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南宋人高斯得以史才名世，参与了《中兴四朝国史》的编修。他所奏上论修史札子一道，是廓清淳祐国史编纂实情的重要文献。然高氏文集后世不传，幸由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方重见天日。也正因为如此，后人对这则奏议的断限不免受四库馆臣左右。本文还原乾隆年间馆臣辑佚、整理、编订高氏文集的流程，在此基础上梳理这篇奏议的文本源流，框定其上书时间，从而为廓清《中兴四朝国史》修纂的真实面貌提供文献与史实依据。关键词：高斯得；经筵进讲；《中兴四朝国史》；四库馆臣宋代官修本朝史当中，《中兴四朝国史》的纂修颇为仓促。苏天爵元末供职翰院，曾亲见前朝国史，其中“《中兴四朝史》诸传尤少”[1]，远不能令人满意。危素至正初年与修《宋史》，其《书张少师传后》亦称：“太祖至徽、钦列传，至为详备。至高、孝、光、宁四朝史，盖蜀人李心传氏所修，其阙漏不可计。心传亦以是论罢。”[2]元修《宋史》列传部分详北宋而略南宋，则与这一特点密切相关[3]，学者于此已多方辨正[4]。而探讨《中兴四朝史》纂修、流传情况，高斯得始终是无法绕开的关键人物。高斯得长年就职史院。理宗嘉熙二年（1238）三月，命“李心传为秘书少监、史馆修撰，修高孝光宁四朝国史、实录”[5]。十月兼秘书监，史职依旧[6]。高斯得作为秀岩门生[7]，一同参与了国史修纂。《宋史》本传称：“心传方修四朝史，辟为史馆检阅，秩同秘阁校勘，盖创员也。”在国史院中“分修光、宁二帝纪”[8]。淳祐二年（1242）四朝帝纪毕工[9]。然此后《中兴四朝史》的修纂陷入停滞，数年间志传几无所成。最终全书是否完成也颇成聚讼[10]。高氏既为中兴四朝馆创员，曾就其任内所见，在进讲经筵时纵论利弊，有奏文传世，可谓廓清淳祐国史编纂实情的重要文献。其进讲原文不乏对当时修史工作的讥评之语，如“更三史官，虚度岁月”，“规模不立，人情涣散”云云。该篇收入高斯得文集，《历代名臣奏议》、王圻《续文献通考》亦原文照录。高氏文集由其孙辈刊于元朝[11]，然刻本后世不传；幸由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差可仿佛。《大典》以外，《宋史》本传及《历代名臣奏议》尚有不少零篇断简，可补四库裒辑之缺[12]。惟其源出辑佚，旧貌难明，对这篇奏议的系年尚存种种龃龉。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洵属相关研究集大成之作，然其论述援据武英殿聚珍本及其衍生本之说，将高斯得进讲修史故事的时间系于度宗咸淳八年（1272），最终得出国势蹙迫之际未惶定稿的结论[13]，某种程度上偏离了《中兴四朝国史》纂修的真实情形。实际上，今高氏文集既为四库辑本，后人对这篇文献的认识就不免受馆臣掣肘。本文拟还原四库辑佚始末，推究致误之由，在此基础上梳理现存奏议文本源流，判定进奏时间，从而揭橥宋末修史的真实情况。四库馆辑佚《永乐大典》的工作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14]。据现存《大典》书前签条可知，《耻堂存稿》的签出应始于这一年，而发写、誊录[15]则不会晚于当年八月十二日（见图1）。有趣的是，《永乐大典》辑本现存两种迥异的流传系统。其一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据书前《提要》结衔日期，此本抄成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三月之前；其二为武英殿聚珍本，校定时间当不晚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其篇目、次序与文渊阁本差异明显。而抄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文津阁本与聚珍本依据了同一底本。篇目方面，文渊阁书前《提要》结尾称：“至乐语三首，体近俳优，殊非正格。今以原集所有，姑附录卷末，而于刊本则并从删削焉。”[16]文溯阁、文津阁本均予删落，然聚珍本则与此呼应：“至其宴赵尚书、徐知院、包知府乐语三首，体近俳优，殊非正格，谨遵圣谕，于刊刻时概从删削焉。”[17]今文渊阁本末卷较聚珍本及文津阁本多出《台州宴包知府乐语》、《宴建宁知府赵尚书乐语》及《建宁府宴徐意一知院乐语》三篇，与书前《提要》所记相符。删除此类文体当出自清高宗本人好恶。按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十六日上谕：据《四库全书》馆总裁将所辑《永乐大典》散片各书进呈，朕详加披阅，内宋刘跂《学易集》十二卷，拟请刊刻。其中有青词一体，乃道流祈祷之章，非斯文正轨。前因题胡宿集，见其有道院青词、教坊致语之类，命删去刊行，而抄本仍存其旧。今刘跂所作，则因服药交年琐事，用青词致告，尤为不经。虽抄本不妨姑存，刊刻必不可也……又如时文为举业所习，自前明以来，通人擅长者甚多，然亦只可听其另集专行，不宜并登文集，况青词之尤乖典故者乎？再所进书内，有拟请抄录之王质《雪山集》，内如《论和战守疏》及《上宋孝宗书》诸篇，词音剀切，颇当事理，竟宜付之剞劂，但其中亦有青词一种，并当一律从删。此二书着交该总裁等重加厘订，分别削存，用昭评骘之允……诸凡相类者，均可照此办理。[18]刘跂《学易集》、胡宿《文恭集》及王质《雪山集》均属《永乐大典》辑本。该上谕无疑对四库馆臣从《大典》中辑校前人文集起到起例发凡的作用。“乐语”与“青词”性质仿佛，馆臣对高斯得文集的处理尺度因抄、刻不同存在差异，其内在逻辑与此一脉相承。有证据表明，文渊阁四库本依据的是四库馆臣初次辑录的一个本子，而在聚珍本摆印之前，馆臣又对底本重加校订，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定本，后出诸本均以此为据。与文渊阁本相比，聚珍本及文津阁本增添了不少馆臣考订，皆以“案”字冠首，与原书注文（冠以“原注”）相区分。更大的不同体现在篇目排序上。以收录《修史故事》的卷二为例，列表1比较两个系统篇目排序： | |
