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建二十年 | 何慧丽：大学生来到了兰考

编者按

何慧丽

作者简介

何慧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2007年获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2008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农林管理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农民组织建设研究。曾挂职河南省兰考县副县长、县委常委、开封市市长助理等职务，期间积极推动了豫东地区的当代新乡村建设试验。2013年，发起成立河南灵宝弘农书院，开始推动豫西的乡村建设试验。在《开放时代》、《马克思主义与发现》、《Chinese Sociology & Anthropology》等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教学领域：经济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研究方向：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农民合作与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该文原发表于《文汇报》2003年11月13日版，同时发表于《中国改革农村版》2003年第11期。

我长期参与温铁军先生组织的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温铁军先生希望通过大学生的支农调研，使大学生“关注农村，塑造自我，建设美好新乡村”，成长为超越自我狭隘利益的，关注民族、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人才。我后来来到了兰考做挂职副县长，支农队就和我商定利用国庆节长假，将兰考作为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的一个新中心。　　

我们可以做得独特一些　　

七支大学生队伍先后都来到兰考，作为支农调研的新举措，应该在各方面形成整体上的独特性。　

首先得选出有代表性的村庄。我挑选了几个能代表兰考农村面貌的村子。一个是阎楼乡的大李西村，该村村民结合本地丰富的桐木资源进行板材加工，民营企业较为发达；一个是城关乡的陈寨村，该村离县城近，交通方便，村民从事小商品经营、养殖业的多。这两个村子是农业结构调整、农村富裕的典型。我还找出了体现兰考一般农村现实的村子——葡萄架乡的南家坡、贺村、韩湘波、何庄村。葡萄架乡地处黄河故道，人均耕地1．48亩，以小麦、玉米、花生、大豆等传统农作物为主，农民人均纯收入仅801元。这样挑选也符合大学生的想法：把经济较为传统的乡做为大学生与村民的共建乡很有必要。　　

其次，得提前做好细致的协调工作，以取得乡里和村里干部的支持。城乡差距的拉大，学校象牙塔般的环境与中国现实的严重脱离，再加上现在普遍存在的干群关系紧张，使得大学生的下乡支农实践在人们心中的印象，不是浮在表面现象上，下乡猎奇或旅游，就是增加了当地干部的恐惧和群众物质上或心理上的负担。我得耐心地告诉乡里、村里的干部，大学生来兰考，是经过系统培训的，他们要跟农民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食宿自费，不会增加农民负担。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支农，帮农民做点事，为农村的经济能人长期提供一些科技信息，帮村里建起农民文艺队；等等。他们搞调研，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村，更好地支农。基层干部们听了后都表示支持，葡萄架乡的书记认为，大学生下乡支农调研是吹入农村的一股清风，他也乐意希望大学生们将葡萄架乡作为麻雀进行解剖，使大家都来关注“三农”问题。

接下来，就是要向大学生们强调新理念指导下的新行动。同学们在经过精心的组织和培训后，早都酝酿好了支农调研计划。他们所有必备物品一应俱全，左臂上系着鲜艳的红领巾。9月28日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到来，10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河南大学的学生到来；10月2日是中华女子学院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到来，先后共有64人。对每支队伍，我都在支农调研的理念和风格上再予以强调：同学们来到农村，是为了关注乡村从而搞清当前乡村的性质，是为了促进乡村建设、进行乡村改良，找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一切有利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和建设性的因子，一句话，是建设性的。因此，我们先得当个小学生，向本土上的干部、群众虚心学习，尊重当地干部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宝贵常识。这是支农调研必持的态度和立场。我一再强调：我们不是增加村里和乡里的干部以及农民的负担来的。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在乡下白吃白住，不但要给老乡一定的食宿费，而且要预付一部分；如果老乡们非常忙，不能让他们丢下活计来为了我们的所谓安排计划，而是我们随从他们的劳动安排。　　

