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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慧：蒙元时代的四怯薛长承袭

张晓慧 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4-02-19
作者：张晓慧
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2期


摘  要：怯薛制是蒙元时代草原色彩最为浓厚的政治制度之一，不仅元人与之存在隔膜，现代学者亦有误读。怯薛制度建立之初，怯薛长的选任范围并非如《元史》记载限于成吉思汗的“四杰”家族，而是涵盖蒙古开国功臣集团。大蒙古国分裂后，怯薛制度作为重要的草原传统，在元朝和其他汗国中得以保留。受到蒙元时代汗位之争的影响，怯薛长选任经历了复杂的变动。《元史》所谓太祖创设的“祖制”，并非出自成吉思汗之手，而是元人对元朝政治的观察与总结。怯薛长的家族承袭，集中体现了怯薛制连结大汗与异姓贵族的纽带作用。关键词：蒙古 元朝 伊利汗国 怯薛长 异姓贵族

怯薛（即轮番守卫）制作为蒙元时代草原色彩浓郁的政治制度，广受学界关注。以怯薛轮值问题为核心，诸多学者对该制度各方面展开探研。早在1916年，日本学者箭内亘已对四怯薛长的承袭问题进行考察；之后萧启庆、叶新民专门研究蒙元时代四大功臣家族承袭怯薛长的情况；洪金富、刘晓对怯薛轮值问题的研究，陈新元对怯薛官与元代政治的研究，均对怯薛长的承袭问题有所揭示。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蒙元历史的基础文献《元朝秘史》（以下简称《秘史》）和《元史》，均对怯薛制度有所记载，但在制度创设和长官任命等方面记述颇有不同。相比怯薛轮值等热点议题，研究者对《秘史》和《元史》所记史事的差异措意较少。近年来，艾骛德提出：四怯薛长由“四杰”家族承袭之制，首创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元史》编纂者基于广泛流传的“四杰”事迹，错误地认为是由成吉思汗创立；在伊利汗国，四怯薛长制衍生为四兀鲁思异密（兀鲁思意为国，异密意为官长）制。该观点质疑成吉思汗创立怯薛长承袭制一说，而这一成说究竟正确与否，又是如何产生、定型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准确解读《秘史》与《元史》相关记载，对二者之间的差异给出合理解释，并进一步挖掘相关多语种史料，全面分析怯薛长家族承袭的演变过程，进而阐释其在蒙元政权建立、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一、《元朝秘史》与《元史》所记怯薛长官之制


《元史·兵志》是探讨怯薛制的基本史料，其中记：


太祖功臣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时号掇里班曲律，犹言四杰也，太祖命其世领怯薛之长。怯薛者，犹言番直宿卫也。凡宿卫，每三日而一更。申、酉、戌日，博尔忽领之，为第一怯薛，即也可怯薛。博尔忽早绝，太祖命以别速部代之，而非四杰功臣之类，故太祖以自名领之。其云也可者，言天子自领之故也。亥、子、丑日，博尔术领之，为第二怯薛。寅、卯、辰日，木华黎领之，为第三怯薛。巳、午、未日，赤老温领之，为第四怯薛。赤老温后绝，其后怯薛常以右丞相领之。


据此可知，成吉思汗任命“四杰”为四怯薛长，并由其家族世袭，第一、第四怯薛长的人选此后有所调整。四怯薛长领四番怯薛，每番三日一换。


除《元史》以外，《秘史》也记载了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两朝怯薛制度创设与完善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大蒙古国建立后，怯薛制度的架构如何搭建并从功臣集团中选任长官。


《秘史》第124—125节，记述了铁木真首次被拥立为汗并开始委任怯薛执事，包括箭筒士（火儿赤）、司膳（保儿赤）、牧羊人（火你赤）、佩刀卫士（云都赤）、掌骟马者（阿塔赤）、牧马人（阿都兀赤）、急使和整治房、车者，并以孛斡儿出、者勒篾二人为长。从一系列任命可以看出，尽管职能划分清晰，但怯薛如何轮值、换班，尚未明确。


铁木真称汗后，逐步统一蒙古各部、完善草原官制，功臣集团规模也不断扩大。《秘史》第225—227、278节记载了成吉思汗建号之后及窝阔台汗在位期间怯薛制的情况，其架构较铁木真首次称汗时更为整饬，任职人员也有迭代。怯薛是轮番守卫人员的总称，轮值时主要分为三部分。据《秘史》记载，怯薛（蒙古语kešig，护卫），由宿卫（蒙古语kebte’ül，夜间入值）、箭筒士（蒙古语qorčin）和散班（蒙古语turqa’ut）构成。任职人员方面，宿卫、箭筒士和散班各有其长官，参见下表。



