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比较文学】蒂莫西·布伦南|爱德华·萨义德与比较文学（上）
编者按
蒂莫西·布伦南的两万多字长文以纵横捭阖的视野和行家的口吻，向我们娓娓道来萨义德学术话语的内在理路，以及他所处的时代的思想动向和美国比较文学机构对学者的人格塑造。因全文较长，故分作上、下两期推送。全文共五节，本期推出第一、二节。为便于浏览，推文删去了脚注和译注。全文请见《当代比较文学》第八辑。
爱德华·萨义德与比较文学
蒂莫西·布伦南 著 王立秋 译
内容摘要：1969到1979年间，爱德华·萨义德重新定义了美国比较文学，他提出了各种用语，树立了一座新的批评的先贤祠（维柯、施瓦布），最重要的是，他还设计了一种方法。身处两代人之间，面对两种不同的欧陆移民——语文学者和文本主义者——萨义德通过重新诠释前者，胜过了后者。萨义德双管齐下，论证火力全开，反对新批评的形式主义及其近来在“理论”中的化身。借助这些论证，他通过强调形式的位置性和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智力的可传递性，逐渐拆除传统比较文学大厦。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权威也弥漫开来，形成一个可感知的氛围。
关键词：爱德华·萨义德 比较文学 世界文学 语文学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1935-2003）
爱德华·萨义德的权威，从根本上说，一直是文学上的。理解并且不低估这个事实，至关重要。他在历史、地理、音乐批评、政治评论、揭露黑幕的新闻写作和巴勒斯坦运动等如此之多领域中的地位，都从属于他在1966到1975年间，在比较文学领域超前确立的显赫地位；并且，在他不断创造奇迹的那些年（1975—1992）里，他也是通过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转义，表达了他的政治和社会想象。
但对他来说，文学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主的”，我们可以根据它在多大程度上不受时间限制、蕴含多少反律法（antinomian）的能量，评价它的好坏。散文杰作（他不会畏惧使用这个词）不但像索引（index）一样指出了它们被世界上相互对抗的物质利益所淹没这一事实，也是一种避世之所。它们是这样的文字发明：其社会价值是非功利主义的、充实的，但又不只是如此。这些看法形成了矛盾的两极，因为它们既回避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学介入”概念，也回避与之相对的，把政治语义化的做法——在萨义德声名鹊起的那几十年里占主流的语言学和文学理论中，不乏这样的操作。
萨义德不但唤醒、提倡，更具体展示了批评在科学时代扮演的拥有特权的社会角色。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陷入以利维斯（F. R. Leavis）等前辈为典型的传统“文人”的反现代的美学拒绝主义（anti-modern aesthetic rejectionism），也没有落入恰好与之背道而驰的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窠臼，后者反过来对话语系统做超现代的、神谕般的评注（在萨义德看来，这样的评注令人不适地分享了许多科学的，与神学类似的终极性［finality］）。萨义德用一套丰富、积聚的习语（其中充满了谈话式的“借题发挥”和涉猎广泛的“档案的迂回”）制作了一种文学话语，这种文学话语使文本（texts）与其文本性（textuality）错位开来，并用智识行动的感官模具来重铸它们。萨义德怎样使文学批评变得权威，目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但这方面的成就却是他对比较文学的贡献的核心。
Part 1
萨义德的人格面具（Persona）
萨义德在他第一部重要的批评之作《开端》（Beginnings,1975）中就详细论述过“权威”（authority）这个术语，他通过联系作者身份（authorship）考察了这个术语的词源：智识意志的意向性（intentional）行动。就像《开端》的副标题《意向与方法》（“Intention and Method”）所强调的那样，这个概念对他重新发明比较文学领域来说至关重要，特别是因为它是如此明确地与当时流行的观点背道而驰，那种观点强调语言的匿名性（anonymity），（所谓语言的匿名性，指的是并不存在一个先在于语言的主体，因为）主体（本身就）是通过被继承、被强加的语言规定生产出来的。为此目的，萨义德不但致力于创作一个书面文本的“身体”，也致力于创造一个智识行为的生活范本，而他对比较文学的再定义，则起到了策动这个更大的事业的作用。萨义德发现（说发明不准确）的与其说是一种新的阅读原则或一种文本主题化的新方式，不如说是一种方法。虽然萨义德以一种非规定性的方式来呈现这种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依然对希望获得（用他的话来说）“质量、密度和参考权力”的知识分子提出了要求。初版原文为“这种方法依然对（用他的话来说）希望参加‘文化内和文化间’的斗争‘这出文化大戏’的知识分子提出了要求”。