其实，大学生确实从一开始就带来了新气象。他们大都为贫困的农民们带来了募捐的衣物。在葡萄架乡党委和乡政府的欢迎会上，我们大学生们没有一个人动放在自己前面的瓶装矿泉水。中华女子学院的一位学生代表，针对乡书记和村干部所说的农民家里条件太差，请同学们谅解时，说：他们就是能吃苦才来的，她特意举了两个小例子：15个人只买了8张的座票，大家相互照应着忍受10多个小时的颠簸过来了；到了兰考，大家拖着行李倒处找便宜的吃饭地方，终于找到了一家一碗面2元的饭店。　　

利用国庆节长假，大学生们不去游山玩水，却来到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村进行支农调研，很符合香港朋友刘健芝在乡村建设培训班上提出的口号：我们可以做得独特一些（we can make a difference）。　　

阴雨天里的相会和联欢　　

我把城关乡的陈寨村作为小康试点村。我所设计的小康村，不只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生态家园式的社区规划，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文明，还包括民间群团组织活跃基础上的社会和谐。10月4日，已经持续下了近50天的雨仍然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但这一天的重光中学却热闹非凡，我们各路支农队伍要在这里和村民搞个联欢会。　

一支支的大学生队伍按时到达后，在事先安排好的地点形成一个 “大学生支农调研交流会”。交流到中午时，盒饭来了，他们没有一个人先动饭。大会开得有效而团结。这样的大规模的支农调研现场交流对大学生是有益的，而农民朋友和重光中学的师生们也很欣赏大学生扎实的纪律性。　　

大李西村秧歌队、五爷庙村的秧歌队、胡集村的犁园春戏班也陆续来了。他们身穿演出服，头带花帽，有的脸上还擦上了胭脂粉，还带着花轿、扇子等演出道具。演员们从三四十岁到六七十岁的都有，男的女的都有，大约来了90余人，比预料的多了三分之一。吃了中饭后，就请一个人民大学的大学生刘诗林来教大家学唱《团结就是力量》。这位大学生教得很投入，也很有组织才能，她告诉农民朋友们，大家要团结起来，就象紧捏成一个拳头似的，我们才能解决一切问题，我们的日子才会越过越好。农民朋友们唱歌的热情很高，一首歌曲唱了几遍后基本上就会唱了。他们竞相向我要有《团结就是力量》歌词的节目单，说回去再学，再唱。　　

原计划下午两点的演出时间就要到了。可雨还在不大不小地下着。我与节目主持人——县文化馆的马馆长商量该怎么办，马馆长说群众演出的积极性挺高的，就照原计划演。演出就这样在雨中开演了。大学生的节目和农民的节目交错着进行。农民的节目有秧歌，合唱，豫剧清唱，等等；大学生的节目有搞笑小品，小合唱，武术等等。精彩投入的表演不时博得观众兼演员的阵阵掌声。到了最后，大李西村和五爷庙的两支秧歌队伍又各自演了拿手节目，最后一些人员包括大学生们都加入了秧歌队的行列，这正是我所期望的参与、团结、和谐的结局。老天爷的雨无法浸湿我们在场的所有大学生、基层干部和农民朋友们团结在一起的晴朗的心。　　

联欢会之后，大学生们被重光中学的学生们象明星一样地层层包围。他们耐心地向学生们介绍学习经验，介绍外面的世界。中学生们拿出笔记本，让大学生签名，写上联系的地址。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有校园广播经验的大学生则把重光中学的学生播音员们召集在一起，教给他们播音的经验。面对此情此景，我高兴地站在雨里，身上也几乎被雨水淋透。　　

