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赢在起跑线上的竞争”毁了孩子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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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米粒妈频道

编者按：创新是决定中国未来国运的关键。在影响一个民族创新能力的因素中，教育是决定性的。马云为什么说“杭州师范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当下中国式的“多学一点、早学一点、学深一点”牛娃培养热潮，未必有利于创新。如果方法不对，学的越多可能越扼杀好奇心和想象力。我们的家长在不知疲倦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却不知道丢弃了比知识更宝贵的东西：好奇心和想象力。中国式教育，请让灵魂跟上脚步。

这几年世界各地的教育学者都想知道一个答案，为何芬兰、香港及上海的学生，在国际评估能力测试中，总是遥遥领先？

纪录片《走进东·西教室 之 上学为什么?》揭开了这一秘密。

这部由香港 now 新闻台拍给香港人自己看的一部纪录片，旨在探究芬兰、上海两地的教育经验对香港的启示。

它带给我的反思实在太多太多，看过之后，我迫切地想安利给你们。

纪录片的一开始，就分别展现了来自香港、芬兰、上海三个地方的小学四年级学生，分别过着怎样不一样的学习生活。

▉ 上海小学生的一天

10 岁的上海小四学生思毅，她的一天从吃完早餐，妈妈送她到学校开始。

这一天的第一节课，是 8：40 的英文课。

09：30 是体育课。上午几节课之后，12：30 是午饭时间。

午饭过后休息一会儿，思毅又要开始上课，这一课有三十五分钟做功课，还要即时交给老师批改。

04：30 是思毅的放学时间，外祖母来接她回家。

思毅到家是 04：51，第一件事便是写作业。

她今天的作业：语文复习第三课、背三个小节、预习古诗；数学有第四册八九页。

一个小时结束功课后，思毅顾不上休息，又开始练钢琴。

晚上八点，下班回家的妈妈，开始检查思毅的功课，向女儿指出功课的不足之处。

到了晚上九点，思毅完成预习，准备洗澡睡觉。

▉ 香港小学生的一天

9 岁香港小学四年级学生俊浩的一天，是从六点半起床开始。

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快速地洗漱，之后由妈妈陪同去坐校车到学校。

在学校上完一天的课程，04：30 放学后的行程是到补习社做功课。

完成数学功课，做英文功课，再做中文功课。

被问到平时什么时候离开？俊浩的答复是，七点到八点，有时更晚。

而被问到平时的功课是否比今天多？俊浩的答复是，平时有七至十多份，今天四份。

从补习社回到家中，妈妈与他有协议，在补习社完成做功课和温习后，他可以在家里想做什么都可以。

到家的俊浩是一天中难得的放松时间，看电视时，妈妈会给他端来一碗好吃的。

记录片中妈妈略有无奈和不满地说：

“他早上七点出门，晚上七点才回到家，足足十二个小时，太长了。功课少一点都可以，同一条方程式做十条，其实都一样，你一看就知道他晓不晓得，不用重复。”

而儿子俊浩在被问到，“如果让你自由选择，你明天想做什么？”时，俊浩开心地说，“坐在这里，然后打游戏”。

纪录片显示，香港学生的 PISA 成绩一向名列前茅，但代价是功课多。

国际调查发现香港小四学生每天做功课的时间，在全球四十多个受访地区中排第二高。

▉ 芬兰小学生的一天

地球的另一半，11 岁的芬兰小四学生 Kaius 的一天又是怎样度过的呢？

早上，他和父母一起吃早餐。

他对采访者说，一年级就开始自己上学，上学有时很开心，有些课堂很有趣，因为学习的方法很有趣。

到学校后，09：30 是小息时间，即使芬兰这天气温只有零下三度， kaius 也可以尽情玩他喜欢的运动。

芬兰人认为，只有足够休息，自由活动，才能好好吸收知识。

到了 10：00 数学课，孩子们才纷纷回到教室。

课堂形式也是相当轻松活泼，孩子四面相对而坐，有的孩子甚至坐在瑜伽球上上课。

11：30，午饭时间到了。

和国内学校食堂不一样的是，芬兰小学生是自主打餐。片中当被问到，“你们喜欢学校食堂的餐吗？”