萨义德《开端》，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萨义德指出，人文主义者强烈的求知欲、驾驭言语的能力和广博的见识，有把自己塑造为权威的力量，这就给了他们胜过乏味的军事、市场和媒体专家的优势。批评家的人格随认识的刺激而绽放，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萨义德的写作一直是传记性的。它几乎完全就是在和读者一起玩味非凡个体——雷蒙德·施瓦布（Raymond Schwab）、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塔西娅·卡里奥卡（Tahia Carioca）、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的典范人生。但他的写作也是自传性的，并且不只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它依赖人格面具的创造，而人格面具在萨义德这里，是一种独特的，（个人）发明与环境的组合。
不要忘记，萨义德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英文和比较文学系度过的。考虑到学界通常会把英文和比较文学系、和“外文”系分开，这本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混杂院系。但在这里，通过同时教授这两个领域，萨义德进一步撼动了一度牢不可破的盎格鲁-萨克森正典。而且，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最早承认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大学之一，1892年，它还任用了全国第一位比较文学教授，乔治·伍德伯里（George Woodbury）——萨义德不止一次自觉地引用过这个事实，但他同时也揶揄了伍德伯里式的绅士学者冒牌的“普世价值”，据说，这样的学者超越于“政治的领域之上” 。但甚至更重要的是，萨义德不同寻常地落在两代人之间。他是在二战后第一波来自欧洲的移民在美国学界站稳脚跟之后，在欧陆理论中截然不同的尼采式和海德格尔式的冲动占领美国学院文学界之前的这段时间里长大的，在那之前，美国学院文学界流行的，一直是“新批评”的形式主义细读模式。
萨义德的（既是继承下来的，又是自我创造的）人格面具虽然重要，却经常遭到误解。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只从他的巴勒斯坦身份和流亡经历的角度来塑造他这个人，而从来不考虑这个事实，即，他也是一个美国人，他的多语言背景从根本上说是多义的。他职业生涯的前半段都在自愿地、心安理得地被同化；他在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埃及度过的童年和在那里接受的早期教育让位给了常青藤会馆的绅士特权，后者同样起到了建构其认同的作用（因为在给予他讲话的工具上，这段经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疏忽的后果是，评论萨义德在美国的工作的人往往误解了他对“家”的认识。对萨义德来说，家与其说是字面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立场上的；与其说是原属的，不如说是政治的。流亡对他来说既是现实的又是观念的（ideational），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度赞许地谈到“能被”一些作家“有效利用”的“流亡的执行价值”。个人生活中的意外当然会影响理解，但萨义德特别想坚持的是，这些意外本身并不构成立场。反之亦然。意识形态的定位（positionings）也不免受累于同一类型的令人厌恶的死板，这种死板会随出生条件形成的束缚而来。这样，在反对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和福柯的“系统”的时候，萨义德曾评论说，他注意到即使是认属的（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或立场的）结构，在它们“抛弃了家族之后，又或多或少直接地把本应也一道抛弃的家族权威的骨架生产出来”的时候，也是危险的，而“支撑欧洲文学系的课程结构使这点变得再明显不过了。”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他进一步论证说，我们用来和“‘家’、归属、共同体”关联的整个意义矩阵，和对“国家权力”来说必要的“确信、信心、多数感”密切相关。这是一个典型的萨义德式的举动。家不但指一个起源位置，也指归属于那些有相同的社会观和意见（这些相同的社会观和意见又形成了一种崇高的民族—文化的一致）的人那里所带来的慰藉。此外，萨义德在这里想做的还包括：承认他在美国的特权地位（他以内部人士的身份精准地批评了这种地位，虽然是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出发），同时有意地拒绝他身为流亡的巴勒斯坦人被赋予的原属权威。他还探索了在宗派复兴和民族主义狂热时代“生产新的、不同的方式来构想人与人的关系”的迫切需要。不过，他要说的重点不是我们需要某种形式的（我们今天所谓的）跨国主义——他一直相信民族运动的必要性——而是我们需要彻底逃离地盘的范畴（sectoral categories）。