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 透视兰德公司未来战争系列报告（四）经济篇
导读
在研究完地缘政治趋势和军事实力趋势后，兰德公司把分析的目光转投到经济趋势上，这是当今和平与发展主题下、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世界各国最关心也是最重要的指标。本篇《全球经济趋势与未来战争》（Global Economic Trends and the Future of Warfare）主要从全球贸易体系等角度讲述了可能影响未来战争的几个趋势，兰德公司对美国及其盟国经济状况的担忧感和危机感显露无疑。本栏将此报告关键内容编译如下，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文中内容仅为报告内容总结梳理，不代表译者和公众号观点。
图1全球经济趋势与未来战争报告封面
趋势一：全球贸易体系面临更大压力
21世纪的全球经济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开放程度远远超过了20世纪。政策变化和技术进步使货物、服务和资本更容易转移到其他国家，而且自冷战结束以来，几乎每个国家都加入了一套共同的国际贸易规则。尽管如此，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体系开始面临巨大压力。当年11月，20国集团政府同意停止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并承诺不增加新的贸易和投资障碍。然而，从那时起，20国集团政府已经制定了超过12000项歧视外国商业利益的贸易相关干预措施，只有大约4500项放宽了市场准入或使外国商业利益受益。兰德公司表示：“事实上，自危机以来的每一年，70%以上的贸易干预措施（对美国）都是有害的。”战争的爆发与贸易自由度的关系并不十分明晰，不过人们普遍的认识和事实数据都表明，国际贸易的自由度与战争的概率成反比。基于1950年至2000年的14000多个国家对的数据集，一项分析发现，双边贸易大大降低了冲突的概率，特别是对附近的国家。使用类似数据（总数据集为536000个观测值）的另一项分析发现，如果世界恢复到1970年的双边贸易水平（远低于2000年的水平），对于相距5000公里以内的国家来说，发生冲突的概率将高出8%至15%。
当前的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着以下几个风险。首先，国家间对更自由的贸易与投资的欲望可能正在减弱。在发达国家中，货物方面的贸易壁垒已经相当低了，这意味着，货物贸易继续自由化的真正受益者将是发展中国家，而事实证明，发达国家对此是有抵触情绪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快，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整体的自由化贸易实际上可能会减少；第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有可能给全球贸易带来推动，但是服务自由化可能会威胁到雇员人数较少的大型技术公司，还可能涉及国内法规的变化，因此可行性不太高；第三，全球主要的贸易管理机构作用可能正在减弱，世界贸易组织指定的标准规则是国际贸易体系的基础，然而这一基础现在也正在受到威胁，美国对世贸组织的支持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大大减少。如果美国选择不担任全球贸易体系的主要支持者，是否会有其他的主要经济体愿意在未来担任这一角色？美国会不会退出世贸组织？目前来看，美国可能会选择不推动贸易自由化，或者可能推动调整贸易规则以应对全球经济的变化，而这也可能相当于减少自由化。这些因素表明，全球贸易体系将处于一个不稳定的漂浮期，全球主要的贸易自由化努力可能会停滞，贸易规则可能无法适应技术和经济的新发展。
图2 特朗普政府与WTO争执不断
国际贸易体系的中断不太可能成为战争的直接原因，但它们可以增加国际紧张局势，无论这种增加有多小。兰德公司指出：“国防部在塑造全球经济方面能做的很少。然而，这些趋势要求国防部和美军加强对全球经济环境的监测，如贸易壁垒的增加、这些壁垒对美国潜在对手和盟友的影响，以及为应对这些壁垒而采取的政策措施。除了这样的监测，美军还可能需要增加军事合作的努力，以弥补不太健全的经济关系并帮助维持国际关系。军方接触、联合演习和其他方法可以缓解国际关系中因全球贸易体系压力增加而造成的一些紧张局势。”
趋势二：美国和盟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
报告认为，经济关系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战争动机，经济活动产生的财富也可以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战争走向。美国身处最强大的军事联盟之首，而且是最富有的联盟之首。2017年，按市场汇率计算，美国及其盟友占世界名义GDP的57.9%，而美国的三个挑战者：中国、俄罗斯、伊朗在2017年占全球GDP的18.2%。诚然，整体经济的规模并不一定会转化为军事支出，但实际上，美国及其盟友的总军事支出还是要高于挑战者：2017年，他们占全球总军事支出的62.2%，而挑战者仅为17.8%。
图3 全球主要经济体GDP占比
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往往比经济发达的国家增长更快。因此在未来十年，即使所有国家的经济都在增长，但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规模却会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的规模越来越大，而发达国家的规模则越来越小。美国及其盟友占全球GDP的份额正在下降，而美国挑战者占全球GDP的份额则呈上升趋势。全球经济占比的转变可能会对未来的军事力量和作战能力产生影响。
到2030年可能会出现两种经济趋势：首先，美国及其盟友在全球经济中的总体份额可能会继续下降。只要美国的对手能够投入相应较大的军事预算，这些国家就能缩小国防开支的差距。其次，美国挑战者的发展水平可能会保持在远低于美国的水平。就人均GDP对军事实力的影响而言，美国及其盟友会领先于其挑战者。
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整个世界经济将从2017年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名义价值80.7万亿美元增长到2030年的141.2万亿美元。2027年，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单一国家经济体，占世界GDP的24.1%，而美国为23.4%。到2030年，北约作为一个整体的GDP 将占全球经济的40.2%，美国及其所有联盟伙伴的GDP将达到48.8%，仍然领先于中国和其他挑战者，它们总共将占到 29.5%。
图4 全球主要经济体GDP占比预测
趋势三：国防工业基地的萎缩
