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由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指导，北京市垃圾分类治理促进中心、北京市石景山区阿牛公益发展中心主办，多家公益组织协办的“党建引领 多元共治——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论坛暨基层赋能培训启动仪式” 成功举办。
此次论坛，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特聘教授，英国布莱顿大学教授，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授玛丽·哈德受邀在主旨演讲环节做了标题为《研究助力垃圾分类项目设计——16因素可持续行为理论及其运用》 的分享，以下是分享内容回顾。
大家好，我是玛丽·哈德，复旦的一名教授。今天我想谈的是我们团队所做的一些工作，一些能够改善垃圾分类项目设计的非常有用的研究，即，16域理论模型的构建及其应用。首先我想说明，我们的很多工作包括我今天发言的幻灯片，都是由复旦团队的成员完成的。
这项研究，街道和地方政府有所参与，而爱芬是一个关注环境的非营利组织，也参与其中。我们想要了解的是，16域理论模型[1] 在幻灯片底部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潜在因素都在影响着厨余垃圾的分类实践。但学术理论是有局限的，它们往往局限于某一个或一些特定的学术领域。比如，“计划行为理论”只涉及到少量的因素，而且该理论的学术目标仅仅是去理解垃圾分类的意图。这些理论大都不太关注实践，不太关注实际发生了什么、有多少千克的垃圾被分类出来。因此，这些学术理论与实践需要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就是学术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差距。我的团队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可以真正帮助到政府和社会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研究的是“中距理论”。“中距理论”关注所有的可能因素，它几乎覆盖了所有相关的理论，通过这个理论能够产生一些“模糊因子”的“域”，这些“域”包括了所有的基于经验的因素，它们组成了一个类型学框架，一个许多因素的集合，其重点在于它们被设计成与厨余垃圾分类实践直接相关，这样就不存在理论和实践的差距。如果大家想要可预测的结果，或对相关情况进行诊断并开“处方”，那么这是非常关键的。这就是我们复旦的团队所做的事。 我们具体做了什么呢？我们收集了1990年以来，有关垃圾分类实践研究中的实际数据。图中这些数据点，都代表定性数据——描述潜在因素的定性数据。我们发现它们可以被划分为16个域，形成一个类型学框架。这个类型学框架包含16个模糊因子，比如（垃圾分类）知识、（垃圾分类）设施、结果等。不过这些因子需经严格定义才能形成类型学框架。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这个类型学框架和之前提到的垃圾分类实践联系起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个二维分析，有关实地活动与科学变量（16个域）之间的关系。这张图里有一个蓝色的小人代表现场调查人员，他可能是实践者、非营利组织或地方政府工作人员，或是熟知科学理论的研究人员。 关于数据收集，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清单”。这个清单必须非常细节化，保证收集到有效的信息，这样我们研究的成果才有真正的科学意义。数据收集不是盲目估计。（对相关指标的）定义都非常严格。现在我们已经有了16域类型学理论，也有了一个定义完备的数据收集清单，我们可以用这些来完成清单中所列举的事项。我们可以分析当地现状，评估政策意图与实施之间的差距。
我们先从第一部分谈起。现场调查人员手中有一张小清单，以下是我们使用“清单”进行诊断的具体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调查人员中的研究者和一线工作者要进行头脑风暴。他们必须相互交流，确保双方理解16个科学因素的地方案例是哪些。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对相关因素）进行“可操作化”处理的过程。接下来他们可以预估：（社区）是否会召开利益相关者的会议，有哪些因素可能被触发。如果（社区）会举行儿童活动，可能会涉及到哪些科学因素。 头脑风暴后，现场调查人员回到社区收集数据，进行观察，在每个社区做8个人左右的访谈。每次实地探访大概需要半天的时间。我们只需要进行5到8个地方的实地调研，或再稍微多一些。这不是为了取得代表性的、定量的数据，而是为了取得定性的数据。 我们现在就有了非常精确地反映实际情况的信息，我们确切地知道社区中发生了什么。正因为精确地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就可以进行判断，例如，没有人认为儿童活动会对这些因素产生多大的影响。