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颖曜， 《同形与同源：与新制度主义对话的布迪厄》，《英国社会学杂志》，2016年第2期，第348-370页。

Wang, Yingyao.“Homology and Isomorphism: Bourdieu in Conversation with New Institutionalism.”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7, no. 2 (June 1, 2016): 348–70.

1983年的，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奠基作品，DiMaggio and Powell 的《关于“铁笼”的再思考：组织场域中的制度性同形与集体理性》（The Iron Cage Revisited: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发表。随后的1984-1995年期间，这篇文章引用高达556次，毫无疑问地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DiMaggioand Powell也因此将布迪厄的场域（field）理论引入到了组织分析之中。并且，二人也将布迪厄视作社会理论的认知（cognitive turn）转向的同路人。

而有意思的是，在此名篇发表之前，1979年，DiMaggio就已经较早地美国社会学，也是他第一次讨论布迪厄——发表了一篇对布迪厄早期作品，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and Culture, and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的书评。在这篇书评中，DiMaggio体现出受到布迪厄场域以及习性（habtius）概念的受启发。以此延续，才有了“组织场域”（ organizational field）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在组织社会学中的发展。

由于较早地、且较精准地抓住了场域这个概念（为什么没抓其它概念呢？），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奠基人们试图来说明一种现象：为什么众多组织都采取同形（Isomorphism）的组织形式（form）？

那么，同形（Isomorphism）这个概念，是布迪厄的吗？不是。但布迪厄却有相似的概念：同源（homology）——尽管这个概念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出现，但奇怪的是，却没有受到和资本、场域、习性之类概念一样的关注。

那么，这两个概念间是什么关系？布迪厄的场域理论（BFT）和新制度主义（NI）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耶鲁大学社会学系的王颖曜，在BJS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从相同点上来看，布迪厄和新制度主义都是起始于反对理性选择主义者和功能主义者对制度（institution）的主张，也认为社会行动多是前反思的（pre-reflexive），具有“想当然”（take-for-granted）的属性。当然，最明显的是，看起来，不管是BFT，还是NI，都是在场域层面（field-level）进行分析——先别管他们用的是field是不是同样的意思。

不过，这样的看上去的相似点，正如NI的代表人物，DiMaggio and Powell等人，吸了一点布迪厄，也就分道扬镳。

就同形与同源这两个观点来透视BFT和NI来看的话，NI的“同形”是指组织场域分析中，对多样性的反对，认为有一种同质性的强大动力，包括来自政府要求的强制同形性，来自各公司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模仿同形性，以及职业化专业化需求导致的规范同形性。

布迪厄的“同源”，则是指，跨越诸多场域或社会系统中的一些位置分布，依然能看到的一些结构上的相似性。（In BFT, homology describes structuralsimilariti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ositions across social systems.）

言之下意，同源比同形更多样化一点喽？！正如文中所说：Convergence versus convergence withindivergence ….In NI…. Within a field… In BFT, “resemblance in difference”.前者是，一个场域，是同。后者是多个差别的场域放一起看，有同。

但情况其实更加复杂——如若问起：是什么驱动了这样的合流？（What drives convergence?）如此一看，看似一点的差别，其实在不同层次可以观察到重要的区别。

首先，对行动（action）的假定不同。新制度主义是以认知转向，强调精神结构、或心理上对环境的适应，因而他们也思考向了认知心理学。而布迪厄可不吃这一套，他可是走冲突（conflict）路线来看行动。

从这个角度延伸地看，那么新制度主义和布迪厄尽管都用field，但意思不同。NI的场域是假定先有这么个环境，这么个可以划分出来的分析单位，而布迪厄是将场域看作是实践与历史的产物（Bourdieu argues that homology is aproduct of practice and history.）因而，二派的差别，进一步显示为：（心灵）图式的适应 vs. 依据习性的结构化（Schematic adoption versus habitus-informed structuration）

如果这样看下去，组织场域和布迪厄式的场域似乎都是一种单向的发展？布迪厄的理论其实并不尽然。场域与习性，受到位置（position）的中介作用。大家争斗的是那些潜在的位置而已，而场域也通过施压力于不同的位置，不管上位的是谁，都一样受到位子上的压力。因此，布迪厄的因果性更是循环的因果性（circular causality），而新制度主义的分析中则只有收—受（a sender and receiver），只是线性的因果性（linear causality），没有“位置”这样的循环中介。

分析下来，作者看似更爱布迪厄，但她却有组织社会学的回馈（——这样的套路也能在另一位华人社会学者刘思达合著的作品《场域与生态学》（field and ecology）一文中看到，本文将会在今后推送），也就是说，如果布迪厄更牛逼，那么组织社会学者过早了抛弃了布迪厄，太可惜，要回来捡的话，应该怎么捡起来呢？

作者提出的指引是：捡起新制度主义自家的diffusion（扩散？）这个次级（于“同形”）的概念，来思考布迪厄场域分析中的“携转”（transference）概念——这个过程推动了同源的产生。

而一旦要重捡起布迪厄，必须把新制度主义中“组织”看作不仅是groups，还是schemas（ewInstitutionalists have viewed culture not as a collection of inherentproperties attached to groups, but as detachable and mobile schemas andpresentations (DiMaggio 1997).

在做组织社会学分析中，也就可以分析，一个人的工作习性（the working of habitus）是如何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携于其身而转移的，以致影响了这个人对公司的规章制定与决策。同时，也可以分析很多个组织学意义上的场域的位置结构（the positional structure of fields）是如何周旋一些外来的影响（external influence），以及可以从纵向等级看待场域与（子）场域之间的关系（field-to-field relationships）（而不再是单个场域的组织形式）。

其实，话说回来，组织社会学者也不傻，他们也看到了1983年延伸出来的问题，以致在John Meyer提出要关注异质性、Frank Dobbin认为要关注结构对行动者的约制、Neil Fligstein认为以前的研究低估了行动者对组织场域中关于权力与控制的回应冲击。

以下是推送论文的目录：

1. Introduction

2. NewInstitutionalism and Bourdieusian Theory: similarities and exchanges

3. Isomorphismand homology: introduction

3.1 Isomorphism

3.2 Homology

4. Isomorphismand homology: comparison

4.1 Convergenceversus convergence within divergence

4.2 Whatdrives convergence? Schematic adoption versus habitus-informed structuration

5. Ontologicaland epistemological orientations: different notions of field and causality

5.1 Fields

5.2 Causality

6. HowBourdieusian Field Theory can be useful to New Institutionalism: diffusion andtransference

7. Conclusion

以下是从这篇文章的参考文献中挑出可以延伸阅读的部分

1. 批判文献（作者在文中要批判的对象）

DiMaggio, P. and Powell, W.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s and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Sociological Review 48(2): 147–60.

2. 关联文献（未必全部支持作者观点，但与其论证主题相关）

Emirbayer,M. and Johnson, V. 2008 ‘Bourdieu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Theory andSociety 37(1): 1–44.

P. Gorski(ed.) Bourdieu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Press.

Martin,J. L. 2003 ‘What Is Field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9(1): 1–49.

Lizardo,O. 2012 ‘The Three Phases of Bourdieu’s US Reception: Comment on Lamont’,Sociological Forum 27(1): 238–44.

Koelble, T. 1995 ‘NewInstitution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Comparative Politics27(2): 23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