《秘史》上述记载，可以部分还原大蒙古国建立之初的怯薛轮值制度。《秘史》以怯薛官人（蒙古语kešig-ün noyan）来称呼诸位轮值长官，有的轮值长官之名在《秘史》中缺载，且存在同一职位同时任命2人的情况。尽管如此，仍可依据四番乘三班推算，轮值长官员额至少为12人。轮值长官从成吉思汗、窝阔台汗的功臣集团中选任而来，其中一部分在铁木真称汗之初就已担任怯薛。另外，负责白天的散班长、负责夜间的宿卫长，其本人的怯薛执事也不尽相同，包括侍从（扯儿必）、营盘官（嫩秃兀赤）、箭筒士、执法官（札撒兀勒）、司膳等。箭筒士既有归属于本怯薛执事者，也有归属于散班者，表明箭筒士在诸怯薛执事中具有特殊地位。在元朝官方文书的御前陪奏怯薛名单中，箭筒士往往排在最前，这种较为固定的排名次序，应是受到大蒙古国时期轮值传统的影响。


《秘史》与《元史》所记怯薛制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在制度设计上，《秘史》分别记载了宿卫、箭筒士和散班的长官，而《元史》中的四怯薛长不见于《秘史》。其二，在长官任命上，《元史》中的“四杰”，只有博尔术（又作孛斡儿出）是《秘史》中铁木真称汗之初任命的两位怯薛长官之一，而其他“三杰”都不是。那么，在大蒙古国时期，四怯薛长之职是否存在，与“四杰”家族有何关系，元朝建立后是否继续设置12位轮值长官，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明确。


通说认为，波斯文《五族谱》是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所编《史集》的一部分，其中的《蒙古系谱》是专门记录成吉思汗家族世系的官方谱牒。《蒙古系谱》中有“成吉思汗异密名录”，记录了成吉思汗诸功臣名字和主要事迹，其中一位“不乞歹（波斯语，Būqīdāy），出自札剌亦儿部，是第三怯薛异密”。这是除《元史》之外，明确提到成吉思汗四怯薛长的记录。


担任第三怯薛长的不乞歹，不见于《五族谱》的同源文献《史集·蒙古史》， 但与《秘史》记载有相合之处。《秘史》第137节记载札剌亦儿部兄弟二人古温·兀阿、赤剌温·孩亦赤投奔成吉思汗，其中古温·兀阿之子为“四杰”之一的木华黎，赤剌温·孩亦赤之子为秃格（又译作“统格”）。秃格在《秘史》第202节成吉思汗功臣名录中，是第十位功臣千户。《秘史》记载成吉思汗任命的四番箭筒士长之一，就是秃格之子不乞歹，他在窝阔台汗时期续任。结合《五族谱》的记载，可见不乞歹不仅是四番箭筒士的长官之一，同时也是第三怯薛长，表明四怯薛长很可能选自轮值长官。


《秘史》中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两朝的十二轮值长官之制，也可以从蒙元时代的其他史料中找到踪迹。《元史》记载跟随元明宗和世返回元朝登基的怯薛官有12人，与怯薛长官12人的员额一致。同时，波斯文史书《瓦撒夫史》记载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在登基后任命12位中书省长官和12位怯薛长官，并且该书提及的仁宗诸臣，可以在汉文史料中找到相应记载。因此《瓦撒夫史》的12位怯薛长官之说，应有其依据。上述材料可以证明，十二轮值长官之制在元朝仍然存在。此外，宿卫长亦载于《秘史》之外的史料。《五族谱》记载，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两朝的司膳、宿卫长合答安被分封给拖雷汗后，仍管辖宿卫（波斯语kābtāūlī）；著名的孛罗丞相从元朝来到伊朗，奉合赞汗之命组建宿卫，担任长官。


总之，随着大蒙古国的建立与扩张，从铁木真任命若干怯薛执事和两位长官开始，怯薛制度逐步完善。轮值的基本形式可以概括为：四番轮值，三日一轮，每番三班，四番三班共十二长，由四怯薛长总负责。轮值长官之制和四怯薛长之制，都创设于大蒙古国时期，并沿用至元朝，只不过《秘史》和《元史》的记载各有侧重。

二、怯薛长官的承袭与“四杰”家族


《元史》对四怯薛长之制的记载，强调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四杰”就垄断怯薛长之职，并由其家族世袭。这一描述是否准确反映怯薛长选任与家族传承情况，需要结合大蒙古国、元朝及其他汗国综合判断。


《秘史》中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两朝的轮值长官不限于“四杰”，而是广泛选自蒙古开国功臣集团，并出现家族世袭的情况。以者勒篾家族为例，《秘史》记载铁木真第一次称汗时，任命博尔术和者勒篾二人为诸怯薛之长，《史集》也记载者勒篾属于怯薛长之列。据《秘史》记载，者勒篾之子也孙帖额在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两朝均为四番箭筒士长官之一。余大钧赞同那珂通世的观点，认为此人即《元史·宪宗纪》中的叶孙脱，后因支持窝阔台后人争夺大汗之位被蒙哥处死。