| 【经筵进讲故事〔原注：咸淳八年三月，除起居舍人，尽九年十月，除工部侍郎〕】 |
| 五月初二日进故事〔原注：咸淳八年三月十月十三日进除起居舍人，尽九年十月除工部侍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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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渊阁本将修史故事排在咸淳八年之前，武英殿聚珍本及文津阁本则系于咸淳八年，二者日期亦有出入，当是辑校过程中出现了失误。文渊阁本抄成之后即入藏禁中，外人难得一窥；而聚珍版系统诸本则影响广泛。乾隆四十六年（1781）岁末，蛰居晋阳的卢文弨作《高耻堂稿跋》，云“世亡其集久矣，今此八卷乃从《永乐大典》中辑录者”[19]，其所见当为聚珍本，此时距该本摆印尚不足三年。其后聚珍本被辗转翻刻，民国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则据其晚出者发排，诸家庋藏无不由此而来。后人以此为据，将高氏上奏时间系于咸淳八年（1272）[20]。赵以夫始专其事，不知亟加纂辑……迄以夫之去，四朝传竟无一字。汝腾继之，当其任矣，而乃引嫌力辞。尤焴又继之，亦复控避，久乃就职。更三史官，虚度岁月，几及两载，实为可惜。[21]按，刘克庄《辞免兼权中舍第二状》曰：“伏躬念某昨奉御笔，令与尤焴同任史事。焴在职日久，所撰《天文志》已有次序。某在职日浅，当撰《地理志》。关会书籍未齐，每以阁笔为愧。”[22]又按，刘克庄于淳祐六年（1246）“十月时暂兼权中书舍人”[23]。则迟至淳祐六年，《中兴四朝国史》已有《天文志》诸志粗成规模。赵以夫淳祐十二年六月左右去职，高斯得此时“四朝志传竟无一字”，显然与事实不符。又，宝祐二年（1254）八月，谢方叔已进呈中兴四朝志、传；五年（1257）闰四月，程元凤续又进呈[24]。如果将高斯得奏议系于咸淳年间，称“四朝传竟无一字”，显然有悖于事实；而高氏既为史馆创员，众目睽睽下宣言此类毫无依据之辞，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不仅修史故事这一则，本卷其他篇目的奏上时间，亦多与聚珍本排布次序存在抵牾：【七月二十三日进故事】臣窃见比者江浙、闽中诸郡同日大水，流移人民动以万计，中外一辞，谓非小变。[25]按，《宋史·理宗纪三》记载，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六月“丙寅，严、衢、婺、台、处、上饶、建宁、南剑、邵武大水，遣使分行振恤存问，除今年田租”[26]。同年七月，高斯得在所上《直前奏事》中称：“臣窃见六月以来，饶州、衢、婺、台、处、严陵、建宁、南剑、邵武诸州同时大水，败坏官寺屋庐，流杀人民以千万计。父老咸谓数十百年所无。”[27]故此处“七月二十三日进故事”，显然应系于淳祐十二年。【九月初三日进故事】今日所甚病者，又在于二相矛盾，私意相持，坐视朝廷旷官废事，历岁踰时，曾不知恤。[28]
按，此处“二相”为吴潜、谢方叔。高斯得在《自叙六十韵》中叙述这一段经历称：“谢、吴对持铉，国势如舟偏。薰莸共一器，两党操戈鋋。予与赵徐辈，放逐纷联翩。吴公亦去相，国事堪潸然。”[29]据《宋史·理宗纪三》，淳祐十一年（1251）十一月，以谢方叔为左丞相，吴潜为右丞相；吴潜于次年十一月论罢[30]。故所谓“二相矛盾”，亦发生在淳祐十二年。可见文渊阁本排序更加合理。那么，《耻堂存稿》为何会出现两种面貌迥异的辑本呢？武英殿聚珍本书前提要末署“总纂官内阁学士臣纪昀，侍读学士臣陆锡熊，纂修官编修臣程晋芳”，考程氏生平，“四库馆开，以荐为纂修官。书成，擢翰林院编修”[31]。显然在聚珍本奏进前后，程晋芳参与了高斯得文集的辑校工作[32]。此外，有证据表明，邵晋涵也同高氏文集的整理编校有关。乾隆三十八年邵氏入馆，四十年丁母忧南归，至四十三年（1778）秋方入都补官[33]。乾隆四十一年（1776），丁忧期间的邵晋涵曾为张廷枚《国朝姚江诗存》作序，曰：“余考南宋诗人，若汐社、月泉唫社，见于人间仅数篇尔。余从《永乐大典》裒其散见者，而后高耻堂、连百正诸君子方成专集。”[34]《姚江诗存》编辑于乾隆三十八年[35]，这一年恰好是四库馆辑佚《大典》逸文之始。待四十三年邵氏还朝，《耻堂存稿》编校已近尾声。可以肯定，邵晋涵在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年间负责高氏文集的辑录工作。综上所述，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佚高氏文集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乾隆三十八年至乾隆四十年，以邵晋涵丁忧去职为下限。期间邵氏将《大典》佚文逐条签出、誊录，并分类排布、划分卷帙，形成了一个初辑本；抄成于乾隆四十二年的文渊阁本即依据此本，誊录过程中还替换了不少“违碍”字句[36]。第二阶段为乾隆四十年至四十四年，以武英殿聚珍本摆印为下限。邵氏南归之后，程晋芳代其董理高氏文集[37]，其间对初辑本进一步加工，重新整理次序，添加考订文字，并比照乾隆四十年上谕所定原则处理“乐语”一类文体。在此基础上完成重订工作；通行的聚珍本系统均源于此次重订本，文津阁（乃至于文溯阁、文源阁及南三阁）本亦据此抄成。或因程晋芳未能亲炙《大典》原文，而是直接在邵氏辑本基础上进一步加工，一旦失于考校，难免自出机杼，客观上扰乱了文集本来面目。经筵进讲一节年份舛错，与程氏后期修订不无关系。1.文本源流
