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战狼外交”

01

制裁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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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前天文章的继续，本文话题是中美阿拉斯加会谈的延宕。

上一篇文章《阿拉斯加会谈后，蓬佩奥大骂布林肯：他在中国面前丢了美国的脸》讲了拜登政府忙前忙后，就为了把安克雷奇变成宣告“美国归来”和“拜登不软弱”的大型秀场，没想到中方不配合，撕了老剧本，奉献给国际观众“打主人给狗看”、奉献给美国观众“不是拜登不想硬而是硬不起来”的双重好戏。

阿拉斯加会谈后，西方世界有那么一瞬间的懵圈，一些重磅的政策期刊罕见地沉默，一些之前敲锣打鼓造势的大报纸悄悄把话题撤下了头版，无论是消声还是低声，都透露出淡化3月19日会议影响的意味。

隔了两天，一些缓过来的美媒终于想好了角度。《华尔街日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了一篇评论，从题目就能看出想写什么，主标题“中国给拜登的警告”，副标题“对手们察觉到了美国的虚弱”。

《国家利益》则刊发了经济学家阿伦·托尼尔森的评论《美国本该离开与中国的会议》，配图和英国《金融时报》的一模一样，是布林肯会后接受采访时摘下口罩的那个瞬间，眉眼间透着一丝恍惚。

托尼尔森文章的结尾颇为耐人寻味：在川普四年混乱的外交活动之后，拜登的上台本来被视为“成年人回来了”，阿拉斯加的灾难现场说明布林肯等人为代表的拜登政府最高层外交官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才能“长大成人”。

无论如何，中方在阿拉斯加展现了姿态。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是“平视美国”。但对美国来说，有人举起了反旗，还跑到美国本土，抢走了原本布林肯拿在手上的高音喇叭，大声宣布了出来。

老大哥感觉自己丢了面子，地位遭受挑战，自然就要联合小弟，党同伐异伐中国那么几下。

3月22日，欧盟、英国、加拿大分别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宣布对有关个人及实体实施单边制裁。同日，美国宣布制裁中方两名新疆政府官员，声称是对欧英加制裁措施的补充。

还是引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题目写得清楚明白：“美国及盟友联合行动，对中发起制裁。”

吃瘪之后，美国要雄起一下，表明我不是好欺负的，老虎屁股摸不得。用其官话来说就是：“永远不要赌美国输。”

我们这边呢？既然在阿拉斯加开了枪，这时候就没有弓箭入库马放南山的打算，华春莹在记者会上直接回应：“历史和事实表明，这几个国家想当人权教师爷，但他们根本不配，他们既非圣人，更无实力。”

欧盟打的头嘛，那就先让欧盟的一些跳梁小丑也尝尝制裁的滋味。不要以为我们的制裁没用，事实上这套反制措施已经在前国务卿蓬佩奥先生身上试验过了，看看蓬佩奥下岗后的几次求职碰壁，比比他之前offer的月薪和现在的月薪，效果蛮好。

总的说来，这两天中西方的互相制裁，背后的逻辑大致如上所述。

02

两个极端：林则徐与琦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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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意料的，这个时间点，骂中方战狼外交的声音又起来了。

西方对手这么喊，我还能理解，我们国内一些朋友也跟在后面喊，说实话我是不太能理解的。

什么是战狼？21世纪的中国外交官到底算不算战狼？我想把这两个问题放到历史中去考察。

我以前写过林则徐和琦善的故事，这里再稍微复述一遍。

要说战狼，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货真价实的第一战狼。

1838年清廷大辩论，最终得出结论：不禁鸦片会亡国。林则徐旋即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奔赴广东。

1839年，英国领事义律本来想收买林则徐，没想到林则徐品性高洁，不仅不吃义律这一套，还把义律奚落了一番。当年6月，就上演了轰轰烈烈的虎门销烟。

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林则徐本着彻底的精神，一鼓作气，帮道光皇帝起草了一封给维多利亚女王的国书，经道光批准，托人带往英国。

这封国书就是著名的《林则徐拟谕英王稿》，写得洋洋洒洒，大意是尔等蛮夷素来恭顺，所以我们和你们通商，让你们富庶，你们的货物对我们可有可无，我们的货物却关系到你们身家性命，听话，以后不要再搞鸦片来卖了。

