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比较文学】张源|自由帝国逻各斯的诞生 （下）

当年波斯帝国开元立极、俯看周遭世界，希腊处于帝国版图的边缘，因而也就是帝国体系中最差的种族之一。这种以地缘远近来隐喻文明高下的思维方式，其实为古代帝国所共有，这种一统天下的组织结构，更为国人所熟知。在这个秩序当中，自身为中心，周边由近到远层层下降，渐至于化外“蛮夷”（barbaros）。当希腊被迫进入“波斯治世”，面对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只能接受对方的统治原则以及世界评价体系，而这套体系本身乃是双刃剑：雅典夺取帝国统治权之后，自立元极、倒转乾坤，自身化为“中国”（中央之国），相对于整个希腊而言，正是“内其国外其夏”；当年与雅典同生共死的小城普拉提亚，获得了配享雅典每五年举行一次的国家祭典的资格（《历史》：6.111），其余希腊“诸夏”又分为“内服”（雅典直接管控的势力范围）与“外服”（诸盟邦），前者主要位于阿提卡地区，后者例如优庇亚岛诸邦与爱琴海沿岸诸邦及岛屿，此外还有附属诸邦/殖民地（kleroukhia），例如帖萨利与纳克索斯等地。内服之外，皆为纳贡之邦（只有萨摩斯、开俄斯、列斯堡三岛等地的少数盟邦不纳贡而提供舰队），共分为：I色雷斯区，II赫勒斯滂区，III伊奥尼亚区，IV卡里亚区，V岛屿区等五个贡金区，此后又增设了VI黑海区，最后希腊语言文化圈外的一切种族皆为“蛮夷”，其中甚至包括当时文明程度还在希腊之上的波斯与埃及。雅典拿来了波斯帝国的贡金制度，沿袭了波斯帝国的统治方式，^[1]汲取了波斯君主专制统治的精神内核，^[2]成为了波斯帝国真正的继承者；原来的被统治者更充分地实现了统治者的精神原则，反过来制服了从前的主人。始自古风时代（前8世纪—前6世纪）早期的“东方化革命”，^[3]使得希腊逐渐能够在文化上与东方大帝国波斯相对抗；进而希波战争爆发，希腊以此为标志从古风时代进入了最辉煌的年代——古典时代（前499年—前323年），而古典时代之为古典（Classical）的意义在于，它是后世不断回望的样板与模仿的极则，是西方之为西方的起点与巅峰时刻（Arche）。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对波斯帝国统治制度的学习与内化，可视为“东方化革命”的继续，或者说，这意味着“东方化革命”从第一阶段（文化革命）来到了第二阶段（制度革命）。西方在“东化”（Orientalization）进程中成为了西方，希腊从一个次生级文明一跃而成为世界的引领性文明，西方自立元极的时刻终于到来。

帝国不仅是武力统治下的区域，更是一个从中心向四周辐射的文化圈。确立帝国统治权的过程，就是与天下诸国从“互为夷夏”、到以武力加文化确认“孰为夷夏”的过程。有趣的是，在希波战争之前，希腊人的barbaros（蛮夷）一词原本（1）泛指“异邦的”、“不讲希腊语的”，并无特别的贬义；正是在希波战争之后，这个词开始用来（2）专指敌国波斯，并随之增加了（3）“残暴”、“野蛮”等负面义涵。在统治权争夺战中，barbaros一词从最初相对中立的语言文化概念，演变为蕴含强烈价值判断的意识形态。