今辑本文集并《历代名臣奏议》、王圻《续文献通考》都采录了高斯得经筵讲义，然诸家所记进呈时间均有不同。其中《名臣奏议》系于理宗淳祐十二年，《续通考》为淳祐二年。其抵牾原因至为明显，细绎原文可见，二者属于同一文本系统，而《续通考》的文本均为《名臣奏议》涵盖，文字歧异也没有难以调和之处，均可归为传写讹误的范畴。因此，《续通考》所收文本当源自《名臣奏议》，“淳祐二年”自然就是“淳祐十二年”传写之讹（文本比勘，详见表2）。 | | |
| 十月二十三日进故事〔据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武英殿聚珍本作“十月二十日进”。〕 | 理宗淳祐十二年，秘书少监兼修注官高斯得进修史故事，曰： | 理宗淳祐二年，秘书少监兼修起居注官高斯得进修史故事，其略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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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诸臣合立传而事迹无可寻讨者，且附他处，不必强立。 | 所有诸臣合立传而事迹无可寻讨者，且附合附处，不必强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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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庶几专力，速成大典。从之。〔原注：出孝宗皇帝实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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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月之内，抑何其轻易乎。夫神、哲、徽、钦诸臣列传，至焘之时已经四修三修两修一修。 | 数月之内，抑何其轻易乎。夫神、哲、徽、钦诸臣列传，至焘之时已经四修三修两修一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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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吏所供初草，大抵徒其私家所供志状，全未经史官考按。 | 院吏所供初草，大抵徒其私家所供志状，全未经史官考按。 | 院史所供初草，大抵徒具私家所供志状，全未经史官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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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史院官例多兼职，……有如焘所谓精力有限、详此略彼者。 | 兼史院官例多兼职，……有如焘所谓精力有限、详此略彼者。 | 且史院官例多兼职，……有如焘所谓精力有限、详彼略此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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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使诸史官用志不分，成篇可准，不致茍且灭裂，贻笑后世。取进止。 | 又使诸史官用志不分，成篇可准，不致茍且灭裂，贻笑后世。 | 又使诸史官不分，成篇可准，不至茍且灭裂，贻笑后世。 |
那么，《永乐大典》与《历代名臣奏议》各自收录文本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呢？从整体看，二者亦属同源文献，仅个别字句存在差异。而《大典》本“以百馀年间”至“易于成书矣”一句与《名臣奏议》、《续通考》相校，方知前者脱去了二十一字。【《永乐大典》辑本】以百馀年间历史官二百八十馀人所不能成之书，自诡速成，于数月之内四修三修两修一修，可谓易于成书矣。【历代名臣奏议】以百馀年间历史官二百八十馀人所不能成之书，自诡速成于数月之内，抑何其轻易乎。夫神、哲、徽、钦诸臣列传，至焘之时已经四修三修两修一修，可谓易于成书矣。[38]很显然，这失落的二十一字属于传抄过程中整行脱落。究竟在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呢？