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县”的走红，看地方媒体转型的可能性

▲宋奇

《重新唤起慈善事业对本地新闻业的关注》探讨了美国社区新闻的衰落，以及纽约新闻机构“这个城”（the City）通过非营利新闻进行重建的努力。社区新闻衰落的技术与社会背景，以及这种衰落给社区生活与地方治理带来的潜在风险，在中国也有类似存在。基于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经验和观察，笔者发现单纯依托广告的经营模式正在走入困境，这在很多中国地方媒体中有过之而无不及。过去几年里，地方媒体停刊、休刊频繁出现，已经从“令人惊呼”变成常态。

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报业市场化改革催生了一批依靠商业广告的地方媒体，也就是各地的都市报，其中少数具备了全国性影响力，而大多数也取得或多或少的经营成功，成为母报（党报）的资金支撑。商业化助推了新闻生产在某种程度上的专业主义转向。

随着近年来都市报利润下滑，出现了财政资金将地方媒体重新“养起来”的趋势。也就是说，面对变局，文中提到美国非营利新闻的资金来源是多元的：公益组织和慈善家、消费者、新闻机构与记者、政府、互联网平台等均可为这些新闻机构提供资金，而中国地方媒体的资金来源从市场为主、财政为辅，变成财政补贴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当然这一趋势在各地存在具体程度的差异。

和美国类似的是，中国地方媒体近年来也试图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得收入。在中国，传统媒体垄断了新闻采编权，地方媒体作为本地新闻主要生产者，能够从互联网平台的转载中获得版权收入，也能通过自有账号获得广告分成。故而在今日头条、抖音、微博、微信等平台上开设官方账号较为普遍。其局限在于报道内容，地方媒体尤其是社区媒体（如社区报）的新闻框架多年以来重视人情味（所谓“接地气”）为特点，是国家的喉舌，监督公共权力、专业主义的色彩较弱。文中所讲述的纽约马路信号灯故事，以政治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是一种社会对国家的政治输入。在中国，这种输入很大程度上以舆论事件（也称为舆情）而非专业新闻报道的形式实现。

2018年以来，中国地方媒体一大动向是所谓县级融媒体建设，这是国家政策要求下所做的改革尝试。通过整合县级广播电视、报刊、新媒体等，形成地方性新闻中心，也可能承担电子政务功能。在一些省份，这意味着媒体能够从地方政府获得更加稳定的财政资金、人事编制等支持。融媒体中心是科层制地方政府的延伸，对于社区文化和公共生活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总体上看，中国的地方新闻转型更多基于传统媒体，这与非营利新闻的另起炉灶形成对比。不过也存在一些大刀阔斧的革新，如上海地方媒体《东方早报》2017年休刊，全面转向网络媒体“澎湃新闻”。社交媒体上也在出现一批关注地方事务的草根网红，以非正式的方式提供地方新闻，如2021年5月由网红推动的“山东曹县”梗，这一类革新有赖于地方政治氛围，尚未形成持续潮流。

就未来变化而言，中国党管媒体的媒介制度不会变，主流媒体需秉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承担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职责。这意味着公益组织、民营公司等要想介入传统媒体改革还存在着较大的政策风险和高耸的政策壁垒。

不过，公益组织可以在具体事件上与地方媒体、12345等政务平台、网红等合作，充分利用现有信息机制改善地方治理。从这个角度说，公益组织和媒体改革的逻辑是类似的，即不是追求结构上的独立，而是追求实际治理效果。至于是否能够实现，就需要在具体实践中进行探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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