更有意思的是，希罗多德《历史》中barbaros一词的用法，不但极好地展示了该词语意的演变过程，甚至还展示了帝国统治权变更的过程。例如，在全书开头，希罗多德申明发表《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使希腊人和异族人（barbaros）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历史》：1.0），barbaros在此显然并非贬义，呈现为意项（1）。实际上这个词在整个《历史》上半场（第一至四章：波斯帝国的崛起与扩张）的用法大抵如此。而上半场显然是波斯视角：波斯看小亚细亚诸邦是barbaros（《历史》：1.4），小亚细亚诸邦看波斯却不是barbaros（转而使用了allothroos与epelus等中性词汇）（《历史》：1.78），至于埃及人将波斯人称为barbaros，希罗多德还特别加以了解释：“埃及人将所有讲其他语言的人都视为异邦人”（《历史》：2.158）。从第五卷（波斯与雅典两强相遇）开始，barbaros一词用来指称波斯（5.49，5.97），呈现为意项（2），此后整个《历史》下半场（第六至九章：雅典崛起并夺取帝国）一变而为雅典视角：凡是出现barbaros一词，大抵都指波斯。随着波斯节节败退，barbaros一词愈呈贬义，开始出现（3）“残暴”、“野蛮”等负面义涵（8.32），而全书结尾高潮处，希腊统帅不愿斩下波斯统帅的头颅悬挂高杆，慨然道出“那是（波斯）野蛮人（barbaros）的行径，非我辈所为”（9.79），希腊与波斯高下立判，孰为“夷/夏”一望可知。自从《历史》第一卷波斯赢得帝国之后，凡是出现arche一词，大抵是指波斯，自第五卷雅典崛起之后，凡是出现barbaros一词，亦大抵是指波斯。希波战前，波斯为“夏”（Arche）、希腊为“夷”（Barbaros）；希波战后，希腊“变夷为夏”，波斯“变夏为夷”。

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前472年）一剧中，波斯信使如此汇报军情：（我们）蛮邦的军队已经全部被歼！（《波斯人》：255）阿托莎太后则这样哀叹命运：哀哉！厄运如同大海，席卷整个蛮族！（《波斯人》：433-434）^[4]这大概是barbaros这个词第一次用在曾经登峰

造极、万邦来朝的波斯头上。而波斯果然残暴、野蛮：薛西斯王为了进攻希腊强行征兵，整个大陆为之一空（《波斯人》：12-63，718），他枷锁赫勒斯滂海峡、妄图镇服波塞冬等一切神明，必受神罚（《波斯人》：739-750），他的军队放火焚烧庙宇、砸烂祭坛与神像，宜遭天谴（《波斯人》：808-820），最后薛西斯一败涂地，竟然丢弃死者、独自逃命（《波斯人》：964以下），这些都违背了希腊人奉之如神的传统信念，^[5]当歌队（由波斯长老组成）发出这样的呼喊：“生活在亚细亚的人民，/今后将不再臣服波斯，/不再被迫交纳贡品，/不再俯伏地上膜拜君主，/帝王的威势已被彻底摧毁。// 人们将不再羁勒自己的舌头，/他们已经获得解放，/可以自由发表思想，/扼制他们的力量已被瓦解！”（（《波斯人》：584-594））——真可想见当时观众群情激奋、同仇敌忾的情形。

二十七年之后，希罗多德的《历史》再现并深化了《波斯人》的诸多著名桥段：薛西斯远征希腊，一路上惩戒高山、鞭打大海，^[6]结果一败涂地，罪有应得；这与《历史》卷一居鲁士的故事如出一辙，居鲁士大帝当年攻打新巴比伦王国，也曾花费半年时间惩戒冒犯天威的金德斯河，最后在东征路上身首异处，不得其死（《历史》：1.189-190，214）。这两套故事前后呼应，引人注目：薛西斯性情暴烈、酷肖外祖（薛西斯的母后阿托莎是居鲁士之女），在希罗多德生花妙笔的暗示之下，征服自然、傲睨神明成了波斯帝国自阿契美尼德王朝“太祖皇帝”居鲁士以来奠定的国家精神。