值得注意的是，《四库全书》均为满行二十一字，有证据表明，在馆臣辑佚《永乐大典》过程中，不少黏连草本及誊清本即以这一行款抄成[39]。就高氏文集而言，无论文渊阁本，还是文津阁本及武英殿聚珍本，均脱去这二十一字。据此推测，极有可能是四库馆臣在誊清黏连草本过程中出现了文字脱漏。而《永乐大典》庋藏中秘，虽与《历代名臣奏议》纂修时间相接[40]，但后者断不可能直接过录《永乐大典》，必另有所本。高氏入元而殁，其所著诗篇奏疏为孙辈汇刻。有元一代，朝野并无总辑前代奏议之举。可以肯定地说，《历代名臣奏议》应直接过录了原本高氏文集；而《大典》与《名臣奏议》成书时间相近，都利用了当时存于金陵内府的典籍。因此，二者所据或为同一部官藏本高氏文集。此外《名臣奏议》载高斯得咸淳八年、九年经筵奏事两通，为辑本文集失载[41]。若非四库馆臣漏辑[42]，则可为《永乐大典》、《名臣奏议》分别利用高氏文集增添一处旁证。至此，《历代名臣奏议》所收高斯得奏状的文本来源可以定谳（参见图2）。
永乐十九年（1421），诏命“取南京所贮书，每本以一部入北”[43]。高斯得文集亦随之北上。纂定于明正统六年（1441）的《文渊阁书目》著录有“高斯得《耻堂存稿》一部七册”[44]。此本（或其同源本）就是《永乐大典》及《历代名臣奏议》的共同文本来源。成书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的《内阁藏书目录》亦著录此书，题《耻堂先生存稿》，计七册，为全本，注云：“宋理宗朝秘监高斯得著，凡七卷，抄本。”[45]则迟至万历末年，此本尚为文渊阁庋藏；嗣后不见公私记载，至清初已不知所终[46]。那么，高斯得文集是如何进入明廷官库呢？沈德符称：“国初克故元时，太祖命大将军徐达收其秘阁所藏图书典籍，尽解金陵；又诏求民间遗书。”[47]勾勒出明初官府藏书的两个来源。有证据表明，高斯得文集曾在元末入藏翰林国史院，并用以纂修《宋史》。今《宋史·高斯得传》的篇幅远长于一般南宋人传记，通过梳理文本，可以清晰地看到拼接剪贴的痕迹：（1）李心传以著作佐郎领史事，即成都修《国朝会要》，辟为检阅文字。（2）端平二年九月，稼死事于沔，时大元兵屯沔，斯得日夜西向号泣。会其僮至自沔，知稼战没处，与斯得潜行至其地，遂得稼遗体，奉以归，见者感泣。服除而哀伤不已，无意仕进。（3）心传方修《四朝史》，辟为史馆检阅，秩同秘阁校勘，盖创员也。斯得分修光、宁二《帝纪》。寻迁史馆校勘，又迁军器监主簿兼史馆校勘。[48]该段文本拼凑痕迹至为明显。第（1）条“以著作佐郎领史事”当系于理宗嘉熙二年，在端平二年（1235）以后。很显然，（1）、（2）两条记载顺序发生颠倒。而第（1）、（3）条记录的是同一件事。从内在逻辑来看，（2）、（3）条时间先后排布颇为恰当，且文气通顺，前后转圜，一气呵成，应同属一源。而第（1）条记载显然有不同于（2）、（3）的文献来源。此外通过离析本传的材料来源，可以发现其中奏议部分均节抄、改编自高斯得文集。高氏文集由其后人刊于元代，因此不可能在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由伯颜船载北上。可以肯定，翰林国史院诸老所见本当源于元末历次文献搜集；而明代内府所藏抄本，极可能是胜朝孑遗。2.奏进时间
高斯得奏议称，自赵以夫总领史事以来，“更三史官，虚度岁月，几及两载”。赵以夫于淳祐十一年六月以吏部尚书兼史馆修撰兼侍读，始提领史职[49]；十一月提举秘书省，兼职依旧[50]。嗣后“几及两载”，恰为淳祐十二年。《历代名臣奏议》称“理宗淳祐十二年，秘书少监兼修注官高斯得进修史故事”，可谓由来有自。梳理高斯得生平，其进讲经筵当集中在两个时段：其一为理宗淳祐十二年，其二是度宗咸淳八年至九年。前文已证明，度宗朝绝非高氏上奏时间。因此，高斯得经筵进讲的年份应为淳祐十二年。然宝祐二年十月，尤焴除授提举秘书省，提纲史事兼侍读[51]。或据此判定高斯得上奏时间在宝祐二年之后。然而梳理高氏淳祐十一年后生平可知：十二年五月，高斯得以礼部郎官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除秘书少监，兼职依旧；当月兼直史馆，七月时暂兼权侍立修注官[52]；至年底去职[53]。次年，迁福建路计度转运副使。本传称：“董槐入相，召为司农卿。程元凤入相，改秘书监。”[54]董槐入相在宝祐三年（1255）八月，程元凤入相则在次年四月[55]。因此宝祐二年高斯得远在福建运司任上，无由参预经筵进讲。且宝祐二年距赵以夫任职的淳祐十一年间隔四年有馀，与高氏所谓“更三史官，几及两载”明显不符。赵以夫提领史事之后即饱受訾议。高斯得奏状称其“始专其事，不知亟加纂辑，乃欲先合九朝正史为一，而后以四朝续之，用力舛差，遂堕汗漫”。赵汝腾上书请求罢黜赵以夫史职，亦转述时议，称其不识文义，妄加贯通[56]，与高斯得所讥如出一辙。刘克庄对此颇有不平之意，若干年后在为赵氏所作的神道碑中这样写道：“琐闼因论史属，诋公以丑语，名曰借黄；又言公改国史以激上怒。丐去，以本职知隆兴府。”[57]赵汝腾时为给事中，“琐闼……诋公以丑语”即其弹劾赵以夫之事。当年五月八日降旨，内有“《四朝国史》已进帝纪，志、传等尚未修纂，可令赵以夫、刘克庄同共任责，以全国家大典”之语[58]。而赵汝腾上书弹劾曾援据五月二十三日圣旨；则迟至淳祐十二年五月末，赵以夫尚未褫去史职。赵汝腾对尤焴则不吝褒美，力主“权以史事属之尤焴，为之长”。嗣后赵以夫任官于外，朝命赵汝腾继其修史之事，然汝腾“引嫌力辞”，加之受徐霖牵连，实际上并未就职。高斯得《留赵给事奏札》称“汝腾在琐闼仅两月”即除翰林学士，又谓“陛下朝逐徐霖，暮夺汝腾之职”，徐霖差知抚州在当年七月[59]。