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之争：决胜欧美产业链狙击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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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以安全保障为先导、以科技精准脱钩为抓手、以产业链整体竞争为基础的体系性阻击，我国决胜产业链狙击战应统筹处理好五大关系。

一、产业链发展优势与短板的关系

统筹产业链发展优势与短板的核心在于保持产业链的完整性。当前，我国拥有最全产业链、最大单一消费市场、最好要素资源红利、最优社会制度保障等四大突出优势，是我国产业链“搬不走”“舍不得”“回不去”“离不开”最大依仗和最大杀器。

对我国而言，保持产业链的完整性就是要实现零部件、原材料、生产设备、科研仪器、工业软件等关键环节国内生产，即在保持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综合成本优势的同时，不断完善资本密集型产业链生态圈，提升知识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度和含金量。

特别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加强对高技术环节垄断和封锁的当下，我国不仅要依托货物贸易传统优势取胜，还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物联网、人工智能、低碳经济等新经济，更要布局新能源开发、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5G、智能电网、医疗器械等未来产业，打破欧美国家对我国产业链分工的锁定。

二、自主创新与协同开放创新的关系

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缺失是阻碍我国产业技术链升级的“命门”。当前，我国产业发展面临高端领域受到欧美发达经济体阻击、低端领域受东南亚等后发经济体侵蚀的“两线作战”困境，最重要的突破之策就是以产业链为骨干，构建自主创新+协同开放创新的创新系统。

一方面，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优化基础学科结构和布局，积极开展应用创新、增量创新、集成创新、“范式创新”等，推动前沿、交叉和新兴领域科技快速发展，构建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自主可控，突破西方的技术封锁与管制，抢占科技创新的制高点和话语权。

另一方面，主动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支持外资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和参与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鼓励我国企业在海外建立创新基地，打造全球科技开放合作的优质平台。

三、产业升级与区域重组的关系

长期以来欧美—同盟国所构建的金融—工业型经济循环，就是通过跨国公司对核心产业环节和知识产权的垄断，阻断商品生产国与资源供给国产业升级的正常通道，使得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中低端（除了欧美的“仆从国”，如韩国、新加坡、以色列），并通过以高额的知识产权保护壁垒为核心的所谓西方经济制度安排和国际经济秩序，将努力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锁死且固化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中低端位置。

每当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到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的“临近点”时（即临近中等收入陷阱边缘），西方国家无一例外地通过“美元潮汐”洗劫他们，特别是产品生产国，如历经近半个世纪却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东南亚“四小虎”。

资源供给国没有逃脱被掠夺厄运，如引起石油危机、粮食危机，均是资源国反抗现行产业链固化的典型案例，特别是世纪之初的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和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其爆发的重要缘由无一不是与资源国抗争现行产业链国际分工相关。

作为全国最大且积极推进产业升级、最有可能颠覆现行经济秩序的“领头羊”，中国凭借着独一无二的四大优势，虽然基本顶住了美国贸易战、科技战挑战，但也持续遭受到西方体系性全方位打压。

面对未来更加严峻的政经制度性竞争，我国除了通过强大内需引领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外，还应优先联合遭受西方严重掠夺的发展中国家（如拉美、东南亚“四小虎”）、重要资源供给国（如俄罗斯、伊朗、非洲）等国家（地区），加快构建以中国消费为中心的产品消费—产品生产—资源供给的经济循环圈，形成区别于欧美掠夺为核心、多方共赢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国际产业链分工等级体系，集中力量共同破解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的千年“货与币”深层次矛盾。

四、弹性可控与竞争力提升的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各国不仅加快以医疗、核心零部件为核心的包括基本生活、产业核心环节相关的产业链本地化，还积极推动“中国+1”的多元化战略，有韧性、多元化和安全的供应链正加快替代原来以效率成本优化的全球产业链。

作为效率成本产业链布局的现行受益国，我国下一步应从产业技术先进性和自主性、供应链多元性和弹性、市场可替代性等角度，加快构建覆盖我国主导优势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管理体系，完善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生物医药等断链风险较大领域的产能备份和多元化供给方案，加大事关人民生命安全、产业安全、国家安全的应急物资储备，加快先进工艺、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的国产替代步伐。

