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作品挑选合格的读者：哈罗德·布鲁姆的阅读实践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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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4日，美国文学的启蒙者哈罗德·布鲁姆去见他的莎士比亚了。
在批评史和阅读史中，布鲁姆显而易见更应当在后者占据他的一席之地，即便他绝对称得上是一名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他将莎士比亚视作西方经典的核心人物，并非出于某种精细的批评理论，而是因为阅读莎翁，让读者不论身处哪里，都有回乡之感。他的感化和侵染能力无人可比，这对世界上的表演和批评构成了一种永久的挑战。今天的莎翁评论，在布鲁姆的眼中早已完全背离了莎剧的审美价值高度，由此，他呼唤经典，并不断撰写融汇了自己全部身心的阅读经验，捍卫经典、保存经典，在阅读经典化和经典化阅读之间，为今天和未来的读者筑出一条通往经典的虔诚之路。
原文 ：《哈罗德·布鲁姆：在阅读经典化和经典化阅读之间》
作者 | 石家庄铁道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吴卉
图片 | 网络
普及：一种普遍性的误解
眼睛的阅读只是表层，心灵的阅读才能触摸文学经典的魅力
经典的真正普及——而非一般人的片段化阅读、警句式摘录——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个实现不了的乌托邦般的梦想，这是由阅读行为的私人化、个体性决定的。哈罗德·布鲁姆并不避讳这一点，2017年，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他直白地解释了《西方正典》只选择了26位作家的原因：“方便起见。我写了26个作家，这本书就已经够长了，我不能列举300个作家，那太多了。因为是‘西方正典’，很遗憾，这就没法囊括像《罗摩衍那》、佛教经典经和《道德经》那样的伟大作品。空间就那么一点。26个作家并非信手拈来，不过这也只是一个选择，甚至后边列的书单也很不充分，我选得很仓促，我没有借助任何书籍，只靠我的脑子。《西方正典》我得删减很多东西，也有很多我需要加进去的。”布鲁姆本人的阅读也同样如此，他在谈论莎士比亚时就说道：“尽管讨论政治或社会问题可能有助我们理解和欣赏但丁、品达、埃斯库罗斯、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李白，但这有什么意义？政治和社会问题不会像莎士比亚那样长存。人类的角色早已存在，人类的性格也是。但是没人知道如何去描写，甚至不知道怎样去认知人的不同个性，除了莎士比亚。”这无疑是一种相当个性化的表达，如果不是莎士比亚毋庸置疑的经典作家地位，必然又要引起一部分批评者和读者的驳难。
经典普及过程中面临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什么是经典？如果说这个问题尚且不太难回答，无论中西古今，稍微对文学有点了解的人，都能说出几部得到举世公认的经典著作，那么换一种表述再来讨论的话，就显得不容易统一意见了：什么不是经典？哈罗德·布鲁姆认为门罗、卡佛是二流作家，却把他的好友菲利普·罗斯视作在世美国小说家里仅有的四人之一，同时表示坚决反对哈利·波特文学和斯蒂芬·金，这些都是他眼中的三流作品，在它们身上耗费时间精力，就导致没有时间阅读一流作品。好比经济学中“劣币驱逐良币”理论，质量差的书也会取代好书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从而占据有用的时间。我们无需在此为任何一部作品做辩驳，单就他在反哈利·波特文学论争中的惨败，足以说明，经典文本的界定从来不是哪一个读者就能决定的。谁都无法回答，在莎剧（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中最通俗浅白的那部分作品）被接受过程中发生的“过去的通俗变成今日的经典”这一现象，将来是否会在哈利·波特们身上重演，而受到举世欢迎的《冰与火之歌》系列，谁又敢说百年后它不会成为20世纪末美国文学的当代史诗呢？
