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真相（post-truth）和民意测验流行的当下，要预测某个国家是否可能发生政治骚乱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任务。

经济学家科利尔（Paul Collier）和霍夫勒（Anke Hoeffler）曾分别在1998年和2002年分析了收入增长减缓、自然资源依赖等经济因素如何影响特定国家的政治稳定，并指出人均收入低下是引发社会骚乱的主要导火索。而费伦（James Fearon）和莱丁（David Laitin）则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经济因素在乍得、苏丹和索马里所爆发的政治暴力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个理论可从国际国家风险指导指数（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Index）得到证实，苏丹在2014年的国内政治稳定评分比上年下滑15%，而人均收入增长率则从2012年的12%下滑至2013年的2%。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1997年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比1996年增加后，苏丹在1998年的政治稳定评分比上年显著提升。这也说明政治稳定与否是前一年人均收入增长所带来的结果。

但即便是世界银行也要承认经济因素在预测阿拉伯之春时并未起多大作用。国内生产总值、贸易、外国直接投资等常规经济指标，都显示阿拉伯之春所影响的国家在近十几年来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方面取得的成绩，但该地区却在2010年突然爆发了令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政府垮台的政治骚乱。

德国马堡大学的研究人员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提出了新的理论：在15至24岁的年轻人口占成年人口的比例超过20%之时，腐败将成为导致政治骚乱的主要因素。

学术界对人口构成及其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已进行过多年的研究，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他1996年出版的书《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中就分析了年轻人口是如何成为推动政治变化的主要因素。相关例子在21世纪的前十年出现了多次，年轻人在2000年南斯拉夫“推土机革命”、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2009年伊朗“绿色运动”和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都极为活跃。但25岁以下年轻人口的比例较高，并不说明某个国家必然发生政治骚乱，但如果该国同时存在政府高层的系统性腐败，那么情况就可能开始恶化。

政治学家诺达费尔（NatashaNeudorfer）和扎伊尔考夫（Ulrike Theuerkauf）在2014年的一个研究中指出，在大多数民众因为经济增长和投资停滞而困苦不堪时，腐败受益者仍能继续获益，这将对没有机会参与分配和缺乏经济机会的年轻人口产生特别巨大的影响。这类国家同样会将较大份额的国家预算分配给军队和安全部门，而忽视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投入，这种状况将强化年轻人口对包括极端主义在内的反政府活动的依附。尼日利亚学者奥诺哈（Freedom C. Onuoha）的研究就证明，伊拉克、叙利亚和尼日利亚广泛存在的腐败是如何帮助恐怖组织在年轻人群中发展大量潜在支持者。

伊朗是一个相当好的研究对象。该国在20世纪经历了结束其君主制统治的1979年伊斯兰革命，从那时候起，伊朗经济就开始依赖石油收入。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70至1973年石油对伊朗经济的贡献率少于1%，而随着1970年代的油价暴涨，石油在伊朗经济的所占比例从1973年的0.3%飙升至1974年的31%。而根据2017年的世界银行人口普查数据，从1960年至2016年，15至24岁年轻人口在伊朗成年人口中所占比例一直高于20%，尤其是1970年的33%增长至1979年的36%（36%也是伊朗人口历史上的峰值）。随着石油收入增加和相关产业的兴起，腐败也开始成为伊朗政治生活的一部分。1997至98年，15至24岁年轻人在伊朗成年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36%。随着主要得到年轻人支持的伊朗总统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上台，伊朗政治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而哈塔米政府也是伊朗政治历史上发生危机最多的时期。2004年，纽约时报就在一篇报道中指出，哈塔米总统曾抱怨每九天就可能发生一次政治危机，这令他所领导的政府陷入瘫痪之中。尽管伊朗各次政治危机最终没有导致全面的革命，但社会骚乱也时常影响伊朗政治。世界银行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伊朗年轻人口比例将在2050年下降至11%，这将显著地减少该国未来因人口构成和腐败双重作用而导致的政治风险。

伊朗只是一个案例。在加入不平等、经济增长、投资率、通胀率、政府开支、军费开支、贸易、生育率、政治体制等因素，并控制地理位置、地缘政治、文化与历史传承、宗教等国家间差异后，德国马堡大学的研究最终得出结论：年轻人在成年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20%时，较高程度的腐败将明显使特定国家的政治系统变得不稳定。

简评：

    德国马堡大学的研究成果——年轻人口所占比例和腐败与社会动荡的关系——可作为评估指定国家的社会冲突风险及其爆发时间窗口的重要依据。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上的许多国家都符合年轻人口众多及政治体制不健康这两个特征，我们有必要将上述指标纳入到国家风险评估体系中，根据目标国政治风险和社会人口结构制订更有针对性的风险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