默恩爵士对此曾有非常动情的点评：歌队的回答“并不是说给波斯王室听的，而是说给卫城脚下剧场里的观众听的。‘他们不是奴隶，不是谁的臣民。’观众的欢呼声今日依然如在耳畔！” 齐默恩,《希腊共和国：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的政治和经济》，龚萍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106页。齐默恩爵士（Sir Alfred Zimmern）大概是第一个称雅典帝国为希腊（联邦）共和国（Greek Commonwealth）的人，其用意在于返古开新，古为今用——他也是第一批用“不列颠（联邦）共和国”（British Commonwealth）来代替“不列颠帝国”（British Empire）的学者之一。在他的时代，“帝国”开始蜕变为一种政治不正确的意识形态，用Commonwealth来代替Empire，就像用“中产阶级”来代替“小资产阶级”一样，都属于时代委婉语。而语言遮盖下的现实则是，美国早已接过英国的帝国权杖，英国开始重新回到有自由而无帝国的（不无美好的）年代。

[6]《蛙鼠大战》不知具体作于何年，我们推断应该在公元前480年到公元前454年（最迟到公元前445年）之间这个时段。《蛙鼠大战》的作者皮格瑞斯（Pigres the Halicarnassus）据说是著名的阿尔特米西娅女王（Artemisia I）的儿子或兄弟。William Smith ed., 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Biography and Mythology, Volume III, London: Walton and Maberly, Upper Gower Street, 1864, “Pigres”, p.366. 阿尔特密西娅女王是波斯帝国卡利亚行省的总督（哈利卡纳索斯隶属卡利亚行省），曾因在萨拉米斯海战中表现卓越而得到薛西斯王的赏识，希腊方面为了生擒她，曾悬赏一万德拉克马，结果她从容全身而退（《历史》：8.87-88，93，103），成为这场战争中波斯一方真正的赢家。据希罗多德说，阿尔特米西娅以“青春的风貌”参加了萨拉米斯海战（《历史》：7.99），那么皮格瑞斯能够写作《蛙鼠大战》的时间，应该是在萨拉米斯海战（前480年）之后，此外从情理上来说，哈利卡纳索斯是经此一役之后与雅典结怨的，波斯军队的失利为这部“居心叵测”的诗作提供了合理的写作动机。公元前454年希罗多德离开家乡哈利卡纳索斯之前，或许已经熟知这个故事。公元前445/444年，他在雅典的泛雅典娜节上诵读了自己的作品并大获成功，普鲁塔克曾评论说：希罗多德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了蛙鼠大战这个比喻（因此是在恶意挖苦希腊人），而这个典故就来自希罗多德的哈利卡纳索斯同乡皮格瑞斯（Plutarch, “De Herodoti malignitate”, in William W. Goodwin ed., Plutarch's Moral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Cambridge: Press of John Wilson and Son, 1874, 26, 43）。可见早在公元前445年之前，蛙鼠大战的故事已经流传开来。 

[7]普鲁塔克目光老辣，看到希罗多德使用了哈利卡纳索斯同乡皮格瑞斯的典故，便猜度希罗多德对雅典不怀好意，这固然有些心胸狭隘，但此后罗马人将《蛙鼠大战》归为荷马本人的作品，则不免过于天真，《古希腊罗马传记与神话字典》的编者认为，这部作品“绝无配得上荷马之名的伟大诗歌的特质”，这是一部“无害的玩笑之作”、“逗乐的戏仿作品”，“并无明显的嘲讽之意”（William Smith ed., 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Biography and Mythology, Volume II, London: Walton and Maberly, Upper Gower Street, 1862, “Homerus”, p.509），实在是未明其意。英国古典大家维斯特（Martin West）在其著名的“希腊罗马文学中的近东素材”一文中旁征博引，探讨了蛙鼠大战故事的近东来源，结论是：诗人将蛙鼠之战扩展为一场英雄间的战斗，是受了古埃及猫鼠之战的传闻的启发（见维斯特，“希腊罗马文学中的近东素材”，《希腊与东方》，白钢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116-119页），大概也属于用力愈勤、其义愈晦。年代遥远，人们已经遗忘了当年诗歌里的刀光剑影，只看到一部搞笑之作，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8]潘亚西斯最著名的诗作为《赫拉克勒斯纪》与《伊奥尼亚纪》，从流传下来的残篇看来，他严格遵循史诗的伊奥尼亚传统形式，极大传承了荷马的精神，到了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学者将之奉为与荷马、赫西俄德等人并列的五大史诗诗人之一，William Smith ed., 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Biography and Mythology, Volume III, “Panyasis”, p.115. 