有研究者进一步认为，叶孙脱被杀后，者勒篾家族散亡。此说并不准确，叶孙脱被杀并不代表者勒篾家族政治生命的终结。《史集》《五族谱》记载者勒篾的继承人是其子也孙不花太师，任左翼千户。《元史》载，蒙哥即位之际，“西方诸大将班里赤等，东方诸大将也速不花等，复大会于阔帖兀阿阑之地，共推帝即皇帝位于斡难河”。《世界征服者史》也记载异密也速不花参加蒙哥即位的忽里勒台。上述两条史料中的东方大将也速不花，可与者勒篾之子、左翼千户也孙不花勘同。在贵由死后的汗位争夺中，者勒篾家族内部发生分裂，叶孙脱和也速不花分别支持窝阔台系与拖雷系。叶孙脱被杀之后，怯薛长官职位似由家族其他成员承袭。《五族谱》记载箭筒士也速不花是“怯薛家族异密”（波斯语amīr-i ūlūq-i kīshīk），意味着也速不花家族世袭怯薛。其家族所世袭的，应该不是一般的怯薛执事，而是怯薛长官之职。从太祖朝到宪宗朝，受汗位争夺中所在派系影响，轮值怯薛长官之职在者勒篾家族的不同后裔中辗转承袭。


事实上，元朝建立之后的四怯薛长，并非被“四杰”家族垄断世袭。出身于燕只吉部的阿忽台，是世祖和成宗两朝的重臣。作为丞相，他和成宗皇后卜鲁罕联手，操控成宗死后的汗位继承，失败后作为首恶被诛。《史集》和《五族谱》均记载他是忽必烈的四怯薛异密，即四怯薛长之一。阿忽台虽被诛，但其子孙仍活跃在元朝政治舞台上。刘晓指出，后至元元年（1335），在第四怯薛长、出自博尔忽家族的完者帖木儿罢职失势后，阿忽台之子别儿怯不花出任第四怯薛长，博尔忽家族承袭怯薛长的情况就此终结。下一任第四怯薛长脱脱最早的任职记录是在至正十二年（1352），由此可知，别儿怯不花在任时间较长，表明其怯薛长之任并非临时顶替。因此，阿忽台与别儿怯不花父子应存在世袭怯薛长的情况。


《元史·兵志》所记除赤老温家族外的其余“三杰”家族世袭怯薛长，大致符合入元后怯薛长承袭情况。但由于史料缺乏，元朝一些怯薛长出身不明。


首先考察担任第二怯薛长的博尔术家族。早在铁木真首次称汗之初，博尔术就担任诸怯薛执事之长。据《史集》载，蒙哥汗时期，出身于这一家族的巴勒赤黑成为右翼万户长。伯希和将其勘同为《元史》中的班里赤。前引《元史·宪宗纪》提到，在即位仪式上带头拥戴蒙哥的正是“西方诸大将班里赤”。班里赤既是拥戴蒙哥即位的西方大将之首，又是跟随蒙哥攻宋的右翼异密之首，地位应当极为显赫。但至忽必烈朝，史料中却再无班里赤的记载。考虑到博尔术之子察兀答儿系阿里不哥之子灭里帖木儿倚重之异密，不排除班里赤一道卷入阿里不哥与忽必烈的汗位之争。博尔术家族担任怯薛长的记载在元朝存在缺失，可能与此有关。据刘晓研究，元朝建立后担任第二怯薛长的有：世祖朝八鲁、忽都答儿，成宗朝忽都答儿，武宗朝只儿哈郎，仁宗朝木剌忽（后略）。其中，除木剌忽出自博尔术家族外，八鲁、忽都答儿和只儿哈郎没有家族出身的确凿证据。世祖、成宗、武宗三朝的第二怯薛长，是否出自博尔术家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接下来分析博尔忽家族。顺帝即位后，出身于博尔忽家族的怯薛长完者帖木儿遭夺爵流放，理由为他是弑杀英宗的“贼臣也先铁木儿骨肉之亲”。但元末权衡《庚申外史》中的一则传闻，透露出完者帖木儿的失势可能与权臣伯颜有关：“阿叉赤大夫，完者帖木儿王二人，颇有气节，见伯颜私通太后，杀郯王、窃相议曰：‘此人有无君心，不除之，必为国家患’”。伯颜“即并杀二人而籍其家”。“阿叉赤大夫”即第二怯薛长阿察赤，“完者帖木儿王”应为第四怯薛长完者帖木儿。《庚申外史》所记传闻，虽时间线索时有混乱，但情节往往有所本。“贼臣之亲”的说法，很可能是伯颜除掉政敌的托词。博尔忽后人因政治上失势，在元后期长时间未再出任怯薛长。


总之，博尔术和博尔忽家族后裔担任怯薛长的情况，并未伴随元朝始终。在排除出身不明者并有明确史料记载的前提下，两大家族成员同时担任怯薛长的时间很短。这应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并非有意为之的制度设计。