因此，“（知识分子是一个）漫游者，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寻找他的材料，却依然是一个本质上在多个家之间的人……诸如‘外在性’和‘居—间’此类的概念……指的不是某种同道的批评折中主义。相反，它们描述的是一种转变，这种转变在自觉的作家工作的现实中发生”。这个从“位置的”（存在）到“立场的”（相信或认识）的转变在萨义德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萨义德因其性情和传记的定位而对 “好读书，而不求甚解”的做派（readerliness）有所反感。那种贵族式的业余爱好者的文学理解力是贫瘠的，不能生产出新的东西（effete）。但他又矛盾地为之吸引。在传统的欧洲语文学中，在神职人员的拉丁语给方言让路的时候，传统知识分子的自信的安逸和一种民众的、通俗的本能自然而然地融合到了一起。萨义德批评的敏锐便源自同样的“风格混合”。从1969年到1975年，萨义德双管齐下地建设起一个论证的武器库。他先是用这些武器来反对老一辈人文主义者（以活跃在他青年时代的主要批评家为代表，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博士论文导师理查德·布莱克摩尔［Richard Blackmur］）的形式主义，然后又用它们来反对信奉文本主义“理论”的温和造反派（萨义德认为，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前一批人的化身）。为理解萨义德的成就，我们需要把握他在表达（他的表达是一种伪装成妥协的论战）这个冲突立场（这个立场和他的同时代人的立场截然不同并经常被他们误解）上取得的成功。
正如我在上文指出的那样，萨义德对比较文学的重新描述提出了一组比文学理论本身更有抱负的命题。甚至在一本看起来是直接讨论这个领域的书《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1992）中，他也从对安德烈·纪德和乔治·安东尼斯的诠释出发，进而专注于帝国的地理和作为领土的地方，从而削弱了对“混杂性”和“迁移”的唯心主义强调，这些概念在该书出版之际颇为时兴。比如说，他的现在已经被用滥了的对位批评（contrapuntal criticism）就是混杂性的一个替代选项，这个术语唤起的意象，与其说是混合与协力，不如说是各有其方向的和谐与接触。无论如何，我们要是认为萨义德的贡献只是在空间上把英文文学正典扩展到法国、阿拉伯、北非和印度，或使“被认为”是他创造的后殖民研究最终（且太迟地）触及学院罗曼语批评的欧洲堡垒，就大错特错了。他以一种更加直接、更加调动氛围的方式——通过借助错综复杂的概念（诸如“异邦的”智识、“顺序的”vs“哲学的”推理、“原始的心智”、“世俗性”和“可传递的智力”此类），呈现了一幅统一的批评活动的肖像——逐步瓦解了传统比较文学的大厦。这些概念在他的作品中有力地,尽管不是那么工整地结合到了一起，而又因为当时萨义德的权威大到足以让这些姿态变成一种在他之后的其他批评家或多或少都会有意识采用的话语，所以，它们使后来重新定义比较文学的运动变得可以想象了。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Vintage出版社，1994年版
身为一个夹在两代人之间的怪人，萨义德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以学徒的身份进入比较文学的，当时，两种背道而驰的影响正在重新激活这个领域：一方面，是被翻译过来的、得到更新的欧陆语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在几十年后流行的解构的影响。在评估萨义德学术成就的多种方式中，肯定有以下的说法：萨义德通过用一套更具全球性、在理论上更加内行的习语重新诠释前者（欧陆语文学），而智胜了后者（解构）。
Part 2
对战争的一种回应
就当代形式而言，比较文学是二战后的创造，虽然它的起源明显要早很多。在17世纪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关于文类（诸如讽刺诗、戏剧、哲学诗和史诗）的比较研究和尼古拉·布瓦洛-德普雷奥（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的作品中，就已经有比较文学的意味了。夏尔·奥古斯丹·圣伯夫（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 在《波尔-罗瓦亚尔史》（Part-Royal,1840）中把这个术语纳入了他的批评词汇，不过它的今义在歌德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1827）概念中已完全成形。不过，就像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和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在《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1942）中指出的那样，这个领域内一直存在一系列的分歧，特别是在二战后。这些分歧是这个领域的两种相互竞争的冲动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比较文学想比较不同语言的文学；而另一方面，比较文学又想“识别总体的文学，这个文学的总体，被等同于‘世界—文学’，等同于‘一般的’或‘普遍的’文学”。