[9]古典学家哈蒙德认为，荷马史诗“是用一种人为加工的语言写定的，这种语言通过几百年传用中的各种不同方言的积聚而形成。其最年轻的方言层是阿提卡方言，其主干则是伊奥尼亚方言，反映了史诗发展臻于成熟是在伊奥尼亚地区”，“其最古老的层次则是属于爱奥里亚方言以及更稀有的阿尔卡迪亚方言”，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朱龙华 译，商务印书馆，2016，第75页。语言学家阿德拉多斯则认为，“荷马的语言是一个综合体”，“是伊奥尼亚、多力安方言的合流”。Francisco Adrados, A History of the Greek Language,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5, p.93, p.116. 人们通常认为，哈利卡纳索斯作为希腊多利安人的殖民地，其母语乃是多利安语，但英国史家哈蒙德认为，多利安方言“通行于南爱琴海各岛和相邻的小亚细亚沿岸”，“但哈利卡纳索斯除外，那里的居民是各族混合而通用伊奥尼亚方言”，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第113页。总而言之，希罗多德所使用的荷马式的语言以伊奥尼亚方言为主体，而雅典正是伊奥尼亚族的带头大哥，回想希罗多德的叔叔/舅舅潘亚西斯最著名的诗作之一便是《伊奥尼亚纪》，据说潘亚西斯“严格遵循史诗的伊奥尼亚传统形式，极大传承了荷马的精神”，原来此后成为雅典 “邦学”正统的希罗多德《历史》，盖有其“家学”渊源。

[10]《历史》开篇从“伊娥被劫”写起，讲了三番妇女被劫的故事（腓尼基人抢了希腊的伊娥，希腊人抢了腓尼基的欧罗巴与科尔启斯的美狄亚，特洛伊人抢走了希腊的海伦），希腊因之灭掉特洛伊，结果导致波斯仇视希腊，——且慢，特洛伊和波斯有何关系？希罗多德立即补充说，原来在波斯人眼中，亚细亚和这里（特洛伊）居住的所有异邦人都是隶属于自己的，因此希腊人进攻特洛伊，成为波斯敌视希腊人的开端（《历史》：1.1-5）。

[11]希罗多德的《历史》经常又被称作《希波战争史》，但实际上他的史书讲述的既“不全是希波战争”（希罗多德的史记始于“伊娥被劫”的神话时代，此后一笔带过特洛伊战争，从约公元前718年吕底亚王国的巨吉斯篡位说起，待到全书过半、第五卷才正式进入希腊与波斯的争端），又是“不全的希波战争”（希罗多德的“历史”止于公元前478年雅典军队攻陷塞斯托斯、建立提洛同盟，而希波战争直至公元前449年雅典代表希腊与波斯签订“卡里阿斯合约”时才正式宣告结束），就此而言，《希波战争史》并不是一个恰当的标题。波里比阿第一个提出了“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而希罗多德第一个写出了“普世史”意义上的历史。波里比阿的《历史》全名为《历史，或罗马帝国的崛起》，反观希罗多德的《历史》，其实不妨叫做《历史，或雅典帝国的崛起》，或许更合乎全书大意。波里比阿《历史》记述的年代从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前264年）开始，止于前146年、即罗马赢得帝国的年份。希罗多德《历史》记述的年代从伊娥被劫开始，止于前478年、即雅典赢得帝国的年份。有人怀疑希罗多德的《历史》是未竟之作，其实伟大的史家同时也是伟大的诗人，比如希罗多德与波里比阿，在“最富有包孕性的顷刻” ，不约而同戛然收笔。