元朝以外，其他汗国和蒙古诸王处的怯薛长之职，并非由“四杰”家族垄断。阿里不哥败亡后，其子灭里帖木儿依附中亚的窝阔台后王。灭里帖木儿的怯薛长，见于《史集·忽必烈合罕纪》。赤老温后人“合丹掌一怯薛及武备”，“还有钦察，为晃豁坛部的蒙力克—额赤格之孙，其父为阔阔出。他是万户异密，右翼中的察兀儿赤，掌一怯薛及武备”。“还有撒合迷，出自晃豁坛部，是怯薛长。还有速哥，出自晃豁坛部，掌一怯薛。”可见灭里帖木儿处也实行四怯薛长制，其怯薛长主要由逊都思部赤老温家族和晃豁坛部蒙力克家族成员担任，与元朝怯薛长的出身差异较大，反映出赤老温和蒙力克家族与阿里不哥后王关系极为密切。蒙力克诸支子孙中，有一支仕于元朝，即《元史》中的万户伯八。《元史》记载灭里帖木儿之子昔里吉叛元，袭杀伯八，伯八之子八剌和不兰奚为敌所掳，“分置左右，居岁余，待之颇厚”。伯八之子之所以能在敌营得到厚待，离不开蒙力克家族在阿里不哥后王处的庞大势力。


从伊利汗国史料中可以发现，成吉思汗功臣者台后裔有承袭怯薛长官的情况。前文提到，早在铁木真初次称汗时，者台就担任箭筒士，其兄弟朵豁勒忽·扯儿必在大蒙古国时期任散班长。该家族后裔随蒙古西征来到伊朗，箭筒士忽勒忽秃、忽都孙和帖木儿，都担任过伊利汗的怯薛异密。可见这一家族在伊利汗国延续了任怯薛长官的传统，不过承袭的究竟是不是四怯薛长，难以确定。陈新元指出，元代史料中的怯薛官，广义上是怯薛头目的泛称，包括四怯薛长在内，但范围大于四怯薛长。相应地，其在波斯文史料中也应存在广义、狭义之别。前文提到波斯文史料中的（一位）“四怯薛异密”（波斯语amīr-i chahār kishīk），是对四怯薛长（之一）的准确翻译。“第三怯薛异密”、“掌一怯薛”之类的表述，与四怯薛长的概念相对应。同时，波斯文史料中存在仅称amīr-i kishīk的情况，直译为“怯薛异密”，意译为“怯薛官”。尚难确定amīr-i kishīk是指广义的怯薛长官，还是狭义的四怯薛长。


纵观蒙元时代，无论是在大蒙古国，还是之后的诸汗国中，轮值长官和怯薛长都在不同的功臣家族中选任，并不限于“四杰”家族，足以证明其垄断怯薛长说之误。

三、怯薛长官承袭与蒙元时代汗位之争


不论是轮值长官还是四怯薛长，怯薛长官之职在蒙元时代广泛存在家族承袭的情况。但具体到某一家族，能否顺利延续任怯薛长官的传统，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由于蒙元时代汗位继承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与之伴生的派系斗争使异姓功臣家族的权力格局一轮轮洗牌。


《秘史》所记怯薛长官群体，在汗位之争中产生了派系立场的分化。贵由汗暴毙后，蒙哥、拔都与窝阔台、察合台后王围绕大汗之位展开争夺。关于窝阔台汗时期轮值长官之一的散班长晃豁儿塔孩，伯希和认为可以与《史集》中贵由死后窝阔台后王派出的谈判代表晃兀儿—塔海相勘同。晃豁儿塔孩作为窝阔台汗时期的轮值长官，继续站在窝阔台后王阵营，而同样担任窝阔台汗散班长的帖木迭儿，在《五族谱》中被列入“拖雷异密名录”。拖雷死后，帖木迭儿继续支持拖雷之子蒙哥争夺汗位。《元史·宪宗纪》记载了诸王大臣拥戴蒙哥的情景，“诸王拔都、木哥、阿里不哥、唆亦哥秃、塔察儿，大将兀良合台、速你带帖木迭儿、也速不花，咸会于阿剌脱忽剌兀之地”。研究者认为帖木迭儿是塔察儿大王之弟，但此处帖木迭儿名列大将之中，显然不可能是宗王。《史集》记载箭筒士帖木迭儿出自蒙古诸部族之雪泥部，与《元史》“速你带（蒙古语Sönitei，雪泥部人之意）帖木迭儿”的记载相合。支持蒙哥即位的速你带帖木迭儿，就是窝阔台汗时期的散班长帖木迭儿。帖木迭儿和晃豁儿塔孩虽然同为窝阔台的散班长，但在蒙哥即位风波中站在不同阵营。


汗位争夺导致功臣集团派系立场分化，对怯薛长官选任和承袭也产生影响。前文提到，木华黎之兄秃格之子不乞歹担任第三怯薛长，与蒙元时代流传的木华黎家族世掌第三怯薛的传统一致。元代汉文史料详细记载了木华黎家族世系，却不见不乞歹一系，与其在大蒙古国时期的显贵地位不符。不乞歹为何在元代史料中湮灭无闻，《世界征服者史》提供了线索。围绕蒙哥即位风波，《世界征服者史》提及与蒙哥对立的忽察阵营，包含了不见于其他史料的丰富细节。支持窝阔台之孙忽察争夺汗位、最终被蒙哥处死的异密之一，名曰“不合台火儿赤”。波伊勒将此名校勘为BГTAY，并将其勘同为《秘史》第168节的不合台。但不合台在《秘史》（《圣武亲征录》中作“不花台”）中仅出现一次，箭筒士身分则未见记载。不合台无论从地位还是年龄上讲，都无法勘同为忽察的异密。实际上，波斯语بغتای（BГTAY）既可读作 Buqatay，也可读作 Buqitay。后者与《五族谱》中的不乞歹（Būqīdāy）显然是对同一人名的译写。根据《秘史》，不乞歹不仅出身于显贵的木华黎家族，而且是成吉思汗与窝阔台汗两朝的箭筒士长。因此，《世界征服者史》中的箭筒士BГTAY，应与箭筒士不乞歹相勘同。担任第三怯薛长的不乞歹，作为窝阔台后王的股肱之臣，卷入汗位之争而被蒙哥诛杀，导致秃格一系未能将怯薛长之职承袭下去。