如此，赵以夫去职以及赵汝腾除授史职的时间均在五月底至七月之间。高斯得奏议称“九月以来，乃方分命僚属”，亦符合赵以夫去职后的人事变动情况。此时国史院规模不立，人情涣散，尤焴事实上担负起总领修史之责。当年六月，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十一月，除授权工部尚书[60]；旋转为礼部尚书[61]。此时尤焴位阶在史官中已居于首位。南宋同修国史事重位轻，多由权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至于修国史之任则往往附带六部尚书。淳熙五年（1178）李焘与修神、哲、徽、钦《四朝国史》时，即以权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并兼实录院同修撰[62]。嘉熙二年李心传与修《中兴四朝国史》则带权工部侍郎[63]。此外，赵以夫初领史事亦带吏部尚书，其后超迁提举秘书省以彰显优宠[64]。尤焴迁转路径与赵以夫大致类似：宝祐二年十月，从礼部尚书同样擢为提举秘书省，依旧兼领史职。其间悬隔三载，乃是丁父忧之故[65]。此时尤焴以权工部尚书总揽史事，无疑是符合成例的。淳祐六年以来[66]，尤焴、刘克庄等人久居史职，在《中兴四朝史》编纂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前期，尤焴尚未总领史事，曾分纂《天文》诸志，颇有条理[67]。与此同时，《地理志》则委付刘克庄执笔[68]。到淳祐十一年正月，王撝除授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69]，分修《舆服志》[70]。刘克庄《辞免修史奏状》称：“臣五月十二日伏准劄子，五月初八日奉圣旨：《四朝国史》已进帝纪，志、传等尚未修纂，可令赵以夫、刘某同共任责，以全国家大典。”[71]刘克庄于淳祐十一年四月供职秘书省[72]；当年六月，命赵以夫兼史馆修撰，刘克庄兼史馆同修撰[73]。所谓“五月初八日”圣旨令二人共担当史责，同样应系于淳祐十一年。圣旨所谓“志、传等尚未修纂”，实因粗具草目，尚未奏进之故。综上所述，高斯得经筵上奏的时间应为淳祐十二年十月，所谓“列传粗有张本”，“乃若诸志，则从前未有片纸纂次，今始创为”，均为该年之前的情况。这无疑会对判定《中兴四朝国史》修纂下限起到决定作用。王应麟《玉海·艺文》称此四朝国史为“淳祐四朝史”，固因其纂修时间主要集中在理宗淳祐年间，又云“宝祐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癸巳，进志、传，五年闰四月四日，修润上之”，可确定为《中兴四朝史》的完成之日。而度宗咸淳年间，贾似道亦曾“自选本朝十三朝国史及会要杂说中事，如《类说》例为百卷，名《悦生堂随抄》”，既称“十三朝国史”，那么《中兴四朝国史》自然包罗在内。然此时国势瞬息万变，贾氏节本“版虽刊，未及印，其书遂不传”[74]。近代学者所谓咸淳修史之说，实际上受了四库馆臣误导。试想，贾似道据以节取国史，若无定本，其事必然无的放矢；王应麟入元而殁，《玉海》亦刊版元朝，如果度宗在位时对此四朝史续有补缀，伯厚笔下不应无一语及之。元苏天爵曾亲见《中兴四朝国史》，其《曹先生文稿序》称：“愚尝备员史属，阅近代载籍，宋自建隆迄于嘉定，实录、编年、纪志表传盖数万言，其未成书者第宝庆、咸淳之事而已。”[75]以宝庆、咸淳赅括理、度两朝，高宗至宁宗四朝国史当已完具，惟“诸传尤少”而已。《中兴四朝国史》尚未纂修完毕即流传于外。《遂初堂书目》“国史类”收录了“李秀岩《国史臣传稿》”、“史馆修《四朝臣传稿》”[76]。尤袤卒于宁宗嘉泰初年[77]，尚在李心传修史之前，因此上述诸书绝非尤袤亲眼目睹，而与其孙尤焴专任史事密切相关。高斯得家亦存有“本斋所抄本朝帝纪，所修国史五十馀卷，并志”[78]。马廷鸾于宝祐四年（1256）辟为史馆校勘[79]，开庆、景定间亦供职史馆有年[80]。其子马端临所撰《文献通考》大量征引《中兴四朝国史》，无疑与其父任职经历密切相关。周密下笔，每每援据《中兴国史》遗文。据上述事例，可一窥宋元之际南宋四朝国史在民间的流传情况。
编者按：本文刊于《文献》2020年第3期，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1]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三史质疑》，《滋溪文稿》卷二五，中华书局，1997年，第427页。
[2]危素：《书张少师传后》，《危学士全集》卷八，影印清乾隆二十三年芳树园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758页下。
[3]邵晋涵讥称：“宋人好述东都之事，故史文较详，建炎以后稍略，理、度两朝，宋人罕所纪载，史传亦不具首尾，遂至《文苑传》止详北宋……抑亦姑仍东都书之旧，而不为续纂也？”（《南江文钞》卷一二“《宋史》提要”，影印南京图书馆藏清道十二年胡敬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90页下）。后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文字几无更动。