而在垃圾桶旁边值守的志愿者的作用是提醒人们（做垃圾分类），并在“提示”因素项上打钩，如果他们还对居民进行了鼓励，也会在相关的选项上打钩。这样我们就了解了当地情况。 此后，一线工作者和研究人员需要再次浏览（数据）。因为我们既需要依靠一线工作者的判断，也需要研究人员的判断，从而决定这些实地活动的相关数据可以告诉我们哪些信息是有用的，哪些没用。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儿童活动不会触发任何因素，所以对儿童活动的投入并不是非常有意义。而我们发现分发厨房湿垃圾桶，让居民可以在厨房丢弃厨余垃圾，在这个案例中的作用也并不明显。而另一方面，垃圾桶旁边安排志愿者值守被证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是我们从实地研究中了解到的。
在科学因素这几行，我们可以看出“对结果的信任”因素作用并不明显。志愿者并没有对这项因素的改善产生作用，相反甚至是触发了一些消极性的因素，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自己是在被监视。另一方面，“（社会）规范”因素是由宣传活动触发的。这下我们就可以看出，科学因素在哪些社区较弱，在哪些社区较强，以及在哪些活动中具有相互作用。
现在，研究人员和一线工作者需与当地政府合作，寻找适合当地的“处方”，判断可能适合所有相关者都参与的活动是哪些。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机会，比如，如果志愿者在其他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或许他们也能促进“对结果的信任”因素，这样居民就会真正意识到垃圾分类的意义。或许志愿者还可以使“社会规范”因素的作用更进一步，他们还可以帮居民清楚地认识自己在垃圾分类中的角色。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并不是完整地对一个项目进行情况分析。 接着，我们会想出一些“处方式”的干预措施。过去，入户宣传仅仅被认为是对民众的科普。而现在，我们知道可以强调志愿者的作用。志愿者们过去认为他们只需要检查、提醒居民，甚至帮他们做垃圾分类。现在我们意识到，如果志愿者帮居民进行分类，他们其实会混淆居民对自己角色的认知。 垃圾分类是居民的职责还是志愿者的职责？基于科学理论，我们的“处方式”干预措施是“志愿者不要代替居民履行职责”。不管大家做什么，不要替居民去分类垃圾。同时，科学理论告诉我们志愿者应该是积极的，适当即可，无需过度热情，适当的积极就好。志愿者还需要进行一些人际互动，甚至也可以通过人际互动将垃圾分类的知识传递给居民。 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去实地做些实验了，大概5个社区就够了。不需要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社区样本，只要四、五个，或者六个。 第六个步骤是，对于大家的想法是否有效获得一个“感知”，大家需要对带回的研究结果进行疑难解答。一定要用科学的视角来看，而不是用政策的视角。政策的视角并不能帮大家解决具体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检验过去政策薄弱处的绝佳时机。比如，我们可能设想社区规模会是一个影响因素。但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发现并非如此。或者社区的新旧程度，又或是楼房的类型，比如是不是高楼大厦，但我们发现这些因素（对于分类表现）都并不相关。这些数据的获取在此时是比较有意义的。 设计出“处方式”干预措施后，可以再对其进行检验。我们也正是这么做的。我们在20个左右的社区里进行了实验，并设置了一些控制组，我们发现，我们的“处方式”干预措施与我们所看到的（分类表现）改进，呈现直接的、线性的相关性，而控制组完全没有变化。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好办法，可以继续进行推广。 接下来我们把实验推广到整个城市。我们知道，上海2019年实施的《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非常成功。2019年七月份之前，只有4000吨左右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而且还是被严重污染的。法律颁布后，我们每天都能分出差不多1万吨，而且有非常好的纯净度，受污染的量非常少。 前面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一部分内容，现在我们来看看清单中的类型学架构可以如何被应用在第二部分内容上，也就是去评估政策与实施之间的差距。这是一个“定时定点” 垃圾投放项目的例子。当我们实地观察不同活动时，我们可以判断出哪些活动是有影响力的，哪些没有，哪些在改善分类表现方面能够发挥作用。我们可以识别出较为薄弱的区域，可能需要进行改进，否则会造成真正的问题。比如，“便捷性”是一个问题，“角色的澄清”仍有提升的空间。在这个案例中，我们探访了大约六个社区，并观察了它们在不同科学变量上特定的情况。我们发现这种分析非常有用。它向我们揭示了政策意图和实践之间是存在差距的。 我们会用一些因素， 例如，用“角色澄清”来进行分析。我们会根据清单上的定义去检查（分类）情况好的社区是怎么样的，情况不佳的社区又是怎么样的。大家可以看到政策意图与实践之间存在差异的地方，这并不一定是因为实践过程中操作有误，原因在于实施过程并不总是依据科学的。人们会认为，某些激励措施或是某些信息对于实施是有帮助的。然而如果大家更理解科学理论，就会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 总的经验教训