赤老温作为成吉思汗的“四杰”之一，其后裔在元代未能世袭怯薛长，《元史·兵志》称为“赤老温后绝”。叶新民指出，窝阔台即位后擅自将逊都思等千户归为己有，从此赤老温后人归属于窝阔台之子阔端，不再担任大汗的怯薛。萧启庆从封建与婚宦等角度，揭示了赤老温家族远不及其他三大家族显扬，可能是由于赤老温早卒。黄时鉴将《通鉴续编》中征金战败的赤老温与“四杰”赤老温相勘同，推测这是赤老温后来权位不重的原因；但据曹金成研究，前者实际上是木华黎家族的察剌温，而不是“四杰”的赤老温。总之，对于赤老温家族在元代没有世袭怯薛长的原因，目前学界未有一致意见。事实上，赤老温家族在元朝的没落，也与汗位之争有密切联系。


赤老温后人中继承其政治地位的，并不是载于汉文史料的赤老温之子阿剌罕与纳图儿，而是《史集》记载较多的宿敦一支。宿敦诸子中，孛里察在蒙哥汗时期已任万户，并坚定支持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孛里察在《元史·世祖纪》中被称为“宿卫将军”，疑似继承了赤老温家族在怯薛中的职务。但除了孛里察之外，宿敦后人大部分是阿里不哥一系的支持者。《史集》提到，宿敦的族人札兰是蒙哥合罕（即蒙哥汗）的司膳，后因党附阿里不哥，被忽必烈处死。《五族谱》“蒙哥合罕异密名录”中，札兰是唯一一位出自逊都思部的异密，且担任札鲁忽赤一职。《五族谱》“阿里不哥异密名录”，将札兰列入仅有的两位阿里不哥异密之中。《史集·忽必烈合罕纪》所记阿里不哥之子灭里帖木儿诸异密中，亦有灭里帖木儿的同乳兄弟（乳母之子）、逊都思部的怯台，掌管斡耳朵等事务。这里的怯台，可以勘同为《史集·部族志》中的宿敦之子怯台。还有出自逊都思部的秃里牙之子脱斡里勒，应为《史集·部族志》中的宿敦族人脱斡里勒。灭里帖木儿处还有必阇赤（典书记者）长奎带（逊都思部人），不知是否亦出自赤老温家族。


除了仕宦之外，宿敦后人还与阿里不哥后王保持密切的通婚关系。《史集》提到，阿里不哥之孙兀儿剌·忽都鲁娶宿敦的孙女为妻；阿里不哥的一个孙女，嫁给了宿敦的曾孙合丹。上述材料表明，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中，赤老温的一些后人站在阿里不哥阵营，不再为忽必烈所用，以至于赤老温家族在元朝地位衰落，无法与其他“三杰”家族比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赤老温后裔在伊利汗国保持了显赫地位。赤老温四世孙出班在伊利汗国后期专秉国政，其子孙成为伊利汗国分裂之后地方政权的掌控者，史称“出班王朝”。以往对赤老温家族走向没落的讨论，局限于中国史范畴，忽略了这一家族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从整体上看，赤老温家族不仅没有走向没落，而且延续了担任怯薛长的传统。在伊利汗国，宿敦之子孙札黑那颜担任怯薛长官。孙札黑的儿子合丹为灭里帖木儿执掌一怯薛。赤老温之子阿剌罕一系则世袭阔端裔诸王的怯薛。刘晓指出，赤老温后人失烈门在忽必烈朝担任太子真金的怯薛。表明赤老温家族世袭怯薛长的情况的确存在，并作为传统在黄金家族其他支脉中延续。


上述诸例表明，怯薛长家族世袭传统的形成和延续，受到一时一地政争形势的左右。可见，所谓成吉思汗订立由“四杰”家族垄断怯薛长的“祖制”，并不是蒙古立国之初的制度创设，而是元代史臣对蒙古开国功臣集团世卿世禄历史现象的不准确概括。


四、伊利汗国的四怯薛长


为了全面考察四怯薛长制的流变，有必要将元朝与伊利汗国的四怯薛长制进行对比研究。研究者普遍视四怯薛长制为蒙元时代重要的政治传统，据以解释伊利汗国的某些政治现象。伊利汗国中权力仅次于大汗的部分贵族大臣，被称为兀鲁思异密。艾骛德将四兀鲁思异密制与元朝的四怯薛长制进行对比分析，梅勒维认为握有军政大权的四异密之长被赋予四怯薛长之职，温也将伊利汗完者都时期的四位显贵异密默认作四怯薛长。上述观点的提出基于对若干怯薛史料的解读，然而是否准确，尚需要重新审视。