[12]正如古典学家默里所说，“……后世的希腊人还正确地形容希罗多德为‘最荷马式的’。整部著作作为希腊人与蛮族人之间一场战争的构想，以及他公开宣布的意图：保存‘人类的伟大功业’（那是史诗公认的功能之一）的后面隐藏着荷马；其复杂的构造，插叙的方法，犹如其中大量更富想象的部分一样，也与荷马相类似。”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9页。

[13]《历史》的标题、九卷分法与卷目均来自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里亚编纂者。正如古典大家伯里所见，《历史》的卷目分法虽然不是出自作者本人（这种分卷法在希罗多德的时代尚不流行），但亚历山大里亚编撰者见识非凡，九卷分法完美地展示了全书的架构、无可增益。J. B. Bury, 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09, pp.37-38.

[14]关于《荷马史诗》的环形结构，参见程志敏，《荷马史诗导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三章“《伊利亚特》的内容与结构”，第119-156页，第五章“《奥德赛》的内容与结构”，第215-251页。至于完美的、“可怕的对称”（见上书第153页），出现在史诗中犹可说也，出现在“历史”中，未免会遭到“美而不信”之讥。希罗多德在西方既被称作“历史之父”，又被称为“谎言之父”，除了《历史》在内容方面的原因，与其形式过于完美（作为“历史”著述而呈现出完美的环形结构）大概也不无关系。

[15]希罗多德曾两次提到，当时的人们把全世界分为三部分：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他随之补充了世界的第四部分：埃及三角洲（《历史》：2.16，4.42）。那么波斯帝国继攻占亚细亚、埃及和利比亚之后，只待征服欧罗巴，便可真正“一统天下”了。

[16]关于波斯帝国制度的优劣问题，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芬纳曾这样设问：“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波斯的100万部落民是怎样牢牢控制着帝国治下的5000万人民的呢？是什么样的制度使其能够胜任这一艰巨任务的呢？”芬纳进而回答：“波斯统治帝国的方式非常简单，而历史表明这种方式非常有效”，“对于所有统治的疆域，目的只有两个，即获得供奉和服从，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忽略，当地的宗教信仰、法律传统和执法过程，社会政治结构都不受干涉”，“波斯帝国最接近洪堡所说的‘守夜人国家’”，“这种统治方式有点无为而治的味道”。《统治史》（卷一），第二部分第一章“波斯帝国”，第303页，第315-316页。“这些看似消极的品质使他们能够如此宽松而宽容地统治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帝国”，第328页。“波斯帝国的致命弱点不在于其行政管理体制，而在于一个以军事征服起家的帝国对自身战斗力失去信心”，第332页。“为波斯帝国说好话的是历史学家，而不是希腊人”，第333页。——历史学家芬纳的论辩意识，显然是冲着希罗多德而去的。静斋对这个问题亦有极好的论述：“波斯人支持僭主们其实源自他们对征服地区的一贯政策。即从居鲁士时代开始，他们对于新征服的地区总是尽量少作变动，追求政治上的连续性，尊重当地人的习俗和习惯，让他们进行自我管理，波斯人仅满足于税收和朝贡，不直接介入当地的政治事务。所以他们从吕底亚人手里夺来对伊奥尼亚一带的控制权之后，自然支持这里的僭主政体继续存在下去。当伊奥尼亚起义爆发时，波斯人才发现这种政体已经不被本地的人民所拥护了。所以当起义最终被平定之后，波斯人在这里也顺应潮流地推行起民主制度来（六43）。自己实行王制的波斯人居然推行起民主制来了。就算只是作秀，这样的举动也足够令人震惊。这一方面说明政体问题确实是起义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波斯人的政治智慧，他们对于民主制并没有抱着‘深恶痛绝’、‘不共戴天’之类的敌意。今天一些西方历史学家们把希腊—波斯战争简化为民主—专制之间的战争，是欠妥的”。见静斋，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十四）http://liptontea.bokee.com/3818049.html。按静斋先生的札记虽为博客文字，但已为希罗多德研究者熟知之名篇。鉴于某些知名专家学者对静斋先生的独创之见不告而用、据为己有，笔者在此特对静斋的博客札记加以引用，以示对原创学术的敬意。

《当代比较文学》第二辑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