即便布鲁姆也提到坏作品永远是一样的，伟大的作品却千差万别，而不同体裁的伟大作品内部又有各种真正的分野，但读者又该如何分辨那仅靠朗读、无法透过显微镜观照的角落里藏的诸多“千差万别”？这恐怕正是他在《西方正典》2004年的中文版序言中所表达的真实含义：“正如我一些失明的朋友所证实的，阅读在其深层意义上不是一种视觉经验。它是一种认知和审美的经验，是建立在内在听觉和活力充沛的心灵之上的。我在这里不是要做关于阅读的说教，因为那样我就是在对可教者劝喻，而且有时惟恐会变成有关如何及为何阅读的传道士。”眼睛的阅读只是表层，心灵的阅读才能触摸文学经典的魅力。如果仅仅因为哈罗德·布鲁姆担心屏幕时代的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神性尽失、产生变异的神魔使得视觉文化终结想象文学，就把他看作一个经典著作的普及和推广大使，未免看轻了他在阅读和写作中展现的真实自我。毒舌如他，对阅读以外的一切并不投入兴趣和精力。
真相：我们从不缺乏经典阅读者
反讽不但可以帮你远离平庸，更有助于实现阅读的第一个原则，即清除虚伪套话，从而实现阅读的终极目的：认识自己、分享天性、重拾乐趣。
布鲁姆并非致力于经典普及，而我们所面临的情况，也并非经典文本得不到世人的普遍接受。相反，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乏大量阅读经典的人。从普罗大众到专门研究者，经典，一直是每个时代、每个民族的人们渴望并努力接近的对象。真正的难题是，什么样的阅读行为才称得上是阅读？这是一个很容易激怒人的论题。布鲁姆始终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因为大多数人强调的是“读”，而非读什么。他所坚持的观点，是阅读的乐趣是自私的，而不是社会的。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个体读得更广泛或更深入而直接改善任何其他人的生活，我们独自阅读，最终面对完整的自我。社会上有一种传统的希望，希望个人想象力的增长也许能刺激人们关心别人，但布鲁姆说他对此持怀疑态度，也同样对孤独的阅读乐趣带来的任何扩张能否增进公共利益持谨慎态度。正因为如此，当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读什么无关紧要、只要在读书就行的时候，阅读这一行为的意义，或者说我们探讨的“阅读”早已失去了它本该有的内涵。
这一思考，很自然地提示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如何读”的问题。“一部出色的小说家传记，例如乔治·佩因特的《普鲁斯特传》，对阅读是颇有裨益的，条件是读者必须懂得避免出色的传记作者所避免的错误，即过度以作家的生活来解读作品。更重要的是作家的作品，是普鲁斯特雄心勃勃的工程对作者本人的生活产生的影响。”布鲁姆的说法，是在告诫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必须把握好尺度，即读者的阅读经验、人生体验与文本、与作者之间的限度。一个好的读者，应当是在善于发现和铸就自我的同时，将隐藏于文本中的东西清晰地阐释出来的。这是接近经典、理解经典过程中最难能可贵也是最难以实现的一个部分。
讨论“如何读”，正类似于“文学传统选择真正的作家”，优秀的作品也在挑选合格的读者、合格的读书方式。宣称孤独阅读的布鲁姆看重的第一个原则，是借来的：清除你头脑里的虚伪套话。更准确地说，是清除那些洋溢着道貌岸然的陈腔滥调的讲话，是那些小团体的特殊词汇。这句话中的“你”看似有点难理解：究竟是读者还是写作者？
或者我们可以用第二个原则来反观“你”的身份：不要试图通过你读什么或你如何读来改善你的邻居或你的街坊。很显然，“你”就是阅读者本人。合格的读者不是一个说教者，真正的经典也不是为了向你说教。比如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那些明确表达中寓惩戒的小说或戏曲，没有什么能在文明演变中最终跃为经典。阅读清洗我们的无知，点燃我们的内心之光。