现存伊利汗国史料中，直接反映怯薛轮值的内容，目前所见仅有一例，最早由柯立夫从伊利汗给教皇的信件中发现。在1302年合赞汗致教皇信件（以下简称“合赞信件”）背面，有一行回鹘体蒙古文，柯立夫转写为üǰig inu Üredün kesigün ekin ödür Qutluγ Š-a Erisidküle. Iramadan，并指出，Üredün kesigün ekin ödür，即元代汉文文书中“某某（üred，人名）怯薛第几（ekin，一）日”的蒙古语表达。艾骛德和梅勒维均认为，这是四怯薛长连署文书制度的体现。他们将出现的四人（Üred、Qutluγ Ša忽都鲁沙、Erisidküle拉施特、Iramadan剌马赞）视作四怯薛长，亦即兀鲁思异密。在此基础之上，他们将这条史料与伊利汗国四兀鲁思异密合署文件的制度相联系，后者见于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史家乌马里的记录。艾骛德将这条史料与同时期的若干文书相对照，进一步认为，所有材料均反映了三位蒙古怯薛长和波斯宰相合署的制度，且鉴于《元史》中有元后期右丞相兼任怯薛长的记载，像拉施特这样的波斯宰相兼任怯薛长也就不难理解了。


需要指出的是，元代汉文文书所载“某某怯薛第几日”中，“某某怯薛”的确指四怯薛长中的某一位，但“某某怯薛第几日”之后列举的在场人员，或是本轮怯薛中的若干具体怯薛执事，或是当时参与议事的朝官，不可能同时出现其他三位怯薛长之名。合赞信件中出现在“Üred怯薛第一日”之后的，是忽都鲁沙、拉施特和剌马赞。忽都鲁沙可以称得上是合赞朝最位高权重的蒙古贵族，被乌马里称为众异密之长；拉施特是合赞朝的波斯宰相，主持修撰了《史集》；蒙古人剌马赞在乞合都汗到完者都汗时期一直是必阇赤长。此三人作为信件的合署者，其身分或是本轮怯薛中的具体执事，或是参与议事的朝官，不可能是现有研究认为的其他三怯薛长。

如果合赞信件中只出现了一位怯薛长的名字，那么其他三位怯薛长究竟是谁？这需要从波斯文史料中进一步找寻线索。对合赞信件中的Üred怯薛，前述研究者未深究其人。Üred是柯立夫对回鹘体蒙古文的转写，他认为这是一个柔性词。不过鉴于蒙元时代经常仅用一个“芽”来标记蒙古语中的复合元音，与其后通行的蒙古文正字法有所差异，这一人名也可转写成刚性的Oirad 或Uirad。波斯史籍《瓦撒夫史》记载，1304年合赞汗去世，完者都汗登基，此时的四怯薛长为：“??ldūz、Ūyrād、火儿赤、帖木儿”。《瓦撒夫史》中的Ūyrād（波斯语）可以与合赞信件中的Oriad勘同。


四位怯薛长均没有出现在《贵显世系》《瓦撒夫史》《完者都史》《世系汇编》等史料所记完者都朝异密之中，其中有迹可查者，只有火儿赤可能是《贵显世系》“合赞汗异密名录”里提到的Qūrjī。


无论是艾骛德和梅勒维所举忽都鲁沙、拉施特、剌马赞，还是温所举忽都鲁沙、出班、孛罗和忽辛驸马，都不能与《瓦撒夫史》所列怯薛长名录对应。忽都鲁沙和拉施特，在同一怯薛中当值，并不是怯薛长。出班出身于赤老温家族，以先祖锁儿罕、赤老温两位成吉思汗的功臣为二子取名，显示出他以显赫家世自矜，但没有史料证明出班祖孙三代延续了赤老温家族担任怯薛长的传统。孛罗丞相曾担任忽必烈的司膳及合赞汗的宿卫长官；忽辛驸马虽在完者都朝位高权重，却未见其担任怯薛的记载。可见，前人研究所举诸臣僚，尽管有担任怯薛执事的情况，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是怯薛长。实际上，史料记载的合赞汗与完者都汗时期的怯薛长，其政治地位无法与前述蒙古重臣相提并论。


合赞朝怯薛长署名的文书制度，是合赞汗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意在重振汗权、削弱蒙古重臣的政治影响力。据苏达瓦尔研究，伊利汗国曾通行兀鲁思异密合署文件的制度，这一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伊利汗乞合都时期。1292年乞合都汗圣旨文书开头为：亦邻真·朵儿只（即乞合都）圣旨，失秃儿、脱合察儿、阿黑不花钧旨，撒希卜·底万阿合马钧旨。即在“某汗圣旨”之后，加上“某某（若干蒙古重臣和波斯宰相）钧旨”（突厥语sözi，原意为“言辞”、“命令”），与同时期乌马里的观察相一致。乌马里称，兀鲁思异密中地位最高者被称为众异密之长，在发布命令时，兀鲁思异密的名字要排在算端名字之后、宰相名字之前。苏达瓦尔指出，这种形式在合赞汗重振汗权的改革中被革除，随后在完者都汗时期复兴，奠定了其后波斯文书的格式基础。