薛西斯大军沿途强行征兵（希罗多德兴致勃勃列举了随军参战的四十六个民族），大军所到之处饮断河流、喝干湖泊，全军在挞打之下渡过赫勒斯滂海峡，“一刻不停走了七天七夜”（《历史》：7.21，56，61-99，108-110）；波斯人甚至不许持圣火的人活命，凡是他们所征服的地方，他们就纵火和破坏，把城镇和神殿一概化为灰烬，还有一些妇女在受到许多人的凌辱之后被弄死，他们攻入雅典卫城之后，杀死在圣殿内避难的人们，抢劫神殿并火烧卫城（《历史》：8.6，8.32-33，8.53）。此前薛西斯的叔王阿尔塔巴诺斯^[7]曾向性情暴戾的专制君主冒死劝谏（7.10），但仍旧无法阻遏波斯臣民走向灭亡。野蛮的波斯大军最后果然一败涂地、溃不成军，残暴的薛西斯王更是在萨拉米斯惨败之后衣不解带、仓皇逃遁（8.120），而热爱自由的雅典人独自打败了四十六个民族，成就了伟大功业，各邦纷纷加入雅典领导的正义联盟，发誓绝不背叛、永远忠诚（《历史》：9.27，9.106）。希波战争造就了雅典帝国。面对来自东方的波斯帝国的压力，雅典应变出一套关于自由vs.专制的话语，将对方描述为野蛮的专制帝国，自己则成了自由的化身。波斯帝国原属地哈利卡纳索斯人希罗多德心仪雅典、向往自由，他继承自由vs.专制这一雅典话语，完成了一部《历史，或雅典帝国的崛起》：雅典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自由的帝国，不仅在武力上战胜了敌国、更在道义上完败蛮邦，最终实至名归赢得帝国。希罗多德的“历史”简直比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还要精彩：戏剧长于展现行动，散文长于编织言辞；戏剧通过展现行动，再现了当年雅典人民勇夺帝国统治权的经过，散文通过编织言辞，为雅典度身打造了一套自由帝国逻各斯（Logos of The Empire of Liberty），雅典得以在夺取帝国统治权之后，进一步争夺帝国文化领导权。自由帝国作为（西方意义上）人类政治生活的最高理想，其肇端正始于登峰时期的雅典，希罗多德的雅典帝国元叙事，成为西方帝国逻各斯建构之始。波斯问题（东、西之争）由此得到妥善解决，雅典成功迈过了通向伟大之路的第一场危机。

西方第一部完整的历史，便是这样一部自觉的、关于意识形态及其斗争的历史，一部（西方）城邦对（东方）专制帝国武力战胜、制度战胜、文化战胜与精神战胜的历史。它是宏大叙事，是史诗，是关于第一个自由帝国开天辟地的神话。希罗多德书中那些貌似天真未凿的神话故事，经常让现代读者误以为希罗多德天真质朴，其实天真质朴的是他们自己。不少人以实在的考据精神，考证出希罗多德的历史不尽可信，他们似乎不明白，希罗多德的历史本就是“诗”，并且是继承《荷马史诗》的回环结构、具备整严的A-BBB-C-BBB-A结构模式的宏大“诗史”，而一切宏大叙事的完美构建，总是以牺牲局部细节为代价的。

与希罗多德同时代以及稍晚的古人，则对他的“诗中真义”（poetic truth）心领神会。希罗多德的笔法不但大受当时雅典人的青睐，最终也得到了哈利卡纳索斯同胞的认可：人们在他的故乡勒石为记，称他为“在历史领域用散文写作的荷马”。^[8]面对雅典与波斯之间的争霸战，波斯原属地-希腊旧殖民地人希罗多德的选择（选择荷马、选择雅典）与功业（为雅典制作“历史”、制作帝国逻各斯），将希腊正统的旗帜又牢牢插回到了哈利卡纳索斯，——不仅是哈利卡纳索斯，进而在小亚细亚沿海，以及雅典领导的整个希腊盟邦地区，宣告了雅典赢得帝国文化领导权的时刻已然到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雅典的逻各斯对内改变了城邦的内在结构，对外推动了城邦的外在扩张，“其力量的外显形式即是帝国”，或者说，“逻各斯建造了帝国（logos built the empire）”。^[9]通过希罗多德在希波战后的合理化论述，雅典帝国确立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站上了世界巅峰，前途一片光明，至少在修昔底德出现之前是如此。

[1]关于雅典帝国的统治方式，参见徐松岩，“论雅典帝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112-117页。