自冷战结束以来，一波又一波的合并和收购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国防工业基地的规模，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这些合并已经缩减了复杂武器系统生产商的生产线能力和复原力。兰德公司认为，这些趋势可能会损害美国为应对重大国家间冲突而保持战备和增援的能力；它们还可能限制军用物资的多样性；此外，未来的国防工业基地劳动力可能会遇到挑战，特别是技能差距，而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不在美国防部的直接控制之内。
在1990年至1998年期间，构成美国国防工业前三分之二的承包商数量下降了60%。这些合并中最大的发生在1994年至1997年：诺思罗普和格鲁曼（1994年）、洛克希德和马丁·玛丽埃塔（1995年）、波音和麦道（1997年）、雷神和休斯（1997年）。这些合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国防部在1993年鼓励的，作为应对即将到来的部门预算削减的防御性措施。到了21世纪初，通用动力公司在收购了众多一级和二级分包商后，成为第五个巨型主承包商。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五角大楼的50个最大的供应商都被整合到这五个承包商中。飞机工业基地的整合进程尤其明显，因为没国防部每年采购的新飞机从1986年最高的约450架下降到整个90年代的不到100架。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有十几家公司制造军用飞机；到冷战结束时，只有七家公司有资格这样做。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整合之后，只有三家主承包商（波音、洛克希德·马丁和诺斯罗普·格鲁曼）仍然有能力制造和维护复杂的固定翼有人驾驶飞机。
图5 美军飞机生产商的合并情况
美国整个国防工业基地的健康状况可能以几个未来趋势为标志。首先，在21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的生产能力可能会继续超过其竞争对手。在全球前100家国防公司中，不包括中国，美国公司从2002年到2016年占了62%的销售额，而且没有理由预计这一趋势会改变。这种主导地位在战斗机行业尤其如此，预计到2026年，F-35将占全球所有新飞机的30%至40%。事实上，随着F-35的单位成本继续下降和洛克希德公司可能赢得更多的出口合同，这一预测很可能是正确的。
图6 未来第四代、第五代战机供应占比
第二，具体到航空航天领域，尽管F-35战斗机的生产线前景看好，但美国第四代战斗机的生产线在未来十年可能会萎缩。由于截至2018年年中没有新的载人战斗机项目出现，美国可能很快就会将F-35生产线作为其唯一活跃的国内战斗机生产线，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成为唯一能够服务于政府的公司。由于战斗机的制造基地很复杂，关闭第四代生产线而不保留任何生产能力，将使重新启动未来的战斗机生产变得十分困难。
第三，如果美国和欧洲的国防预算下降，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国防预算同时上升，维持美国国内和盟国的国防投资机构的正常运作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在整个21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的国防工业基地相对优势可能会缩小。
第四，由于美国现在以大国竞争为主，其认为的高级威胁将需要能力更强和更复杂的平台，特别是在战斗机方面。这一预测意味着航空航天劳动力市场对专业工程和技术技能的需求更大。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国防工业基地正面临着劳动力老龄化和高技能、年轻的替代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017年，航空航天和国防工业中61%的工人年龄在46岁以上；在更广泛的制造业中，美国据估计约有200万个职位将无法填补。
趋势四：美国经济制裁的威力减弱
兰德公司认为：“只要美国是全球经济的中心，它就能够利用经济制裁作为塑造其他国家行为的工具。”这种中心地位有两种形式。首先，到目前为止，美国仍是最大的贸易国。2017年，美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在国际收支基础上达到5.2万亿美元，远远超过了中国的4.6万亿美元。中心地位的第二种形式是美元在全球的使用以及美国金融部门对国际交易的重要性。例如，到目前为止，美元构成了全球储备的最大份额，而且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稳定。从2010年初到2018年第一季度的33个季度中，美元平均占全球储备的63%，从61%到66%不等。
尽管有这样的中心地位，但美国的制裁并不是全能的。例如，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并没有完全将其从美国和欧洲禁止的交易中封锁起来；一些中东和亚洲国家也参与了美国禁止的交易。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经济制裁行动不太可能对一个大国产生战略影响，即使美国保持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制裁也很可能无法替代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行动；尤其是针对中国，由于中美已经形成的复杂贸易网络，经济制裁很可能对美国和欧洲产生负面影响。如果美国的制裁力量下降，那么它作为一种威慑手段或军事行动替代品的作用就会降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比过去更倾向于军事干预，从而增加战争的风险。
结语
尽管经济发展、趋势和争端通常不是战争的直接原因，但它们创造了一种宏观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战争的可能性或多或少，并能影响武装部队进行战争的能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的经济实力，特别是与盟国的经济实力相结合，仍将在全球占主导地位，但其相对实力是下降的，这可能会影响美国经济制裁或者其他非军事手段的威力。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原因、地点、时间和理由如何，任何大国间战争都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兰德公司也希望，当前和持续的国家间相互依存将成为对交战倾向的一种缓和，无论是由经济趋势还是其他因素引起的。在下一篇，兰德公司会着重分析当前自然环境面临的问题及其对未来战争可能的影响，敬请读者持续关注。
THE END
文字 | 秦中南、龙坤（国防科技大学）
图片 | 来源于原报告和网络
编辑 | 谢士娇
审阅 | 郭思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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