阅读的第三个原则，听起来与前者有所矛盾：你作为读者的发展的自由，是自私的，不过这点你大可不必害怕，因为如果你变成一个真正的读者，那么你的努力所引起的反应，将证实你会成为别人的启迪。这种由阅读自发引起的影响和启迪，堪称一个合格阅读者的标志，它甚至比文学鉴赏中“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更激动人心，毕竟人在潜意识中总有一个关乎“价值”的认定。阅读这种本应伴随终身、毫无功利可言的行为，在实用主义的影响下，也试图证明自己的价值。
接着，布鲁姆终于提到一个在语言层面与我们普遍的看法相接近的原则：要善于读书，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发明者。这种所谓“创造性阅读”的说法实际上取自爱默生，普通读者对此也并不陌生。但当我们窃喜终于触摸了一点阅读的门径的时候，布鲁姆却又给“发明”下了一个常人难以达到的定义：发明源自读者的自我信任，这种信任，是心灵的第二次诞生，而这第二次诞生没有经过多年深读是不可能的。可以说，这又回到了起初，在我们迈出阅读第一步时就要面临的难题：如何证明自我信任是可靠的？有价值的深读同样关注怎样铸就自我、找寻真实自我，这既是文学阅读的起点，亦是合格阅读的终点。
最后，布鲁姆狡黠地给出他的最后一个原则：寻回反讽。他借哈姆雷特向今天的读者寄语，反讽的丧失即是阅读的死亡，也是我们天性中的宝贵教养的死亡。这一原则不同于中国传统中的“微言大义”，我们的宗旨是“正”，他则侧重“反”，乃至于为阅读过程中收获的惊奇感欣喜若狂。因为在他看来，反讽不但可以帮你远离平庸，更有助于实现阅读的第一个原则，即清除虚伪套话，从而实现阅读的终极目的：认识自己、分享天性、重拾乐趣。
然而，成为哈罗德·布鲁姆这样的精英主义读者，何其困难？
身份问题：布鲁姆式阅读
与文学理论的关系
他想展现的，只是文学文本自身的多重性、复杂性，经典文学的本质是超越时空的存在，它不受任何一种理论的束缚，只在合格的阅读者的心中永恒。
文学批评，按照布鲁姆的理解，是经验和实用的，而不是理论的。所以，即使他坦承自己是马克·吐温的热烈崇拜者，可仍然认定美国文学的灵魂人物只能是惠特曼。但理论阐释的重要性，在经典接受中又是无法被忽视的。纯粹的感悟，只能使对经典的解读重新回到个体的私人阅读中，这对经典接受绝非全然正面的影响。
人们可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经典最终只能面向少数人。这并不是简单地对“作者已死”论的反驳或附和，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形象，也不过是一千个解读者树立自己阐释权威和意义合法性的手段而已。如同布鲁姆在最早的《影响的焦虑》中提及的那样，后代作家身上普遍存在一种焦虑，来自于前辈经典作家不能磨灭的影响。从今天看来，这种影响之影响，同样体现在当下的经典阅读和阐释当中。正因为如此，真正的经典研究者，即便他提出了某种标新立异的解读方式，其终极目的还是在寻求一种“呼应”，尤其是学界的呼应，有地位的理论家、批评家的呼应，而非网络大众式的哄抬。只不过，被影响者也同样渴望成为影响者，施-受关系在微妙地转换着。
承认布鲁姆在阅读史上的独特地位，与遵照他的文学批评并不矛盾。但如同他屡次强调的阅读的个人经验特点，文学批评的指向依然是读者自我：“如果批评在当前还有一个功能，那就必须是针对这个孤独的读者，她为自己而读，而不是为那种被假定为超越自我的利益而读。”值得注意的是，从自我的角度阅读，从自我的角度阐释，并不意味着布鲁姆反对外在的理论，他所反对的，是作为某种隐喻、某种无意义的纯粹文辞的“文化资本”。它牵涉到的是当今由出版商、代理人以及读书俱乐部所组成的市场，有时候甚至是学术界和理论界的一种共谋。他不相信文学研究会有前途，但也并不承认文学批评的死亡。相反，他认为“作为文学的一部分，批评不会消亡”，只不过不应当让文学仅仅留在学院派的理论讲授或是验证中。