[2]根据修昔底德的描述，雅典使者攸菲姆斯在卡马林那发表演讲时，将雅典称作“具有统治权的城邦”以及“（各城邦）人民的专制君主”（ἀνδρὶ δὲ τυράννῳ ἢ πόλει ἀρχὴν）（6.85），《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当中这种充满自觉精神的表述不一而足。尽管雅典城邦内部施行民主制度，但对于帝国统治下的其他城邦，却充当了专制君主的角色，且暴虐程度不在原来的主人波斯之下：“在引发叛乱的各种原因中，主要原因都是缴纳贡金或提供舰船的数目不足，或是拒绝服役。因为雅典人非常严厉，他们横征暴敛，对于那些不习惯于而且事实上也不愿意为雅典人不断付出劳动的人们施以必要的暴力，因而丧失人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99）。民主的雅典推翻了本城邦的暴政，自身却成了帝国治下各盟邦的暴君：柏拉图所批判的雅典城邦的民主暴政，不仅是对内而言，还包括对外事务。看来“专制君主”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城邦；柏拉图呼唤的“哲人王”，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城邦。

[3]这个术语来自德国古典大家瓦尔特·伯克特的杰出论著《东方化革命——古风时代前期近东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刘智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希腊文明的形成期正是它经历东方化革命的时代”，第8页，“由于军事扩张和日益增长的军事活动，到公元前8世纪已经形成了一个源于近东，绵延横亘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文化统一体”，“东方文化一度占据优势，但是希腊人以其惊人的吸收和调试所接受事物的能力，立即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式。很快，希腊就赢得了地中海文明的主导地位”。“希腊的荷马时代恰是发生东方化革命的时期”。“‘希腊奇迹’不仅是独特天赋所产生的结果，有这个奇迹还由于希腊人在西方人中最靠近东方这一简单的事实”，“希腊（Hellas）并非所谓的西方之国（Hesperia）”，第125-126页。

[4]波斯太后及其臣民居然自称“蛮族”，这与我国意识形态剧《汉武大帝》中的“匈奴人”（此为蔑称）自称“我们匈奴”其理一也。更有甚者，《波斯人》里的核心唱段（即波斯的专制力量已被摧毁、亚细亚人民获得解放的著名段落），竟然是由波斯长老（通常为王族与贵族元老）组成的歌队（歌队的声音往往是全剧的灵魂）齐声高唱出来的，这些有悖常理的滑稽设计，为这部悲剧带来了不少喜剧效果。最后薛西斯衣衫褴褛独自登台，悲惨至极，一边痛哭流涕，一边还不忘命令长老们陪哭，歌队则一边齐声应答：“主上，此乃吾辈的职份”，一边哭声震天，全剧就这样以雅典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结束了。

[5]丢弃死者不予埋葬，对于希腊人来说，属于亵渎神明、触犯“天条”的罪过：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前442年）一剧的核心戏剧冲突，便是关于“埋葬死者”的问题；直至前406年阿吉努西海战（Battle of Arginusae）之后，雅典人仍然会因为阵亡将士的尸体未及收葬，处死得胜归来的八位将军中的六位（其余两位逃亡），其中还包括伯里克利的爱子小伯里克利。此外，关于渎神案件的审判，我们还有两个著名的案例：前415年，因为“毁坏赫尔墨斯柱”以及“亵渎秘仪”事件，雅典人不惜召回西西里远征军统帅亚西比德，后者见势不妙走为上策，被愤怒的民众缺席判处死刑；雅典帝国覆亡之后，传统的生命力仍然强大，前399年雅典人处死苏格拉底，“不敬城邦之神”便是那要命的罪名之一。

[6]“高山”指阿托斯圣山（前492年波斯第一次远征军覆舟之地）：大军在圣山接连大陆的一侧挖掘深沟，山下的六个希腊城邦因此从陆地城市变成了岛国；“大海”指赫拉斯滂海域（海上暴风曾摧毁远征军刚刚建好的浮桥）：薛西斯下令鞭打赫勒斯滂三百下，将一副脚铐投入海中，并为海峡打上奴隶的烙印（《历史》：7.20-24，33-37）。

[7]这个难以考证的人物，实际上承担了《波斯人》一剧中由波斯长老（通常为王族与贵族元老）组成的歌队的角色，他的出现为故事平添了些许戏剧张力。

[8]Emily Baragwanath, Motivation and Narrative in Herodot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apter 2 “The Homeric Background”, p.35.

[9]Darien Shanske, Thucydides and The Philosophical Origins of History, Cambridge (Published 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9.

《当代比较文学》第二辑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