这一天，是重光中学值得纪念的一天。　　

大学生做到的、带走的与留下来的　　

短短的几天支农调研活动就要过去了。各支农调研的队伍都要陆续返校。他们在走时与我道了别，有的还详细向我做了汇报。　　

可爱的同学们在四至七天不等的时间里为村民们做了一些实在的好事。以同济大学为例。他们的支农活动主要有：帮助村民修浚好一条水沟；为村里的一些贫困户尤其是五保户捐献了几大包衣物；与学校的中小学生们进行了座谈，向他们发了一些文具；还与阎楼乡第一初级中学签了共建协议，希望今后能创建图书室，推动文化导读活动；也与村里签了一个共建小康村的协议。他们还就村里的经济发展状况、农村教育状况、老人赡养状况、村民自治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获得了大量活生生的第一手材料。再以河南大学为例。15个同学被分到葡萄架乡的两个村子——贺村和韩湘坡村。支农的有：慰问经济严重困难的家庭，送去一些从学校捐来的衣物；还多次组织了义务劳动，帮助缺乏劳动力的农户进到泥土地里出花生，掰苞米；建立了贺村大学生科技法律政策信息交流站；帮贺村中学投资购置了播音设备，选拔、培训了站长、编辑，建立起来一个广播站；还确定了六个贫困生帮扶对象。他们还对村里的农田水利设施、村民自治状况、计划生育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也发现、发掘了一批农村文艺人才。　　

大学生们拿着没有座号的车票，从兰考站挤上了远去的火车。他们带走了一个小礼物——可以摆在桌上的装着焦裕禄相片的一个台式小饰品。它里面蕴含着我们的期望：那镶嵌着焦裕禄专心读《毛泽东选集》的照片的，是希望大学生们多读为平民百姓造福的好书；那镶嵌着焦裕禄站在一棵泡桐树旁边的照片的，是希望大学生们应树立民本理念，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实践之中，在实践中体现人生价值。我相信同学们已经领会到了，因为他们带走了一些沉甸甸的真思考：同样一个村的农民，贫富分化得也很厉害，这是为什么？落后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到底怎样才能做好？所接触的基层干部基本上都算是乡村中的精英人物了，但为什么他们大都慨叹基层工作难做，也很难做到让老百姓有口皆碑？农村教育的问题到底在哪儿，为什么在发放文具时，小朋友们竟然出现哄抢现象？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了在教课书中很难找到的真知识、真道理：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制度已经很难再能激发出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其最大的弊端是进行水利设施建设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成本过于高；用它来支撑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是过于勉其为难；一个有奉献精神的强有力的村级领导班子，一批经济能人的带动，是一个村子发展的关键，干农村工作绝对不能按照市场理念去争取双赢；兰考的一些村子依托本地丰富的泡桐资源，以板材加工和出口为核心，形成一系列产业链，带动了第一、二、三产业的综合发展，这是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一些农村所存在的根本就不是养老问题，而是“干老”问题：即不管是有无子女，几乎所有的老人都是下地干活到干不动为止，80岁以上的老人平时很少有零花钱，日常用品有的要靠物物交换的方式获得；政府对经济的扶持力度尚有欠缺，营造好发展环境的力度不够，等等。这些从现实国情中得来的真问题、真知识，必将会促动大学生们积极地、有选择地读好书，作真学问，找寻真答案。这样，大学生的心里就孕育了一颗关注国情，关注民生，健全人生的种子，将来就会去追求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而不只是一份糊口的工作。　　

大学生走了之后，我间接直接地，多多少少地听到了一些评价。如驻陈寨村的开封市财政局的同志对我说：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素质真高，为他们买的矿泉水一瓶没动，为他们准备的桶装纯净水一滴未沾，他们自带水杯，只喝烧的白开水；他们支农支教时非常关注贫困家的孩子，增强了这些孩子的自信心。兰考一高曾在大学生离兰考之前请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前去座谈，据说座谈的气氛、效果非常好。兰考县政府区划办的主任曾旁听了同济大学大学生们在政府的汇报，认为大学生的分析很客观，很全面，有一定深度。大李西村村民反映，同济大学的学生为一个子女不孝顺的约七十岁的大娘捐了50元钱，给了一些衣物，那大娘感激地痛哭流涕，还下了跪。一些村民告诉我，学生进村后不嫌脏，不嫌累，不但访贫问苦，而且脱了鞋子光着脚下地干活；还给小朋友照像，教他们学习；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都给自己吃饭和住宿的钱，这是没见过的新鲜事，我们最后都喜欢上了这群大学生们。　　

大学生留下的，是一种清新的生活和人生理念。他们没钱没权，没好项目，但是有好精神、好理念，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红军路线。也许，有了这样的精神和路线，三农问题绝对可以被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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