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科技领域每天都在发生颠覆性和打破旧记录的创新，这些创新正在改变零售、医疗、交通、经营和金融服务等各行各业的面貌。而在这些变化的背后，科技巨头们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政府与私营部门间的关系和平衡，而各国政府却还未意识到这一点。

网络空间已成为国际安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从伊朗黑客入侵沙特国家石油公司（Aramco）和朝鲜黑客攻击索尼美国分公司，到俄罗斯黑客对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性攻击都说明了这一点。在网络空间威胁发展的同时，私营部门也正在主动或被动地加强自身检测、验证和应对国家/非国家背景网络攻击的能力，受到攻击的私营部门有时会寻求政府帮助，而更多时候它们会先尝试自己解决问题。政府往往会认为自己应该主导国家或国际危机时的决策权，但越来越多的技术专家并不认可这种看法。在朝鲜黑客攻击索尼事件中，承担损失的是索尼公司、美国电影协会和院线业主，它们同时也承担了在平壤黑客攻击下继续保持正常运作的大部分责任。私营企业们已开始适应这样的变化。

目前像Google、IBM、Apple和Amazon这样的科技巨头在数字空间的某些方面已具有比政府更大的影响力，而过去只有被政府过度采购所扶植壮大的国防工业具有类似的影响力。但相对于谁的武器装备数量多谁就更有话语权的物理世界规则，网络空间使用不一样的规则。巨大的技术投资和日新月异的技术突破，令私营部门掌握了最好的算法、神经网络、预测分析和机器学习工具，即使拥有更多软件，政府也不见得能够在网络空间中压倒科技行业目前的技术质量优势。科技行业对热点事件的独立验证能力，也在某种程度上分流了政府权力。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也对俄罗斯是否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存在疑问，但在网络安全公司独立验证并提供证据后，美国公众就对这个说法深信不疑。与此同时，科技行业早已具备比政府更强的趋势识别、迎合个人用户需求和日常生活渗透能力。

科技巨头普遍存在的跨国运营，也在推动政府与科技行业间权力平衡的变化。尽管少数科技巨头与其所属国家政府关系密切——如华为与中国政府，但大多数的科技企业却并非如此。Apple是一个美国企业，但其消费者、股东、董事会成员、金融资产、供应链、研发团队和生产运营中心遍布全球。尽管如此国际化，但遵守各国法律仍是科技巨头优先度更高的目标，尤其是在隐私保护、知识产权、数据存储和配合政府执法要求方面更是如此。当前的国际规则并未对企业的全球运营环境做好准备，计划在2018年生效的欧洲一般性数据保护规定（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只是对科技巨头跨国运营提出明确要求的有限几个国际规则之一。

各国政府在国际关系事务中都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并拒绝在国际舞台上为后来者留出空间，但这从来都不能阻止后来者的登场。随着科技行业在国际网络空间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让科技行业在国际或国家数字空间的管理决策主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说法开始流行。实际上，Google在全球接触方面的广泛性上已超过当前联合国安理会的某些成员，或许联合国安理会中应该新设一个由科技巨头轮换负责的正式位置——尽管这个建议充满挑战，目前也很难明确什么体量或影响力的科技巨头才有资格参与国际安全事务，但不可否认的是，科技巨头的行为模式已越来越接近新兴国家，国际社会必须考虑它们对未来国际秩序的可能影响。

简评：

    如果以其经济总量和全球影响力来衡量，Google、Apple、Facebook等科技巨头实际上已超越一般的中小国家。而在阿拉伯之春、东欧颜色革命等事件中，尽管科技巨头并未真正参与，但以其为渠道所造成的最终政治、社会和经济后果，并不逊于中小国家间的武装冲突。这种趋势显然还将继续。各国政府对科技巨头的单纯压制最终可能收获适得其反的效果，在国际危机管理、国家安全风险识别等方面将科技巨头视作平等对话的合作伙伴，而非只能听从政府指挥的被动管理者，可能更容易得到政府和科技巨头双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而政府与科技巨头之间的协作，也将有可能从单纯的信息共享，转向更深入更紧密的人力与资源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