在19世纪，这些表面上易变的动机，被结合到一种对本质上共有的成分的宏大的分类学排序之下。人们以一种描述的冲动，来识别文学种类的物理特征。也就是说，（试图）简要地描述文类本身、风格本身和各种批评方式（作品批评本、文学史、文本阐释［explication de texte］、美学、语言学、目录学、词源学和比较语法）的特征——这种冲动，在韦勒克和沃伦自己的书中，在诺斯罗普·弗莱的《批评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1956）、奥尔巴赫的《罗曼语文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Romance Philology,1943）和萨义德对二者的修正即《世俗的批评》（“Secular Criticism”,1982）中都有所展示。萨义德的《世俗的批评》开篇就列出了四种常见的文学研究方式。
因为比较文学要求从业者既博学多识又专精于语言（这个要求是艰难而吓人的），并且常被当作天才精英或海外出生人士的专属领域，所以，在实践中，比较文学往往遭到误解。这样的研究也变成了“工具人”（utility players）、通用型学者的宿命——他们被迫一个人执行在正常情况下由多个教授来完成的任务，在这里教一点语法，在那里教一点理论，成了常被当作“半瓶醋”的“万金油”。尤其是，因为本科生通常达不到这个领域高得令人难堪的知识要求，所以，这门学科最基本的逻辑根据——语言的“多”——最终也只能以挫败而告终：老师们普遍地教一教翻译过来的名著就算完了。对文类的全面分类或对千年来文学语言的复杂比较，也被消解为几节文学鉴赏的入门课。最重要的是，20世纪70—80年代，在民族文学系的专一使命面前，比较文学（尽管它本质上是普遍主义的）又往往被看作一个零余的空间，变成那种精心打造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想法简单，只关注一个单一的主题）的“家”。这样，尽管非西方人在欧洲文学想象中的出现造成了一场认同危机，但人们还是能找到一门共同的学科语言来对它进行大规模的清扫。
造成这些离心力的，是如同一盘散沙的比较文学权威们，他们所立足的欧陆源头各色各样，有文学的也有政治的。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比较文学这个领域，本质上是因为二战后，德高望重的、博学的欧洲批评大师移民到美国才被创造出来的。不过，这种看法轻视了移民之间的对抗，也淡化了（尽管有时也会提到）移民的冷战背景——它是建设比较文学的动力，要借此为饱受战争折磨的西欧提供一种兼收并蓄的区域研究。至于对抗，尽管移民之间有一些共同点，但是，几乎没有什么能把埃里希·奥尔巴赫和列奥·施皮策更新过的人文主义语文学和历史主义，与韦勒克的新批评实证主义、西奥多尔·阿多诺的左翼-黑格尔批判理论的反讽化变种，或保罗·德·曼的尼采式反历史主义关联到一起，特别是在后者又回归到英德浪漫主义的常规话题的情况下。对冷战时代的区域研究而言，比较文学扮演了一个与之同根同源却恰好逆向而行的角色；比较文学的目的是生产一种在美学上精致的、非抵抗的模态，这种模态将把一整群人的社会学证据简化——就像在语文学中一样——为一组美学属性。
如果说这门学科的这一系列使命听起来有些令人困惑和自相矛盾的话，那么，两位在战后时期对比较理论产生深刻影响的顶尖人物的冲突，则在一定程度上捕捉到了它的实质。一方面，是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他是一位受过早期苏联狂欢能量熏陶的、信仰基督教的革命民粹派。巴赫金反对俄国形式主义者，他用一种直白的、明白无误的散文学（prosaics）——散文学这个词是他创造的，指对散文而非诗歌形式的历史研究——来对抗他们玩弄诗歌语言的偏好。他是这样从理论的层面来思考文学语言的，在他看来，下层阶级和被遗忘的语言共同体的通俗言语创造性地打乱了文学语言。另一方面，则是罗曼·雅各布森，俄国形式主义在西方的使者，也是“理论”来到美国学界时，地位崇高的结构主义代言人。
巴赫金和雅各布森
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那几十年里，只有少数美国批评家在感受力的层面上熟悉这两个传统。萨义德便是其中之一，尽管他顽固地拒绝和巴赫金打交道（虽然观点大不相同，但巴赫金又和萨义德本人一样对自己时代流行的那种僵化的形式主义和美学主义感到不适）。在萨义德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对这些学派的不兼容的立场的理解，或者说一种从整体的角度来评价它们的不同贡献的努力。这些是在其他人的作品中找不到的。这样，萨义德才能够指出比较文学在最大胆的时刻实际上可以比较什么。比如说，在《东方学》（Orientalism,1978）中，他就写到了智识意象的制造机制，写到了人们在创造文明的价值时所依据的标准和规则，写到了知识分子创造的各种知识装置及其通过不同水平的中介所产生的各种效果。这离他后来以文学学者的身份发表的谈论只有一步之遥：“从军火贸易和反暴动理论的角度来看……在游击队、沙特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在同一个段落中，他还谈到了设计这样一个“理论和智识视角”的必要性，这个视角将允许批评家“通过我以后会说到的那种文本研究中的全球主义”来研究这些关联。
萨义德《东方主义》，Vintage出版社，1979年版