孩子几乎异口同声的答复说“喜欢”。

12：30， kaius 上芬兰文课，他要设计一个报纸专栏。

到了 02：30 就放学了。

回到家后的 kaius，第一时间跟同学打游戏机，足足两个钟头。

然后再去学吉他。

到了 06：45，kaius 在晚饭前的半小时做功课。

做完功课吃晚饭，07：45 又到游戏时间。

片中，kaius 的父母表示，在 kaius 出生之前，家里并没有这么多游戏，因为 kaius 很喜欢玩游戏，所以家里准备了很多。

Kaius 的父母一致认为：功课不应该太多，玩游戏也不光是玩，他同时可以学到数算和数学，也可以学习胜利和失败。

“我觉得很好，我们人生中都会遇到挫折，我觉得 Kaius 现在，不论赢输也能好好应对，玩游戏是有帮助。”

差不多到了晚上八点半，Kaius 就要准备睡觉了。

这就是 Kaius 一天的学习生活，让人惊叹，相对于国内的小学生，芬兰的小学生简直太轻松了。

芬兰学校功课少、无考试。芬兰老师甚至认为，测试和考试只会给小朋友压力，妨碍学习。

纪录片中，有一个让我记忆犹新的环节：

香港教育学院的老师把芬兰小四的数学功课翻译成中文，然后把翻译好的芬兰数学、英文功课，分别让香港学生俊浩和上海学生思毅来计时做题。

香港学生俊浩在妈妈的陪同下，不到半小时便做完。

而上海学生思毅，英文大约十分钟就做完。

芬兰数学，在做到图形题时遇到一点困难，最后用了二十三分钟也做完。

之后换过来，分别让香港学生俊浩和芬兰学生 Kaius 来做上海的数学功课。

俊浩一开始在做上海数学功课时做得很顺利，但越到后面越难。做到最后，开始变得烦躁，坦言说，“上海数学根本就未学，十分难。”

而芬兰学生 Kaius 却要比俊浩更抓狂，在做上海数学功课时，Kaius 一直写写擦擦，开始变得烦躁，不停地表示，“我完全不明白”。最后用了五十分钟终于做完。

之后再换过来，让芬兰学生 Kaius 和上海学生思毅分别做香港数学和英文功课。

Kaius 在做了一个半小时后开始有点不耐烦，“我不明白，这个练习很长，我要在这里写些什么？”

面对儿子的沮丧和烦躁，爸爸也开始抓耳挠腮的烦躁不安起来。

而回到上海，思毅做香港的数学功课，大约 15 分钟就做好了。

她表示，香港的这份数学作业，在这里只相当于是三年级的题目。

但相对于数学，香港英文功课就要难得多了。思毅最后用了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都做不完。

看完这部纪录片，我感受颇深。整部纪录片不偏不倚，没有批判，却在客观的三地对比中有着深深的反思。

作为闻名全世界的芬兰教育，97% 的学生均入读公立学校，学校之间差异很少，没有名校的观念，不会分精英班，也不会排名次，没有升中压力。他们不鼓励竞争，认为学校的责任是帮学生发掘自己的专长和兴趣。

老师最大的希望就是让学生的学习充满趣味，让孩子一起参与课题设计，想要知道他们喜欢做什么。

纪录片中的公立学校的校长也表示，“我们的想法是，学生主导自己的学习，我们给予支持。”

“弹性，让精力用在最需要的学生，不对学生施加过多压力去评估他们，重要的是去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路，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

“我们会有小测验，但只是想更多了解他们学习进度，而不是为了全国的公开试。”

2000 年第一次评估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 PISA，芬兰打败众多西方经济大国，名列前茅。

三年后更脱颖而出，夺取了科学、阅读的第一。

但是芬兰的教育者却不在乎排名，他们认为，教育不是在于 PISA 成绩，而是有没有热爱。

芬兰教育法规定，授课时数每星期，不能超过三十五小时。

对比香港中小学生平均每周学习超过六十二小时，几乎是芬兰的一倍。

也就是说，芬兰学生素质（数学、科学、阅读）位于全世界第一梯队，做到这一点，他们却花费了最少的时间 ，学生的幸福感更强。

纪录片中一位来芬兰当交换生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在参观了一家公立小学后，总结说：