合赞信件反映的怯薛长署名制，与通行的兀鲁思异密署名制不符，却与元代怯薛轮值史料所反映的文书制度一致。《史集》记载，合赞汗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颁发给人们玺书和牌子的事情上推行严格的制度”［君王］委派了四怯薛的四个异密，每人各给一个黑印，当玺书上要盖玺印时，他们就在背面盖上自己的［黑印］，这就再也不能否认说：这个我们不知道。”这项措施，应该是对大蒙古国传统的复古改制，或是借鉴元朝文书制度进行的创新，其取代的，正是前几任伊利汗时期蒙古重臣和波斯宰相的合署制度，体现出合赞汗打压权臣、重振汗权的目的。通过怯薛长对文书下达的制度化监督，合赞作为大汗的权威得以进一步伸张。


显然，前述研究者在四怯薛长与兀鲁思异密之间画等号的做法，忽视了怯薛制在伊利汗国的变化，实际上是将复杂、动态的政治现象笼统地归因于草原传统。霍普将大蒙古国到伊利汗国的制度变迁，总结为家产制国家向准封建制国家的转化：旭烈兀在建立伊利汗国的过程中，特别依靠怯薛功臣的助力。旭烈兀死后，手握军权、位居高官的怯薛功臣，逐渐脱离对汗权的依附，演变为贵族门阀，进而插手伊利汗的废立。合赞汗继位后，短暂地复兴了汗权，贵族门阀的离心倾向被暂时打压下去。需要说明的是，霍普认为，合赞汗时期出现的“哈剌出别”概念是指非黄金家族出身却僭越汗权的异密，这一观点存在问题。但他观察到，对兀鲁思异密而言，怯薛中的任职经历只是他们获取政治地位的途径之一，与之相比，官职、军队、财富等政治社会资源的长期家族传承则重要得多，此说具有合理性。


无论是在元朝还是伊利汗国，基于草原传统的四怯薛长制的架构得以传承，但归根结底，怯薛长的权力来自汗权，其自身无法实现更为复杂的政治职能，也难以确保任职者获得稳定的、继承性的权力。兀鲁思异密用来指称处于权力顶端的蒙古世家大族，并非依托某一特定制度而存在，正如邱轶皓所论，怯薛长身分仅仅意味着“共享权力”的资格。

余论：蒙元时代的“祖制想象”


进入制度创设与变迁的历史现场，准确描述与解读怯薛制，对于元代史臣来说绝非易事。被视为“祖制”的“四杰”家族世袭怯薛长之制，源自元人对怯薛制度历史的总结与复原，其中不乏片面认识。


《元史·兵志》所谓“祖制”，是元人基于蒙古贵族的世卿世禄现象，对怯薛制度的简单化、理想化解读。这是否来自元朝官方叙述？需要对《元史·兵志》相关部分的史源进行分析。研究者指出，元文宗图帖睦尔时期官修的《经世大典》是《元史》诸志的重要史源。不过，《元史·兵志》记录了怯薛制在元末的演变情况，已超出《经世大典》时间下限。《经世大典》已佚，其“序录”为苏天爵《国朝文类》所收。对比《元史·兵志》“宿卫”与《经世大典》“序录”，很容易发现《元史》中有关怯薛制度的记载，存在《经世大典》以外的史源。


《元史·兵志》“宿卫”由序言、怯薛两部分和侍卫亲军、围宿军等七类军共同构成。序言前半部分，主要总结了太祖时以“四杰”为四怯薛之制和世祖创设侍卫亲军之制，而在留存至今的《经世大典》残文中，没有对应内容。序言后半部分，叙述了“属櫜鞬，列宫禁”的宿卫军等七类军，“总之为宿卫，而以余者附见焉”， 同源文本见《经世大典·政典》“宿卫”序。《元史·兵志》“宿卫”正文部分，按照序言所述顺序，包含三方面内容：先概括怯薛制的特点，再述各侍卫亲军的设置，最后以编年顺序条列宿卫军等七类军相关制度规定。前两方面内容在《经世大典》中找不到对应文本，最后一方面中，七类军的排列顺序可与《经世大典·政典》“宿卫”序相对应。从体例和内容上看，以编年顺序条列制度规定的部分当来自《经世大典》，只不过《经世大典》正文已佚。总之，虽然《元史·兵志》“宿卫”的部分内容源自《经世大典》，但太祖时以“四杰”为四怯薛之制的记载，恐非抄自《经世大典》。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究竟是《经世大典》在怯薛这一重要制度上付之阙如，还是《元史》纂修者未采纳《经世大典》而另有所本，有待进一步研究。