最后，我想讲讲总的经验教训，以及如何延伸这项研究背后的科学和实践。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得到了很多成果，这里有关于“16域理论”的发表文章。我们发现了一些处于支配地位的因素。比如说，在采用16域模型分析之前，我们不确定在上海对居民及清洁工实施激励有何影响，经过研究我们发现这些激励在事实上并不重要，但是对于（居民分类）角色的澄清非常重要，另外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非常重要）。这些就是我们对于上海实施的具体措施的研究发现，其影响和支配因素会根据不同的情景而改变。这也是为什么不同的论文有着不同的结论，而16域模型（的分析）可以有助于厘清并理解现状。
在南京，我们发现，我们想知道一些社区实施的激励计划是否有助于推动分类成功，以及在社区中的人际互动和社会影响的重要性，我们发现事实上社会影响比预计的作用更大，这出乎了每一个人的意料。我们此前都觉得（给予激励）对结果是最重要的，但实际上不是，“社会影响”因素与它几乎一样重要。由于限制（垃圾投放的）时间，不方便性也已经成为一个影响因素。 所以总体来说，从我们的研究来看，我们目前可以分享给大家的是：社区的硬件设施必须没有阻碍。要检查它们有没有被（车辆等物体）挡住。另外在人与人之间积极传递相关知识也很重要。截至目前，我可以说，至少在上海和南京，人际互动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它可能是决定成败的决定因素。而经济激励并不那么有效，除非在一些特殊的情景下，它们不值得太多考虑。 社区中的社会规范和影响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当它给予孤独的老年人互相谈话的机会的时候。“定点”投放是“定时定点”制度的一部分，“定点”是很有效的，它可以产生巨大的分类效果提升。但“定时”不是非常有效，而且可能会削弱效果。 这是我们目前所发现的。但在考察以上提及的因素之后，如果大家去更细致地了解其他的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我们也许还可以得到更好的分类表现，并且不同的地方可能会有所不同。在未来，我觉得我们会得出和图中类似的模型，但我们还没准备好，我们还在路上。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关于中距理论的构建，大家可以查看论文《Theory-Building for Middle Range Prescriptive 》，我们用这篇文献阐述了此研究是如何开展的。
结语
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上海团队的成员，他们中很多人都可以为其他城市推动垃圾分类提供帮助。我们有李长军博士，他之前是我的博士后，现在是南农大的副教授。还有一个近期要毕业的博士生也不错。还有上海爱芬环保——一家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和我们合作很久了。我肯定他们会很乐意给其它城市提供建议，实际上他们已经在这么做了。我刚展示的清单，大家也可以使用。如果你们通过邮件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会发送给大家。团队的联系方式请查看上图👆
[1] “16域理论”是一种分类学研究，实践中可以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一种分析的方法。在不同的具体情景下（不同城市、不同小区等），同一种促进垃圾分类的措施可能激发不同的行为改变因素，形成完全不同的效果。基于16域理论，可以分析当地垃圾分类社区的现状并找到合适的措施，也可以后续评估政策意图与实际实施的差距。
阿牛生态 缘起于2016年北京辛庄村发起的“净塑环保、垃圾不落地”行动。2017年注册北京泽乡惠众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2020年注册北京市石景山区阿牛公益发展中心。团队以“不是有希望才去做，而是做了才有希望”为理念，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城乡垃圾治理入手，建立自给自足的生态社区，使“零废弃”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推动政府、社会、企业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