同时，还要以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的链主企业和产业生态为抓手，加快完善双链式“链长”制，积极推进数字智能技术和品牌价值赋能，加快构建自主可控、配套完善、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圈。

五、海权经济与陆权经济的关系

从工业革命以来，以盎克鲁萨尔逊为代表的海权经济开始全面崛起，形成了海洋为纽带、港口为枢纽、江海为触角、资源要素高效配置的覆盖全球海权经济圈。

而作为农业文明地域扩张的世界岛（亚非欧大陆），因缺乏便捷低廉交通（海运和水运）网络而日益衰退，并在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冲击下，逐渐沦为以海权为支撑的海洋经济的原料资源供给地，直到陆海兼顾、拥有十亿人口基数、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特别是中欧班列高频次开通和欧亚便捷交通网络的形成，陆权附庸海权的500年传统格局才有所改观。

随着西方挑起中西方更加全面、更加剧烈的体系性对抗，我国也相应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新发展格局、“3+2+1”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应对举措，加快调整我国沿海与内陆、南方与北方的生产力布局。

从全球三个经济中心看，东亚是北美、西欧、东亚三个经济中心经济循环的枢纽，而我国更是东亚经济中心的“头雁”和龙头。近期，我国可借助中亚、俄罗斯、西亚资源，东亚+东南亚市场，中日韩消费中心，打造泛RCEP15国为核心的亚欧非大经济循环；中远期，我国可借助中俄全方位战略合作，整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特别是南亚、西亚、北非资源要素，围绕共建命运共同体，打造泛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为核心的全球经济循环，引领以世界岛为核心的陆权经济崛起。

面对日益剧烈的产业链体系竞争，我国需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紧扣构建自主可控、韧性多元、安全可靠、竞争力影响力强劲的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产业升级、产业生态体系建设，全方位服务高质量的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一、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构筑自主可控的全产业链

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是国家富强的根基。面对中美日益激烈的高科技竞争，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构筑以技术为核心的全产业供应链成为必走的突围道路。

一是聚焦重点优化高端科技资源配置。以重组重点实验室为抓手，聚焦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重大创新领域，在国家中心城市和关键枢纽节点城市组建一批国字头和省字头的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支持各省市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和研发机构，形成国家级、省级综合创新中心和区域创新中心建设。

二是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克“卡脖子”难题。以中美“卡脖子”技术清单为基础，以国家大基金为依托，集聚多方力量和优势资源进行集中攻关，尽快推进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的国产替代，完成关键核心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自主可控。

三是完善共性技术研发体系。鼓励各地联合科研院所、大企业、行业协会共建产业创新中心、行业研究院、新型共性技术平台，服务国家或本地区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解决跨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问题。

四是解除科技成果产业化瓶颈。紧扣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痛点、难点，着力在科研平台共享、科技金融产品创新、市场化技术转移和市场和中介服务、创新创业全生命周期服务等领域，加快探索技术成果转化与创新创业相结合的新模式。

五是全力推进双链式“链长制”。抓牢嵌入全球供应链中的龙头企业和关键核心环节，支持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与相关领域产业链供应链龙头企业深度对接，通过完善省市“链主+链长”双链式“链长制”，培育核心龙头企业和核心环节的“专精特新”企业，不断巩固、增强、创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加快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

二、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培育链接全球的世界级产业链群

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培育世界级产业链群的重要举措。

一是加快建设统一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紧紧围绕国内市场效率提升目标，以全国流通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统筹各级物流枢纽设施、干线路网、区域分拨中心和末端配送节点建设，从强化制度规则、保障公平监管、推进设施联通、规范不当竞争行为等多个角度，清除人才、技术、资本、信息、土地、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中存在的“堵点”“难点”，进一步改善内循环与外循环之间的转换与迁移，畅通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接和融合。

二是有效促进产业梯队转移。以中西部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为重点，进一步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沿海经济中心综合交通网络建设，构建多条东中西产业转移主通道，布局若干聚焦特定产业链供应链的国家级、省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有效引领东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梯队转移，培育壮大一批植根本土、贯穿上中下游和东中西，且具有较强全国影响力和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群。

三是激发东部沿海经济活力。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消费圈、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消费圈和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大湾区消费圈建设为重点，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加速推进高端创新要素向一线城市聚集，打造若干个世界创新带，引领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掌握全球产业升级和变革的主动权，实现由融入全球价值链向打造价值链和驱动价值链转变。