成吉思汗因“四杰”而设四怯薛的说法，除见于《元史·兵志》“宿卫”序外，还见于《元史·宦者传》序：“盖自太祖选贵臣子弟给事内廷，凡饮食、冠服、书记，上所常御者，各以其职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为之长，号四怯薛。”《元史》这两处序言，可能反映了元人的普遍看法。陈桱所撰《通鉴续编》云：“四人之子孙，皆领宿卫，号‘四怯薛’，出官则为辅相焉。”元人《送国王朵儿只就国》一诗，有“四杰从容陟降同”，注云：“四杰，今四怯薛之祖。”《滦京杂咏》中亦有“四杰君前拜不名”，注云：“四杰即四怯薛也。”可见，成吉思汗以“四杰”为四怯薛的说法，是元人对国朝制度颇为流行但有所失真的看法。尤其是《元史·宦者传》的记载，错误十分明显：怯薛分四番轮值，并不是为了给“四杰”安排职务。之所以四番轮值，很可能是因为每番3天共12天轮值完毕，便于生肖纪日。至于“四杰”，莫里斯分析了《秘史》中数字4的用法，指出4人的组合在当时蒙古社会中颇为流行。至元代，人们对大蒙古国时期的历史细节已较为陌生，于是将四怯薛的设置与“四杰”进行关联，并追溯至成吉思汗。以“四杰”设四怯薛的说法，应该是以忽必烈立国建制以来逐渐形成的怯薛长世袭现象为原型，进而赋予这一政治现象以“祖制”意义。


总而言之，在大蒙古国建立之初，怯薛制度基本架构为每番三天的四番轮值，每番之中细分为三班，包括宿卫、箭筒士和散班。每番每班均有轮值长官进行管理，统称怯薛官人。以四番三班推算，轮值长官理论上为12员。每番任命一怯薛长，统管三班，四番共计四怯薛长，可能从轮值长官中选任。包括四怯薛长和轮值长官在内，怯薛长官的选任范围不限于成吉思汗的“四杰”家族，而是较为广泛地涵盖了开国功臣集团。大蒙古国分裂之后，怯薛制度在元朝和其他汗国中得以保留，四怯薛长制和轮值长官制在史料中都有所记载。


伴随着蒙元时代的汗位之争与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怯薛长官的选任受到政争影响，经历了一系列变动。在元朝，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三大家族继续保持政治上的优越地位，被忽必烈及其继任者视作最值得信赖的贵族元勋。他们世卿世禄，怯薛长职位也不例外。在其他汗国，赤老温家族、蒙力克家族、者台家族等蒙古世家大族占据要职，也存在世袭怯薛长官的情况。萧启庆指出，怯薛是元代所有蒙古机构中草原色彩最重的，从未官僚化。他将其原因总结为：“怯薛是维持可汗与贵族间封建关系的必要连锁”“在维持蒙古王室和贵族的认同（identity）上，是一极为重要的工具”。四怯薛长，承袭之制，正是怯薛制度纽带作用的集中体现。元人对此已有所观察和了解，但囿于与草原政治传统存在隔膜，加上蒙元宫廷内部的政治实况不为外人与闻，元人更倾向于用齐整的“祖制”来解释复杂变化的政治现象，实际上是对怯薛制度纽带作用的体认。


将元朝与伊利汗国的怯薛制进行对比，有助于分析同源制度在不同文化土壤中的流变。大蒙古国建立之初，怯薛在承担护卫、服务大汗等职能的同时，也是大汗的精锐部队和行政组织。作为汗权的衍生物，怯薛附属于汗权而存在，是汗权的有力触手，发挥了连结大汗与异姓贵族的作用。怯薛与汗权之间的“强关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汗本人的“克里斯玛”（Charisma）。随着蒙古征服的止步，国家职能转向日常治理，高度依赖军事动员的体制难以长期维系。统治者的“克里斯玛”不可避免地褪色，怯薛制原本的纽带作用随之变异。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在伊利汗国，担任旭烈兀怯薛长官的功臣贵族，在其死后凭借拥立新君而坐大，最终演变为地方割据势力。在金帐汗国解体后形成的克里米亚等汗国，由鞑靼贵族构成的哈剌出别也拥有废立大汗、决定军国大政的权力。类似怯薛的宿卫制度，亦见于同时期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由算端宿卫（阿拉伯语Ḵẖāṣṣakiyya）出身的异密，构成马穆鲁克军事贵族集团的主体，对新君造成严重威胁，进而引发叛乱。艾骛德将元朝的四怯薛长与其他汗国的兀鲁思异密对比，认为二者明显不同之处在于，元朝的怯薛长及其家族没有转变为威胁皇权的贵族门阀。但是元朝中后期铁木迭儿、燕帖木儿、伯颜等权臣迭起，原本充当君主治理助手的异姓家臣权力恶性膨胀，“通过拥立新君、进行政治投机所获得的权力，已有突破传统主从名分、危及皇权的趋势”。忽必烈借鉴中原王朝的禁卫军制度创立卫军，卫军在军事方面取代怯薛的功能，在元中后期成为异姓家臣保持权位、废立帝王的武力依凭。元朝灭亡之后，异姓家臣更是扶立成吉思汗后裔为傀儡，拥兵一方，互相攻伐。从这一角度讲，成吉思汗继承者们相似的历史命运，似可上溯到大蒙古国建立之初的草原制度基因。


（作者张晓慧，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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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慧：蒙元时代的四怯薛长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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