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新人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上海市一批青年才俊逐渐涵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形成了具有上海特色的青年学人共同体，对于加强社科理论队伍建设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上海东方青年学社组织评选出了2020—2021年度“上海社科新人”，本报将陆续予以推介，聚焦其传承学术、创造思想、影响社会的使命担当。
本期推介上海社科新人是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林青副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理论研究。
原文 ：《推进生命政治学研究还需要唯物史观》
作者 |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林青
图片 | 网络
新冠疫情无疑是2020年以来全球最大的事件，疫情肆虐与抗“疫”让原本在常规时期所无法直面的现象悉数呈现出来。特殊时期的特殊状况让我们更加清楚地体会到社会的复杂性和诸多原本潜在于社会生活中的规定性。新冠疫情所带来的不仅是对专业医疗卫生领域的巨大挑战，也是对社会生活规范的重新思考，更是对社会发展理念的反思与警醒。新冠疫情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戴口罩、测体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到人口健康、城市（甚至国家）封闭等，这些都在刷新我们对于社会生活的体验与认知。原本在历史中才出现过的现象，如今已然进入我们的社会生活中。
在这样一种情景中，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理解这些行为和措施，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种例外的生活状态中达到自我理解？在我看来，生命政治学可以为我们面对上述问题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和理解方式。生命政治学从人口健康、免疫与社会共同体安全的角度，为分析应对新冠疫情的部分措施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框架。
生命政治学是由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并主题化的理论范式，经由阿甘本、哈特、奈格里和埃斯波西托的发展，如今已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尤其是在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围绕着疫情防控过程中的政策与人的关系，生命政治学再度成为热门的话题。我自2016年在《学术月刊》发表了《现代性与生命政治》以来，一直在关注生命政治学研究的相关进展，尤其重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下展开对生命政治学的分析和批判。
作为一种分析社会内容的范式，生命政治学确实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切入点和论域。福柯在生命政治学的语境中分析指出，17至18世纪前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治理存在着一个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首先意味着治理对象和权力类型的变化。福柯认为，生命政治关注的对象不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人口，这是一个新的社会对象；权力类型也不再是传统的“生杀大权”，而是走向对人负责任，也就是权力开始承担起对人口的责任。围绕着这些内容，现代社会建立起了一整套的社会治理技艺，比如人口统计学、社会公共管理、卫生医疗保健学等。这就是福柯所指认的生命的政治化。
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对于个体而言直接表现为否定性的权力，转化为以对生命负责任的态度所建构起来的诸多社会规范。按照福柯的理解，人口这个对象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在一般的社会条件下，人口会表现出一些恒定的指数，比如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等。福柯将这些相对恒定的指数视为“社会自然性”。换言之，人口这个对象有自身的“社会自然性”，尤其有内在的运动规律。而对人口的治理，不是建立在一种外在的判断和规定之上，而是要建立在对这些内在属性的认知和遵守之上。对人口的治理，在一定意义上只是对人口的整体状况进行评估、预测和调整，以及应对人口状况中发生的偶然事件，以确保人口的总体平衡。这就直接表现为“治理的节制”，即权力尽量少地参与这个过程。因此，福柯说，生命政治诞生于自由主义原则，而以人口治理为范例的社会治理模式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
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人口的健康首当其冲。在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看来，人口的保健问题是现代社会能够保持安全状态的核心论题之一。在生命政治学的安全观中，人口上升到与社会秩序和社会财富同等重要的位置。因此，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首先是确保人口的健康，其次是思考如何在此过程中重新恢复社会的整体安全。这就意味着在确保人口健康的基础上，我们还需有序地恢复社会秩序和社会财富的创造。
福柯之后，在生命政治学谱系中，埃斯波西托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节点。他直接将生命政治学与免疫、社会共同体的关系带入了大众的视野。埃斯波西托将医学语境中的“免疫”概念转喻为对社会共同体问题的思考。在他看来，免疫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表现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如果要维持一种健康的状态，就必须积极主动地引入“免疫”机制，即通过引入某些否定性的元素来激发社会共同体的“免疫”机制。
在疫情防控中，为了防止病毒的传染，通行的做法就是采取了与原本常态生活不同的措施，这些措施是典型的“免疫”逻辑，通过采取与原本社会常规运行相对立的措施来阻止病毒传播，以确保社会的有效运行。显然，新冠疫情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医疗卫生健康领域范围而成为一个社会事件。作为一种社会分析的范式，生命政治学为我们理解新冠疫情及防“疫”措施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视野。通过对这些原则的理解，也许我们可以在新冠时期的社会生活中达到部分的自我理解。
在对生命政治学的研究中，除了关注其基本内容及其社会效应，我尤其重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中反思生命政治学的话语，在理论上有自觉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识。福柯从对17至18世纪欧洲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的分析中总结出来的生命政治学范式，只是在社会直观层面呈现了这种新的社会治理图景，其本身却并没有揭示这种社会治理得以可能的缘由及其最终的社会目标。也就是说，福柯以一种新的范式来命名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但并没有对这种治理模式本身作出社会价值层面的判断。为什么生命政治在这种时代背景中诞生？其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这其实是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回答的。
生命政治学关注的人口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是一个没有社会规定性的概念。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是要将对象的社会历史规定性揭示出来。没有指明对象的社会历史规定性，就无法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会认为17至18世纪前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这种具有生命政治特征的社会治理？为什么表现为对人口承担责任的属性？福柯并没有直接指明其中的根本原因。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17至18世纪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蓬勃兴起的时代。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劳动力（雇佣劳动），劳动力的存在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有效地运转。在这种社会历史规定性中，人口才成为一个真正被关注的对象。
人口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其自身的原因，而是因为其作为一种整体的劳动力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这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劳动形式转变的结果，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以来特有的社会要求。如果不在这个维度上推进生命政治学的社会分析，就将只是在社会治理层面呈现了一种新形式，而没有抓住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同时，如果社会分析仅仅止于人口，而不是分析在整个人口存在中社会个体或者阶级的存在状况，那么这种分析模式就掩盖了人的存在的差异性、阶级的对抗性，也就掩盖了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真实存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鲜明地指出了人口概念的抽象性，而生命政治学对人口的论述仍然没有跳出马克思的批判。如果不去考察人口内部的结构及其构成，不去考察具体社会中人口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发现被其掩盖的社会问题。工人的生命，以及作为人口重要组成部分的工人阶级，如果仅仅从生命政治学所描述的人口范畴加以理解，就不能呈现出马克思所论述的生命、人口的极端扭曲和异化的状态。一旦我们讨论的不是抽象的、无属性的生命和人口，而是从社会关系中思考这些对象，真正的社会分析就开始了。
因此，在我看来，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推进生命政治学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这既是对生命政治学的批判，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对生命政治学的肯定，即将其转化为一种更加积极的社会分析理论。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97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