我们的货物关系到你们身家性命——这句话是有历史背景的，当时清廷上下，都认为洋人体毛丰盛，构造异常，不喝茶叶便会便秘，继而爆体而亡——不要笑，当时满朝文武确实都这么以为，所以林则徐在信中还优雅地提了 一句茶叶，算是隐晦的威胁：

信寄到伦敦，被英国外交部当成笑话，送去《泰晤士报》全文刊登，不久之后日不落帝国的炮舰就开进了浙江舟山。定海战役爆发，清廷战败，第一战狼林则徐靠边站。远道而来的直隶总督琦善代替林则徐，负责与英国人谈判。

如果说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战狼，那琦善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软骨头。

蒋廷黻先生在《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收集了有关琦善的资料，从中可以看出琦善这个人根本不在乎清廷1838年大辩论的结论，完全无视禁烟。相比林则徐的盲目自信——一方面认为茶叶是英国人的脉门一方面认为清军实力远在“舟车劳顿”的英军之上，琦善详细考察过英国人的军事力量，然后他就被震慑住了。

在1840年8月13日给道光的奏折中，琦善详细描述了英国战船的构造，果不其然，这招奏效了，道光也被震慑住了。

就在清朝君臣紧张地商量怎么办的时候，英国首相巴麦尊写了一封信给清廷，这封叫“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的信也很有名，我把其中可能最有名的一句话节选在这里：

英国要清廷割地，至于割哪里（后来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叫香港），全由英国领事看了再说，全权划定。

中国百年国耻，实由此句开始。

林则徐和琦善，开启中国屈辱近代史的两个人，不考虑别的方面，单从外交上的表现看，从一开始就给我们树立了两个参照物，一个极其刚硬，一个极其软弱。

两个都没带来好结果。

03

《辛丑条约》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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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阿拉斯加会谈之后，一张对比图火速在网上传开：

对于《辛丑条约》，许多人的印象是八国联军，是4.5亿两白银的赔款，是驻扎进北京的外国军队，是大沽口拆毁的炮台，是抵押的关税和盐税，是每个县衙门口张贴的“不准对洋人不敬”的告示，这些都很刺眼，但这里我特别想提的是条约的第二款——惩办祸首：

“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均定斩监候罪名，又约定如皇上以为应加恩贷其一死，即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均定为赐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均定为即行正法，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身死，追夺原官，即行革职……庄亲王载勋已于西历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即中历正月初三日、英年赵舒翘已于二十四日即六日均自尽。毓贤已于念二日即初四日、启秀徐承煜已于念六日即初八日均正法……将上年夏间凶惨案内所有承认获咎之各外省官员，分别惩办。”

这一点可能不少朋友忘记了，《辛丑条约》，是黑纸白字把杀主战派官员写进条款里的条约。被杀诸臣，不少是相当于英美内阁阁员的重臣。

当然，被杀的清廷官员并非全然无辜，其中有盲目冲动之辈，也有浑水摸鱼之徒，可是在寄希望于义和团扶清灭洋这一点上，他们没有太多区别。

1900年，又是一组硬与软的对比，前者是那些缺乏自知之明、鼓动义和团的宗室大臣们，后者是那位杀掉前者、喊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样的旷古绝句的老佛爷。

04

重新评估顾维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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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影视剧的正面宣传，顾维钧先生一直以“有理想有气节有才华”的外交家形象被大众熟知。

最近我在知乎和一位学历史的朋友就顾维钧先生的外交水平展开了一场小小的辩论。

我的观点是：在承认顾维钧先生是近代中国少有的大外交家且他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基础上，我们应该认识到其思想和实践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局限性。

引用《顾维钧回忆录》，我简单举三个例子来说明。

其一，巴黎和会上，列强不顾中方抗议，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许多人一般不知道的，是顾先生对列强的态度其实有蛮大的差别。

对英法等国，顾先生在回忆录中大加批判，不假辞色，但对自己留学且有不少朋友的美国，顾先生的态度就微妙得多了。他花了不少笔墨描述美国外交官芮恩施对总统威尔逊的抱怨，然后得出结论，威尔逊对日本的姑息并不代表所有美国人，许多同情中国的美国政府官员，对威尔逊的做法也感到不满。

我不知道是顾先生真的幼稚，还是因为长期留美让他习惯性地为美国开脱，美国使团这种“黑白脸”的小伎俩，居然真的换来了顾先生的感动不已。

其二，1926年的万县事件中，英国舰艇炮轰万县县城，造成千余名平民伤亡，过去屡次抱怨政府不给他谈判机会的顾先生，此次获得了充分的出场机会。但是，即使顾先生认定国际法完全站在中方这边，他仍然什么都没谈下来，最后只能在日记中痛骂英国强盗。