但萨义德并不是在诊断比较文学本身。他对比较文学的制度史不是特别感兴趣，他也从来没有公开说比较文学一直是对战争的一种回应。当然，通常，人们会指出，现代版本的比较文学是在二战的危机后才出现的，主要是因为德国学者力图保护当时已近于灭绝的欧洲精神。但这种看法忽视了这个事实，即，歌德也是在拿破仑入侵之后才构想出他的世界文学概念的，而且这个概念在一战前夕的世纪之交又再次流行起来。1830年，歌德写道：“在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在谈论一种普世的世界文学，他们也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做，因为在被可怕的战事关到一起，然后又被四散扔出去之后，各民族都意识到，它们已经吸收了许多外来的元素，并开始自觉地关注新的智识需求。”
在正值来临的世纪里，欧洲大陆上充满了革命的动荡和领土的变动，而这些变化又有节奏地在殖民地的征服和再征服上投下阴影——作为对这样一个世纪的答复，比较文学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世界主义修辞。根据弗里茨·施特里希（Fritz Strich）所言，歌德以“贸易和商业世界”为线索，把文学想象为一个“世界议会”，强调它的“统一化、人文或同时代特征”，这些特征与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的纯粹相对。在19世纪末一战的预备阶段，这种世界主义的冲动又重复了一次，在柏林会议后各方不满郁积、普鲁士军事集结、俄英角逐阿富汗之际，这个领域第一次得到了正式的制度的承认：哈佛大学、苏黎世大学、里昂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索邦大学分别在1891年、1896年、1897年、1899年和1910年设立比较文学教授或讲师职位。尽管当代的说法是奥尔巴赫和斯皮策“造就了比较文学”，但他们的出现并非特例。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蒂莫西·布伦南（Timothy Brennan，1953—），明尼苏达大学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教授，主要研究和讲授智识史、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传统、前卫派、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理论、翻译问题和流行音乐。他有大量著作，其中包括《世俗的虔诚：非洲拉丁音乐与帝国的爵士乐》（Secular Devotion:Afro-Latin Music and Imperial Jazz,Verso,2008）、《立场之战：左翼和右翼的文化政治》（Wars of Position: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Left and Righ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6）等。他是爱德华·萨义德的学生和朋友，最近刚完成受萨义德文学遗产管理会（the Said Literary estate）委托撰写的萨义德官方传记《居无定所的心灵》（Places of Mind,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21）。
译者简介
王立秋（1986—），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比较政治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长期从事西方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的译介工作，现主要研究方向为非西方社会思想。通讯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哈尔滨工程大学35楼B栋507室，邮编：150001。
译文来源
本文译自Timothy Brennan,“Edward Said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Vol.33,No.3（Spring 2004),pp23-37。这篇文章后经作者增补修订后收入《爱德华·萨义德：解放和代表的遗产》一书，译文先依据期刊原版译出，再根据增补修订版校定。译文保留了原题，而没有使用后来的《批评家与公众：爱德华·萨义德与世界文学》一题。
文献引用格式
蒂莫西·布伦南,王立秋.爱德华·萨义德与比较文学[J].当代比较文学,2021(02):3-33.
投稿邮箱
《当代比较文学》投稿邮箱：ddbjw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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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婉婧
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所
http://bjs.blc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