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观察03 | 拜登任内的对华战略竞争，美国学界战略界都在讨论些什么

本文是《美国观察》栏目推出的第3篇文章，聚焦当前美国学界、战略界对于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讨论。美国学界、战略界如何评价这一竞争策略？我们又该如何理解？

本文作者：蔡泓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生

自拜登政府继续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以来，其对华战略竞争策略始终是美国国内关注的焦点。美国政治所特有的“旋转门”机制塑造了美国学界、战略界在其外交政策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关注美国学界、战略界的声音与看法或许是我们了解美国及其对华态度的重要窗口。那么，随着拜登执政已经接近一年，美国学界、战略界如何评价拜登执政初期的对华战略竞争？我们又该何如看待？

一、保守派的观点

保守派对拜登政府竞争性对华战略的认可首先来自于一些外交与安全鹰派。

在特朗普时期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的彼得·伯科维茨（Peter Berkowitz），对拜登政府延续对华战略竞争表达了赞许。彼得认为，继承特朗普时期在识别和解决中国对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秩序构成“威胁”方面实行的举措，表明拜登政府正在努力跨越美国政治分歧以积极履行其应对中国的承诺。

对华强硬派的代表人物、曾在特朗普政府担任白宫国安会副顾问的马特·波廷杰（Matt Pottinger）赞扬了拜登政府能够“适应”特朗普任内的现实与强硬，尤其是保留了惩罚性关税、继续打压中国软件与设备、进一步完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等。另一方面，波廷杰认为拜登政府在金融、贸易、科技以及影响力领域仍有实行更加强硬政策的空间。

与波廷杰的观点相类似，保守派学者虽然肯定拜登政府开展对华战略竞争，但普遍反对拜登团队对竞争进行管控。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对拜登政府与中国展开竞争表示认可，但他批评白宫方面为中美关系构建“护栏”。在布兰兹看来，美国的规则与中国的目标格格不入，中国也无意尊重这些“护栏”。哈尔担忧拜登政府对稳定的渴望将阻碍有效竞争，这也是为什么北京方面在过去30年来热衷于开展中美经济与安全高级别对话的原因。哈尔强调，“管控竞争”目前不是最紧迫任务。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迈克尔·奥斯林（Michael R. Auslin）欢迎拜登政府所采取的现实主义路线，也认为拜登政府增进美国自身实力的思路是正确的。但对于白宫方面强调“负责任地管理竞争”以及构建“护栏”，奥斯林强调这种想法更多是一厢情愿。在迈克尔眼中，拜登政府能做的不仅仅是守住底线，更多的是在维护美国利益上“向前推进”。

哈德逊智库高级研究员丽贝卡·海因里希斯（Rebeccah L. Heinrichs）更是直言拜登政府在继续推行对华强硬举措的努力仍“严重不足”。

二、中间派/自由派的看法

拜登政府的对华竞争姿态得到了一些中间派和自由派的背书。

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艾伦（John R. Allen）、曾在奥巴马白宫国安会负责中国事务的何瑞恩（Ryan Hass）等人也认为长期以来塑造中美关系的框架已经崩塌，战略竞争成为双边关系的新现实。其报告支持一种以“校准合作”为基础的持久竞争，强调了以竞争的战略性和持久性为基础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今年9月由亚洲协会的夏伟(Orville Schell)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谢淑丽(Susan Shirk)牵头，外加19位主流中国通和涉华前官员共同发布的新报告——《中国的新方向：美国政策的挑战与机遇》。报告从政治、社会、人权、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多个领域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了具有负面倾向的评估，进而支持拜登政府“寻求通过增强美国活力和国际伙伴关系来建立一种连贯的长期竞争路径”，同时避免美国误读中国或高估/低估中国现在构成的“威胁”。

一些务实派在“有限认同”对华战略竞争的同时认为需要更加理性地看待中国。

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史文（Michael D. Swaine）认为中国不会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同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也被夸大了。史文表示，拜登政府对其前任的继承使得美国忽视了其他外部威胁而“陷入”（locked in）了大国竞争中。在史文看来，对华竞争与合作都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更大威胁上需要更多努力。

这种观点同样来自于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扎克·库珀（Zack Cooper）和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亚当·利夫（Adam P. Liff）。这两位学者赞扬拜登政府对亚洲的早期做法已经达到了许多正确的标准，但问题在于当前美国的亚洲议程对中国过于“执着”，应该对此进行调整以实现更广泛的地区目标。 这些声音凸显了对美国过度陷入对华战略竞争“泥潭”的担忧。

三、如何看待美国学界、战略界的评价与争论？

自克林顿政府正式将“接触”（Engagement）确立为对华战略以及上世纪9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以来，美国国内从未停止关于如何处理对华关系的争论。事实上，美国学界、战略界开始再次重新思考对华战略与政策至少始于2008年。奥巴马任期内关于中国的辩论开始升温，2015年兰普顿（David Lampton）提出的“中美关系走向临界点（Tipping Point）”更是引发广泛关注。随着特朗普执政以及美国对华战略发生根本性转向，这场辩论自2017年以来达到了高潮。当前的核心问题在于，美国学界、战略界是否已就对华政策达成某种共识？很显然，这种共识还远未形成。《外交事务》近期曾就“美国外交政策是否对中国过于敌视”在外交专家中展开了调查：反对者30人，同意者26人，还有10人中立。

美国学界、战略界关于拜登执政初期对华战略竞争的评价与争论延续了这场辩论的两个基本逻辑：一是怎么看待中国，即涉及到对中国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战略；二是怎么处理中美关系，即涉及到如何在政策层面将这种对华战略操作化。从总体上看，拜登执政初期的对华战略竞争基本上得到了美国学界、战略界跨党派与跨阵营的支持，这也反映出两党、两大阵营已经在第一个基本逻辑——接受一个更加负面的中国和一种更加强硬的对华态度上加速趋同。对比亚洲协会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美中政策工作组2019年和2021年两份报告，可以明显看出包括一些知华派和接触派在内的主流战略界人士均支持对华竞争。

虽然明确了对华竞争的大方向，但美国学界、战略界关于第二个基本逻辑——应该如何在政策层面操作这种竞争性对华战略的看法仍有明显分歧，加上特朗普任期内对华“战略竞争”事实上演变为“战略对抗”，这才有了两大派别的学者就此展开激烈争论。

具体来看，保守派/强硬派倾向于关注对华竞争的程度与效果，强调对华施压与钳制；而自由派/务实派则侧重于聚焦对华竞争的方式与灵活性，支持一定程度的对华合作并注重议题间的均衡，这体现出两大派别之间呈现出的相对碎片化的立场倾向。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国内在对华定位上愈发清晰的共识塑造了拜登政府当前乃至未来三年的对华战略竞争导向，而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在不同领域、不同议题上也呈现出不同派别的政策倾向。

需要关注的是，美国学界、战略界两大派别关于上述如何操作对华竞争的争论在中短期内必然难以取得共识，这意味着美国的竞争性对华战略在政党轮替下依旧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尤其是2024年共和党执政的可能性及其在对华政策层面上可能出现的摇摆。

对于拜登政府而言，其目标是进一步探索出一种符合美国现状、也符合中美关系历史与现实、又兼具平衡性与灵活性的竞争性对华战略。但面对互相交织的内部困顿与外部挑战，美国竞争性对华战略的彻底成型必然还需要一段更长时间的角力与磨合。

编：刘宇宁

审：孙成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