在我的印象里，顾先生对外交技术抱持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执著，也很享受运用专业知识为国家争取权益的机会，然而时不时的，《顾维钧回忆录》会给我一种错觉，似乎顾先生过度信任外交技术，多多少少有些忽视更重要的影响分子——国家实力。

这一点在第三个例子中体现得更为明显。1931年“九一八事变”，两个月后顾先生就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上任之初，他接到了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的私人信件。为了防止误会，我直接摘录《顾维钧回忆录》中原文：

顾先生为什么在国家遭受侵略之际还在为侵略者的外相而感动呢？因为他把自己代入币原的立场，认定“九一八”是日本少壮派军人擅自发动的，行动方式不为币原这种职业外交家所喜。

顾先生接着讲了一句让我感到很恐怖的话：

拜托！顾先生！现在不是外交家赏玩技巧的时候，现在是人家要侵略你的祖国啊！“为真挚感动”、“更巧妙更合乎常规的办法”，这个时候亏您老先生还说得出这些词！

前两年陆川先生拍《南京！南京！》，遭到毛尖教授的批评，说我们要提防“人道主义汉奸”。话虽然说得狠，但道理确实有几分。受害者不要自恋地去替侵略者忏悔，搞得他在你家里杀人放火很痛苦似的，要忏悔，让他自己去忏悔。同样，一个中国的外交官，在祖国遭到侵略时，也不要自恋地去体恤侵略者的难处，纠缠于哪种方式侵略你更“巧妙”。

《顾维钧回忆录》里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暂且举这三个，来论证顾先生的局限性。

与我争论的那个朋友的反驳，总结起来其实是一句话：顾先生当年面临的困难，我们站在现在是无法理解的，所以不要苛责他。

我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好承认是学科背景不同，分析手段不同，所以无法达成共识。

抛开网上的争论不谈，从顾维钧这位公认的民国优秀外交家身上，我觉得至少可以总结出两点：

第一，弱国无外交。

第二，要一个外交官坚定地站在本国立场上，有时可能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容易。

05

“战狼”再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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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举了五个有关外交的历史案例，其实也是五个坐标。

从林则徐到支持义和团的载漪等人，我们可以总结出战狼的真正定义——指那些不了解自己的敌人，却盲目自信，一味好勇斗狠的外交人员。他们的冲动，往往会引发悲剧。

而从琦善到促成《辛丑条约》的慈禧，我们可以总结出软骨头的定义——指那些忽视国家根本利益，只知强调敌我差距，无底线退让的外交人员。他们的无能，往往会引发另一种悲剧。

顾维钧先生是一个特殊的坐标，他的存在从反方向上证明了比外交技巧更重要的是国家的整体实力以及外交官坚定不移的立场。

把它们代入我们今天的现实中看。

阿拉斯加峰会上，布林肯开篇就踩踏的红线是什么？是我们的统一、我们的内政。

这算不算国家根本利益？当然算，毫无疑问算。

美方及其西方盟友的制裁，踩踏了我们的红线，要不要反制？显而易见，要。

我们有能力反制吗？我们搞清楚美国及其盟友卖力表演的原因了吗？我们的反制打到点子上吗？有，搞清了，打到了，所以拜登政府的如意算盘才会在国际和国内都落空。

我们一味好勇斗狠吗？没有，中国近些年的外交，一直是软硬兼备。为了签RCEP，我们向东盟等国做了让步；为了签中欧BIT，我们向欧盟适当做了让步；新冠造成非洲兄弟们财务困难，我们还适当减免了债务。中国不像美国，中国对东南亚、非洲等第三世界的国家的姿态一直很柔软。即使对欧盟，在不涉及红线时，我们的态度也是温和的。

参考历史坐标，再结合事实，能帮助我们更快认清我们现在的外交到底算不算是战狼外交。

依我看，平时到处咬人，没有食物时，连自己的伙伴都要啃食两口，像美国这样的外交，称作战狼才合适。

像中国这样的，只在根本利益被侵犯时才亮剑，只对流氓亮剑，只在流氓耍流氓时才亮剑，这算什么战狼？

外头那些流氓喊两声“战狼”也就算了，有些门里的人也跟在后头学舌学得热闹，图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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