[4]葛兆光：《宋官修国史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第52-54页。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80年。蔡崇榜：《关于宋修国史的几个问题》，《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0-36页。会谷佳光：《宋代書籍聚散考：新唐書藝文志釋氏類の研究》，汲古书院，2004年。马常录：《宋初四部国史艺文志考论》，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5]《宋史》卷四二《理宗纪二》，中华书局，1985年，第816页。
[6]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续录》卷七，中华书局，1998年，第248页。
[7]高斯得：《秀岩先生三礼辨后序》、《跋李秀岩先生学易编诵诗训》，《耻堂存稿》卷四、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0、78页。武英殿聚珍本及文津阁本均系于卷三。
[8]《宋史》卷四○九《高斯得传》，第12322页。
[9]《宋史》卷四○九《高斯得传》曰：“淳祐二年，四朝《帝纪》书成，上之。嵩之妄加毁誉于理宗、济王，改斯得所草《宁宗纪》末卷，斯得与史官杜范、王遂辨之。”（第12323页）又见于《玉海》卷四六《艺文》“淳祐四朝史”条，影印元刻元印本，日本中文出版社，1977年，第922页。
[10]详参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第141-142页。
[11]龚璛：《耻堂存稿·原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2册，第3页。
[12]王曾瑜先生指出：“不少宋人已无文集或奏议集传世，而他们的很多奏议却保存于《历代名臣奏议》一书。”（《历代名臣奏议》序言，影印明永乐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页）《全宋文》即从《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五二中辑出《乞谨择尚书之官状》、《乞严择亲民之官状》，卷一八五辑出《再劾赵善瀚等状》，卷二一七辑出《乞刑法宽严适中状》；又从《永乐大典》七二三七辑出《尊贤堂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4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0-154、244-245页）。
[13]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第143页。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0-60页。
[15]有关四库馆《永乐大典》本辑佚、改编流程，参见张升：《四库馆签〈永乐大典〉辑佚书考》，《文献》2004年第1期，第17-30、35页；史广超：《〈永乐大典〉辑佚述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
[16]高斯得：《耻堂存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2册，第2页。
[17]国家图书馆所藏武英殿聚珍版早印本（索书号：A03531）。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473-474页。并据《四库全书总目》卷首所收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谕乙正文字。
[19]卢文弨著，王文锦点校：《抱经堂文集》卷一二，中华书局，1990年，第175页。
[20]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第141-142页。
[21]高斯得：《十月二十三日进故事》，《耻堂存稿》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2册，第34页。《历代名臣奏议》作“四朝志传”。
[22]《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六，《四部丛刊》初编影印赐砚堂抄本，上海书店，1989年。
[23]《南宋馆阁续录》，第255页。林希逸：《宋龙图阁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侍读尚书后村刘公行状》，《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二三，影印清抄本，《宋集珍本丛刊》第83册，线装书局，2004年，第578页。
[24]《宋史》卷四四《理宗纪四》，第853、859页。《玉海》第2册，第922页。
[25]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2册，第26页。
[26]《宋史》卷四三《理宗纪三》，第3册，第846页。
[27]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2册，第10 -11页。
[28]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2册，第31页。