“香港人崇尚越多越好，我们要小朋友学十八班武艺，读很多很多书，背诵很多很难的生字，因为我们觉得越多越好。但这里的老师跟我说，数量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活学活用。”

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芬兰和香港小学生的区别：“你觉得他们（香港学生）是赢在起跑线，但其实输掉了学习兴趣。”

这句带有批判式的总结，虽然真实表露了对香港教育疲惫状态的不满，但“赢在起跑线，输掉了学习兴趣”这句话，恕我不能认同。

我身边很多学霸朋友，大都没有赢在起跑线而输掉了学习兴趣。

之前讲过的，我一个闺蜜，从小在台北长大，哈佛大学硕士毕业。她说，上哈佛最令她震撼的，不是白胡子教授和高深的课程，而是她的哈佛同学。不论白人黑人亚洲人，不论贫穷还是富有，不论来自欧洲、南美、非洲还是亚洲，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都差不多——都苦得很！

她小时候每周要上 8 门课外班（共 20 多次课），平时放学和周末要一个个去“赶场”，钢琴、英文、书法、绘画、乐理指挥、珠算、心算……

她问了一圈儿她的哈佛同学，不管来自哪个国家，几乎没有人小时候课外班上得比她少。

但她说，“苦”过来后，反而乐在其中：

“快乐的方式有很多种，追娱乐综艺、追星看演唱会，通过感官的刺激获得快乐是一种快乐；但埋头题海战术，攻克一道又一道难题的快乐和获得的成就感，是那些感官上的快乐无以比拟的。”

整部纪录片看到最后，我从整部纪录片的反思中，也得到了某种答案。

闻名于全世界教育的芬兰，全国总人口五百万，只相当于是北京一个朝阳区的人数。

有限的人口基数和发达的经济基础，当然可以允许他们的教育发挥个人最大潜能，实现教育的人人平等，真正做到全面提高国民教育水平。

可是，对于人口基数大，教育资源有限、竞争淘汰制的国家来说，芬兰式的“快乐教育”，终究不过只是纸上谈兵。

就像纪录片中，面对“各自有什么梦想？”这个问题时，三个在不同教育体制长大的孩子各自有不同的回答一样：

芬兰的 Kaius 说：做作家应该蛮有趣，因为我看很多书，所以我想写自己的书。

而香港学生俊浩说得则是：希望升读大学。

人只有在实现了眼前的基本需求后，才能真正畅谈梦想。不然，那就只是一句空话。

纪录片中有一个问题问：“为什么要读书？”

思毅的回答是：因为长大之后才会有出息。

思毅的回答，简单、直接、接地气，却让人无可反驳。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不就是中国孩子的真实现状吗？在中国，考个好大学，是改变命运最简单、最公平的途径。

换一句话来说，把芬兰小学生放在中国，和数以万计的中国小学生一起竞争，他们还能“快乐教育”得起来吗？说白了，这根本就不是同一起跑线的公平竞争。

芬兰孩子能快乐学习，归根结底是受大环境影响，他们不需要靠竞争来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相反，中国孩子的竞争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过不了这个独木桥，你就失去了人生的选择权。

看完纪录片，还有一个深刻的感受是，相对于芬兰的孩子和父母，不仅中国孩子很累、很苦，中国家长也同样艰辛。

在芬兰家长不用接送孩子上下学、不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辅导作业，不用为孩子的升学压力而忧心时；

中国家长要兢兢业业地接送孩子上下学，要郑重其事、筋疲力尽的辅导孩子上课，要忧心忡忡、提心吊胆、愁肠寸断地担心孩子的升学考试。

这就是两国教育环境的差异，但看清差异并不是为了两国教育体系的不同而忿忿不平、充满怨言；反而，正是因为看清了两国教育体系的差异，认清现状，才更要努力在这个大环境下，为孩子选择和指引符合他们发展的学习之路。

毕竟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为人父母我们不能，也不敢拿孩子的未来做赌博。

正如纪录片结尾所说的那样：

现在中国用淘汰体系，我的孩子不能被淘汰，如果我的孩子不做作业，如果我的孩子不上补习班，不做考试题，那他一定会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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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

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

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

70 后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之一

著有《下一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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