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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

掌上金昌 2018-09-10

多余的话——

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胡适突发心脏病去世。在酒会上他情绪激动地说了最后一句话:“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故事,说的是20世纪50年代,胡适儿子写了一篇《人民公敌我的父亲胡适》。《纽约时报》记者问胡适,为什么连你的儿子都在骂你?胡适回答:“比言论自由更基本的自由是沉默的自由,中国人连沉默的自由都没有,我的儿子做的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以消灭人格尊严为目标的政权,总是热衷于让身陷囹圄者出丑。这是极恶。今天特发表北大贺卫方教授的一个演讲,以纪念这位先哲。


先来听一首,胡适的诗歌谱曲的歌《兰花草》,这首歌在台湾几近家喻户晓



贺卫方: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 


——在2008届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致辞(或告别演讲)


各位亲爱的毕业生同学,各位尊敬的学生家长和家人,各位尊敬的嘉宾和同事:


刚才苏力院长说他的演说不是那种标准的毕业典礼致辞,也许他是想把标准的留给我,因为我提前起草了今天的讲辞。在中国的法学界,也许我是演讲最多的几位学者之一了。但是以往却很少写出讲稿,但这一次却非同寻常。第一个原因,这是我十多年来在我们学校典礼场合讲话的第一次,按照常规,典礼致辞还是要体现一种庄严的特点的。第二个原因,刚才主持人已经告诉大家,我是刚刚从机场赶来。


这几天在瑞士离日内瓦不远的一个叫做纳沙泰尔(Neuchatel)的城市开了一个会,会议纪念当地出生的著名国际法学家瓦泰尔(Emerich de Vattel)的著作《万国法》(Le droit des gens)出版250周年。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贸易,曾经托人把这本书的几个片段翻译为中文,这是国际法在中国的第一次翻译,也是瓦泰尔著作第一次传播到东方。这也是为什么我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原因。按照航班行程,飞机应该在今天上午八点半降落首都机场,我们的典礼也是上午举办。我很担心航班延误,赶不上参加,就提前写好,以备“替身”代读。不过,幸运的是,我赶到了这里。


同学们,在经过了三、四年或者更长时间在这所校园中的学习生活之后,今天,你们到了要毕业的时刻。毕业典礼上师长们的讲话不免要叮咛嘱托,离情别意,溢于言表。在纳沙泰尔湖畔的这座瑞士小城,遥想各位,我不知对你们说些什么好。在北大的岁月一定给你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你们走不出的背景——不只是未名湖畔美丽的风景,不只是书本课堂里的熏陶和训诫,也不只是老师们各具特色的风范,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所大学的精神,这种精神已经成为诸位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说到北大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不免产生一种不确定感。是的,这所大学百多年的历史内容是如此丰富,以致于对于什么是北大精神人们见仁见智,各说各话,一些解读差异之大简直让你误认为是在说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所学校!依我十三年作为本校教师的感受,我们学校最重要的传统便是蔡元培、胡适以及马寅初诸位校长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大学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独立即不畏权势,不媚流俗。自由便是在研究与学习中以学术与知识的本原为指向,不受任何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至于兼容并包,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独立与自由的结果,它们内在地要求我们容纳异见,心怀谦逊,因为在博大精深的知识海洋面前,没有霸权,人人平等。


去年年初,借到东吴大学讲学之际,我专程到台北南港拜谒了胡适校长之墓。看着墓前胡先生塑像那泰然自若的面庞,我不禁想起这位终其一生都在为学术自由和大学独立而奋斗的先贤的种种事迹。



他虽然早年就名满天下,但却总是把学术视为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业。他多次强调,凡成就大事业的人,都是绝顶聪明同时又肯下笨功夫的人。他的治学视野极其广阔,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涉足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宗教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并且在每一个领域里都取得卓越的成就。知识视野的开阔不仅让他在治学上触类旁通,而且对于国家、社会的发展走势有了更为健全的判断。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读他的政治评论,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对现代中国政治、宪政乃至法治应选取路径的论述是何等睿智、明辨,富于洞察力和想象力。可以说,胡适先生亲身参与了中国的宪政建设,从早年的人权论集,到晚年为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所作出的坚毅而理性的抗争,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为今人包括我们所有的法律人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树立了最值得效法的榜样。


同学们,在这个场合我谈这么多关于胡适先生的话,是因为他正是我们的先校长。古人所谓“道非身外更何求”,我们要学习自由、宪政、法治的精髓,探索实现它们的途径,一些外来学说与经验固然重要,但是身边的范例更是值得珍惜的本土资源,我们更应该就近取材、努力仿效。


胡适校长那种对知识的不懈追求,对于家国以及整个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和为人处事中体现的伟大人格都是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标尺与境界。在中国法治正处在攻坚时刻的今天,能够将上述三者结合起来至关重要。李敖先生曾建议在我们这所校园中树一尊胡适塑像,我很赞成;不过,比塑像更要紧的是,我们要让他的精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在这座校园里生生不息、发扬光大!


各位同学,各位同事,我在开始的时候说这次演说对我很特殊,也许应该加上一条理由:我也将和在座的各位毕业生一样,在本学期结束的时候离开这所学校。我犹豫再三,是否在这个场合提及这个话题。当然,说起来离开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只是人生旅途中的一次“驿站”的变换。“驿站”的说法或许有些消极,不过,“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从一个更高的视角看,人短暂的一生的确像是一个匆匆过客。认识到这种短暂,也许会让我们及时行乐,不过,我总怀疑,那种在紧张心态的压迫感之下的行乐是否会带来真正的快乐,抑或不过是困兽之斗。其实,我们更应该反思,作为人,快乐的本源何在?我们如何将世俗的快乐与精神的欢愉相结合,并且产生出一种行动者的力量?这种哈姆雷特式的问题经常在我的耳边响起,最终促使我作出了离开这一艰难的决定。


就像在座的毕业生一样,我这个在北大学习了十三年的老“毕业生”也要在这里表达自己由衷的感念之情。感谢北京大学,她让我在这里宾至如归,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家园。感谢法学院,感谢各位同事,这里的宽容气息让我这个多少有些异端色彩的教师如鱼得水。我要请求沈宗灵老师、由嵘老师、魏振瀛老师、张文老师、李贵连老师原谅,自己所成太少,有负你们的殷切期望。吴志攀兄、张守文兄,你们的厚爱应该得到特别的铭记。苏力兄,你作为人生的鼓励者、观点的商榷者以及我引为自豪的老朋友,请接受我的敬意和祝福——既祝福你,更祝福我们的法学院!


曾经有人调侃地说,假如没有学生,大学教师这个职业就是完美的。这样的玩笑也多少透露出大学教师职业压力的一个来源。不过,压力之源又何尝不是荣誉和幸福之源?请允许我说,北大法学院的学生们给了我最高的奖赏、最大的鼓励。多亏有了你们,自己才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教师生涯,才会有桃李满天下的自豪感。我愿意再说一次,“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和“北大法学院十佳教师”的荣誉将是我人生中永久的美好回忆!


说到这里,同学们可以看出,今年法学院安排我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效果:我送别你们,你们也送别我。送人者亦复被人送,劳燕分飞,天涯何处再相逢?好在世界已经变小,资讯传递迅捷,相见不难别才难。我期待着再相聚,愿心中的快乐与幸福以及事业的丰收与你们永远相伴!


谢谢大家!


2008年6月21日

源自贺卫方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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