[29]高斯得：《耻堂存稿》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2册，第105页。
[30]《宋史》卷四三《理宗纪三》，第845、847页。
[31]《清史列传》卷七二《文苑·程晋芳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5885页。
[32]金毓黻：《聚珍版本提要与四库本提要异同表》，《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第1069页。
[33]黄云眉：《邵二云先生年谱》，《史学杂稿订存》，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8、40页。
[34]邵晋涵：《国朝姚江诗存·叙》，《国朝姚江诗存》卷首，清乾隆三十八年张氏宝墨斋刻四十一年印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索书号：庚442.22/7867）；又见于《南江文抄》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463册，第442页。
[35]张廷枚：《国朝姚江诗存·例言》称：“廷枚自庚寅春即从事采诗，历四载始得裒辑成编。”（《国朝姚江诗存》卷首）又书前牌记亦题“乾隆癸巳”并“宝墨斋藏板”，则乾隆三十八年为诗集编成时间。
[36]如《永乐大典》卷九一七收录高斯得无题诗，内有“潞公四朝老，德望镇华夷”之句（《永乐大典》第1册，中华书局影印本，2000年，第407页），显然是耻堂诗原貌。文渊阁本作“德望钦边陲”。而后出的武英殿聚珍本及文津阁本俱作“德望镇华夷”，与《大典》本同。由此可见，四库馆诸辑本当同《大典》原本，唯独文渊阁本在抄写过程中对上述字词加以替换。
[37]史广超《四库馆臣辑〈永乐大典〉佚书考》称：“疑邵氏辑出此书后南归期间，程晋芳又董理之，并撰提要。此书实经二人之手始成。”（《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27页。）又见《〈永乐大典〉辑佚述稿》，第114页。
[38]《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第3620页。
[39]国家图书馆藏有四库馆黏贴草本两部，均为戴震所辑，今据民国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摄影复制本可一窥崖略：其一为《朱申句解》一部不分卷（一函一册，索书号：1449），其二为《彭氏纂图注义》一部不分卷（一函二册，索书号：1450）。二书均逐条黏连《永乐大典》辑出条目而成，每条首题书名并“纂修官戴”，正文行数不等，每行均二十一字，末署《永乐大典》卷数。另有《春秋会义》一部不分卷（一函七册，索书号：SBA01142，有孔继涵、孔广栻校语），为杨昌霖辑校本的录副本，每条末署《大典》卷数，尚见黏签本之旧，然每行十九、二十字不等，是否反映了黏签本原貌则不得而知（参史广超：《〈永乐大典〉辑佚述稿》，第67-68页；张升：《从〈春秋会义〉看〈四库〉大典本辑佚》，《图书与情报》2005年第5期，第100-103页）。
[40]王曾瑜：《历代名臣奏议序言》，《历代名臣奏议》卷首，第1-3页。
[41]《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五二，第1989-1990页。
[42]实际上，今残本《永乐大典》中尚能裒辑出十二条高斯得《耻堂存稿》佚文，其中有两条不见于辑本文集。
[4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访求遗书”条，中华书局，1959年，第4页。
[44]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影印《读画斋丛书》本，《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4册，中华书局，2006年，第94页。
[45]张萱：《内阁藏书目录》卷三，影印《适园丛书》本，《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4册，第340页。
[46]伪本《菉竹堂书目》亦收录高氏文集计七册，即因袭自上述记载。
[47]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访求遗书”条，第4页。
[48]《宋史》卷四○九《高斯得传》，第12322页。
[49]《南宋馆阁续录》卷七，第243页。刘克庄：《辞免兼史馆同修撰奏状》，《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六。
[50]《南宋馆阁续录》卷七，第243页。
[51]《南宋馆阁续录》卷七，第243页。
[52]《南宋馆阁续录》卷七，第256页。
[53]高斯得《跋黄给事钧所藏孝宗皇帝御制》自题署云：“岁在壬子十有二月，前史官臣高斯得拜手谨书。”（《耻堂存稿》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2册，第75页。武英殿聚珍本、文津阁本系于卷三）壬子即淳祐十二年。
[54]《宋史》卷四○九《高斯得传》，第12326页。