理论阐释容易让经典变成一种普遍共享的文化，这与布鲁姆的阅读追求有所背离。比如当他听从一位著名的批评家的建议，沉下心来阅读阿卜杜拉·贾恩·马哈茂德的作品后，并没有受到所谓的再教育，于是又回过头来告诉读者们他的真实想法：“既不是读什么也不是怎样读，我只能告诉你们我读了些什么并且哪些书值得去重读，这也许是对经典的唯一实践检验。”当理论阐释促使人们在阅读中追求那种容易获得的、到处可见的乐趣（因为善用理论批评的人习惯于结论先行），并放弃要历经艰难才能获得的快乐（用阅读和具体的文本去验证理论的对错），他的阅读实践就成为了用来抗争文学生产和消费方式的社会化的最好武器。当他说任何人都无法获得充足的认知力量去涵盖莎士比亚和但丁的时候，不能认作他是在卖弄或是表达认识的虚无论，他只是以一种更浪漫的方式告诉人们，这就是文学，这就是经典的意义所在。
在这个基础上重新看待布鲁姆一生的几次文学批评论争，或许能让人减少一些对他的误解，他的毒舌/尖锐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性格本然，而是一种真诚的疑惑。文学研究者变得不喜欢阅读文学作品，他们套用理论、远离文本，阅读一首诗、一篇小说或一出莎式悲剧对他们而言无非语境分析联系，意义、内涵成了外在赋予的结果，美学价值、种族论、阶级分析、性别决定论等等，文学成了服务统治阶级的神话，并由此诞生了经典形成的链条，而非“一段时间才能真切地看到影响所在”，所有这些现状，让布鲁姆不得不变成一个语言的斗士、论辩的枪手，甚至让他被誉为“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具原创性和最富煽动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
问题也由此而来，哈罗德·布鲁姆究竟属于哪种理论流派？除了他的阅读实践，布鲁姆的身份问题更为学者关注，在解构主义批评、接受反应批评、精神分析批评、人本主义、修正主义等诸种理论中，结论始终莫衷一是。他的《影响的焦虑》贡献了“误读”理论，使人们坚信他是一个解构主义者；他的影响研究又让学者坚称他是一个“读者反应批评”家；由于他充分肯定文学行为中人的主体性、主题性和构成性，对人的关注和关爱成为他“人本主义”的证据，等等争论互不相让，似乎他的每一种阅读实践都成了对此前经验的反驳，在他的阅读行为内部，本身就充斥着诸多看似矛盾的理论选择。这一现象，无疑是布鲁姆个人在阅读方面巨大的成功所导致。实践和理论的完美结合，使得他向世界输出一种新的理论，一种无法用任何既定的“主义”加以定义和界限的理论。最终，他想展现的，只是文学文本自身的多重性、复杂性，经典文学的本质是超越时空的存在，它不受任何一种理论的束缚，它只在合格的阅读者的心中永恒。
熟悉哈罗德·布鲁姆的人都知道他的那句著名语录：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他的这番话？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布鲁姆之于英语文学界，犹如钱钟书之于中国传统文学，他们并非完美无缺，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发展必不可少的推动者。对他们的关注，就是对如何用自我的声音面向世界的关注。正如布朗肖用连续的写作告诉世人“沉默”力量之伟大，用阅读对抗孤独的布鲁姆也坚持以自己的体验来回答每一个对经典阅读、读书意义有疑问的人：“尽管他没有使我更单纯、更真实、更属于自己，但我确实希望自己能变得更好（尽管我不能）。我的希望，似乎是一种美学现象而不是道德现象，因为契诃夫具有一位伟大作家的智慧，他含蓄地教导我，文学是善的一种形式。莎士比亚和贝克特教导我同样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阅读……为什么我们应当阅读，以及为什么我们只应当阅读最好作品的理由。”（《如何读，为什么读》）这是号召回归文本本身的布鲁姆，对“低劣”的今天做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86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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