四是打造新型城乡经济循环。以城市群为依托，以都市圈一体化为重点，进一步提高核心城市交接区域、城乡结合区域、卫星城和周边县城的建设水平、产业配套设施建设水平以及公共服务设施保障水平，深化主城区、城市组团、周边乡镇之间的科技协同、数据协同、市场协同、金融协同、产业协同，实现城市群、都市圈建设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城市群、城市圈的产业链供应链水平提升与乡村振兴相衔接。

三、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快速发展，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持续提升。

一是加快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高速泛在、天地一体、集成互联、安全高效的信息基础设施为牵引，不断加快推进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打造普惠共享基础设施应用生态，加快形成与数字经济和智慧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新型融合基础设施体系，为培育发展新经济、衍生新产业形态、打造数字产业链夯实发展根基。

二是加快推进产业链数字化转型。以企业上云、智能工厂为依托，引导支持数字化转型供给企业将产品、服务同各个行业的生产实践、行业特性、知识经验等紧密结合，构建“互联网+”“5G+”等融合创新模式，培育壮大数据流动、资源配置需求响应业务协同的数字化产业集群，提升产业链现代化的水平。

三是谋划布局新应用场景。秉持产业生态圈理念，通过提升应用场景能级、构建应用场景体系、供给多元应用场景，打造若干个最适合本地主导产业发展的应用场景，完善“城市机会清单”和“场景营城”产品赋能机制，形成产品接入、场景实测、推广示范全流程场景生长链条，加速技术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四、创新产业扶持政策，助力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协同融合

创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导向型产业政策，推动产业政策由差异性、选择性政策向功能型、普惠型产业政策转型。

一是完善产业链创新政策。围绕产业链创新需求，健全创新政策法规体系，深化科技管理改革，优化科研项目、科技人才、科研机构等评价机制，完善涵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科技计划，形成面向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创新链体系。

二是完善产业链效率政策。引入“事后”产品质量和效益的主观和客观评价指标，设立产业政策竞争审查机制和产业链供应链共性问题攻关项目，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小巨人企业、单项制造业冠军企业，持续提升研发设计、金融服务、品牌营销等制造服务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全方位提升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整体效率。

三是完善产业链协同安全政策。对产业链供应链分门别类进行分析、评价，支持国内企业实施“备份技术”开发，建立健全产业链供应链风险预警机制，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采取“揭榜挂帅”和“赛马”等方式参与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同时，开展基础设施韧性评估，建立储备充足、反应迅速、抗冲击能力强的应急物流体系，提升对重大安全隐患进行预测和适应性调整的能力。

五、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构建以RCEP为中心的命运共同体

随着2020年底RECP签订，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东南亚内循环经济中心正加快形成。

一是积极推动环中国创新链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为核心，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依托，以中国制造2025十大领域为突破口，以原始创新+成果转化环为创新“磁场”，聚集中日韩、东南亚、海外华人等海外高端创新资源，完善从技术研发、技术转移、企业孵化到产业集聚、集群的一整套企业创新和产业培育体系，打造环中国沿海三大全球创新“塔尖”。

二是打造中国—东盟经济安全战略同盟。充分利用原产地规则，积极推动我国中低端“合意”的产业向东南亚友好邻国（如泰国）的外移，完善我国全球产业链的重点区域布局，加快形成以中国为核心枢纽的RECP国际分工网络。同时，加快完成南海共同开发相关协议，扩大澜沧江-湄公河经济安全合作机制，加快构建以博鳌经济论坛为先导、以RECP自贸区为纽带、以澜沧江-湄公河经济安全走廊为骨干、以南海共同开发为平台的中国—东盟经济安全同盟，排除域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无端挑拨和干涉。

三是推进亚欧非经济命运共同体。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按照“一带一路”路线图，有序推进中日韩三边自贸协定，深化中国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安排、中国—海合会自贸协定谈判、中国—非盟自贸协定谈判等，积极落实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加快将东亚太平洋板块与欧盟板块、非盟板块的中间地带打通，形成亚欧非消费中心-生产中心-原料供给的超大经济圈，实现亚欧非共建世界岛命运共同体的千年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