[55] 《宋史》卷四四《理宗纪四》，第855、857页。
[56]赵汝腾：《缴赵以夫不当为史馆修撰事奏状》，《庸斋集》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1册，第276页。
[57]刘克庄：《虚斋资政赵公神道碑》，《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二。
[58]刘克庄：《辞免修史奏状》，《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六。“刘克庄同共任责”原作“刘某同共供任责”。“供”字疑衍，径删；“某”字或为刘克庄转引时改字，今回改。
[59]《南宋馆阁续录》卷八，第288页。
[60]《南宋馆阁续录》卷七，第249页。
[61]尤圮：《万柳溪边旧话》，影印清知不足斋抄本，《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87册，第697页。尤圮为尤袤六世孙，尤焴孙辈；其所录尤焴生平当本之于赵发所著《尤端明日历》。按，尤圮记载：“门人赵谈话达甫君发感公教育之恩，著《尤端明日历》十一卷，其文淳，其事奇，镂板至今，盛行于天下。”（《万柳溪边旧话》，《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87册，第697页）凌迪知《万姓统谱》卷八三：“赵发，字达甫，江阴人。嘉定癸未进士第三，终秘书省校书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57册，第218页）
[62]《南宋馆阁续录》卷四，第197页。《玉海》卷四六《艺文》“淳熙修四朝史”条，第921页。
[63]《南宋馆阁续录》卷七，第248页。
[64]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提举秘书省”条，“提举秘书省者，官制以来无之。政和中初置，以命蔡攸。其后秦伯阳继居是任。绍兴末，高宗召信安孟王为醴泉观使，乃命提举秘书省以宠之，月过局，如宰执例。孟王薨，亦省。”（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第208页）可知此职不常置，而以此授予史官应从赵以夫始（《南宋馆阁续录》卷七，第243页）。
[65]尤圮：《万柳溪边旧话》，《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87册，第697页。
[66]《南宋馆阁续录》卷七，第248、255页。
[67]刘克庄：《辞免兼权中舍第二状》，《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六。
[68]刘克庄分修上述诸志，参见《祈祠状》：“见被诏旨，俾同吏部赵尚书以夫修纂四朝志传。某窃惟人各有能有不能，某于天文地理五行度数之学素非所详，责之执简，必无高论。”（《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八）然终未克其功。其《感旧四首（其一）》云：“占籍喜居廉让里，掺觚悔记《太平寰》。”自注称：“余在史馆修《地里志》，未成而去。”（《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二十）。
[69]《南宋馆阁续录》卷八，第288页。
[70]《玉海》卷四六《艺文》“淳祐四朝史”条，第922页。
[71]刘克庄：《辞免修史奏状》，《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六。
[72]《南宋馆阁续录》卷七，第248页。
[73]林希逸：《宋龙图阁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侍读尚书后村刘公行状》,《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二三，《宋集珍本丛刊》第83册，第580-581页。刘克庄：《辞免兼史馆同修撰奏状》，《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六。
[74]周密：《志雅堂杂抄》卷下，清道光三十年南海伍氏刻《粤雅堂丛书》本。此段《学海类编》本系于卷一，文字略有差异。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贾、廖刊书”条所记略同（吴企明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第85页）。
[75]苏天爵：《曹先生文稿序》，《滋溪文稿》卷六，第84页。
[76]尤袤：《遂初堂书目》，《海山仙馆丛书》本。
[77]刘浦江：《尤袤生卒年辨证》，《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120页。
[78]周密：《志雅堂杂抄》卷下。据周密转述，上述诸书直至至元二十七年（1290）尚存于高斯得家，可为人借阅。
[79]《宋史》卷四一四《马廷鸾传》，第12436页。
[80]舒大刚：《马廷鸾马端临父子合谱》，《宋代文化研究》第4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54-2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