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林 |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济影响及应对实践经验——基于文献回顾视角
〔引用格式〕陈林.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济影响及应对实践经验——基于文献回顾视角[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0,(4).
及应对实践经验
陈 林,男,广东河源人,产业经济学博士,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有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E-mail:charlielinchen@qq.com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项重点课题“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制度的推广与评估”(20AZD05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竞争政策与准入规制的协调机制研究”(71773039);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粤港澳大湾区空气污染与公众健康”(2020A1515011233
一、引 言
二 、重大传染病疫情大规模传播的经济原因
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产物,也是重大传染病疫情大规模传播最主要的因素[5]。城市化推动了人群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提高了重大传染病疫情的传播速度;而全球化通过国际贸易及人口流动扩大了重大传染病疫情的传播范围[6]。Ali 和 Roger[7]探讨了全球化进程如何影响SARS的传播和响应,并着重强调重大传染病疫情传播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全球城市网络的背景下,即使重大传染病疫情在农村地区爆发,也会迅速波及国内的城市地区,并蔓延至全球其他地区。此外,全球化进程加剧了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使得落后地区的重大传染病疫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David等[8]认为,西非埃博拉病毒的大规模爆发是由不合理的全球政治和经济架构造成的,发达国家对西非掠夺式的资源开采和农业开发,以及国际组织的规则加剧了西非的贫穷,在极度贫穷的状况下,四十年来没有国际药企愿意开发针对埃博拉的药物和疫苗。此外,老龄化问题、职业转变、性别歧视、国民受教育程度、土地使用方式的改变、失业、收入差距等社会经济因素也影响着重大传染病疫情的流行[9]-[12]。国内学者肖绍明[13]考察了中国SARS疫情的流行过程及分布规律,发现中国SARS疫情的大规模传播受人口流动速度、人口密集度、经济发展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杨海兵等[14]以27年间苏州地区的介水传染病为例,探讨传染病传播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介水传染病发病率与本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及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呈显著相关关系。
由此可见,关于导致重大传染病疫情大规模传播原因的议题,学术界在经社会济发展层面给予了合理解释。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带来诸多“好”的影响,但同时也会带来“坏”的影响。一旦重大传染病疫情出现,由于国家或地区间的相互开放、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导致人口密集流动等原因,某个地区的重大传染病疫情会迅速向周边地区扩散,并逐渐蔓延至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流行病、传染病的产生已不罕见,一旦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传播速度极快。为此,国家应该提前做好疫情发生的应急准备,才能在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迅速作出反应,最大程度地控制重大传染病疫情的传播范围。
三 、重大传染病疫情产生的经济影响
全球经济的快速扩张对于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大规模传播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当重大传染病疫情出现大规模传播态势,形成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又会反过来影响国民经济发展。一旦疫情出现,政府部门理应迅速作出反应,采取管制交通、关闭门店、厄令企业停止生产经营活动等措施,以控制疫情作为第一要务。各级政府的应急措施改变了企业的生产决策及消费者行为,进而渗透到产业发展及区域经济层面,抑制了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带来的短期与长期经济影响,学界众说纷纭。
(一)宏观经济的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欧美国家突然出现一种罕见的疾病,受此种疾病的人群表现如肺炎似的症状,如长期发热、咳嗽等,且没有药物可以根治这种疾病。直到1981年,科学家终于发现此种病毒的病原体,由于此类病毒能使人体免疫功能几乎失去作用,所以被命名为“获得性综合免疫缺乏征”,即艾滋病。艾滋病是人类近年来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此病死亡率高、传染性强,严重影响国民生产消费活动。Simon等[15]评估了1960—1998年间,艾滋病毒流行对41个非洲经济体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发现在艾滋病感染率较低的国家,艾滋病带来的人口冲击对经济发展出现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对于感染率较高的国家,艾滋病的宏观经济影响尚不清楚。Ajay 和 Bhargavi[16]认为艾滋病对印度的整体经济影响有限,但对单个家庭造成的影响比较严重,主要体现在药物和治疗费用的上升、当期收入下降及死亡导致的未来收入的损失等。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广东地区于2002年突发SARS疫情,进而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各个地区,直至2003年,SARS疫情才完全消失。SARS疫情是一次全球性的重大传染病疫潮,事实上,正是SARS疫情,“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个词才被创造出来,这次突发的国际性公共卫生事件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Marcus和 Richard[17]的研究发现,SARS疫情对国民生产总值及国内投资都会带来显著的抑制作用,但这种影响主要发生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对于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地区的影响较小。王元龙和苏志欣[18]认为,在SARS疫情爆发前期,全球经济已经进入衰退期,而亚洲地区的经济活力能够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SARS疫情打击了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进而延缓了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不利于世界经济发展。
此外,部分研究探讨了始于2009年新型H1N1病毒(猪流感)的爆发带来的经济负担与损失。Brouwers等[19]的研究认为,H1N1病毒对瑞典的经济带来大约2.5亿欧元的损失。2014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病毒疫情(EVD),此次埃博拉病毒疫情比以往所有都更具破坏性,病死率、传染人数达到历史之最。Huber等[20]估算出埃博拉病毒疫情暴发造成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大约在2.8亿—326亿美元之间,2014年,埃博拉病毒疫情爆发带来的综合经济损失和社会负担约为531.9亿美元,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西非埃博拉疫情的高死亡率带来的经济损失,达到188亿美元。而Lee等[21]模拟分析了具有广泛传染性的寨卡病毒在美国六个州的潜在经济负担,研究发现,倘若寨卡病毒的攻击率为0.01%,估计将造成1.834亿美元的损失,0.025%的攻击率将造成1.986亿美元的经济损失,0.10%的攻击率将造成2.746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而1%的攻击率将造成12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从艾滋病毒、SARS病毒、H1N1病毒、埃博拉病毒到寨卡病毒,由这些病毒引发的重大传染病疫情,进而形成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人类抗击疾病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大量学者考察了这些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经济影响,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即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对宏观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重大传染病疫情的爆发严重影响国民生产经营活动,阻碍了本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并会逐渐蔓延至全球,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
从艾滋病毒、SARS病毒、H1N1病毒、埃博拉病毒到寨卡病毒,由这些病毒引发的重大传染病疫情,进而形成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人类抗击疾病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大量学者考察了这些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经济影响,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即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对宏观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重大传染病疫情的爆发严重影响国民生产经营活动,阻碍了本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并会逐渐蔓延至全球,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产业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影响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否会对产业发展形成一定冲击?自20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至少出现了6次流感爆发,不少学者基于历次流感爆发,考察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产业发展的影响。Monterrubio[3]考察了甲型流感(H1N1)爆发对墨西哥旅游业的经济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流感爆发的最初几周中,旅馆、饭店和航空业在墨西哥受到的影响最大,而航空业受到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影响主要源于国际旅行限制、媒体的警惕态度和政府措施。Rassy和Smith[22]估计了H1N1流感大流行对墨西哥旅游和猪肉行业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流感爆发造成约一百万的海外游客流失、带来了大约28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朱敏[23]的研究发现,禽流感的爆发对中国养殖业、禽类生产加工行业及相关餐饮业的影响较为显著。Grace[24]测算了香港房地产行业对SARS事件的反应,发现SARS对香港房地产行业的影响较小,而产生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交易成本、信贷约束及损失厌恶等特性造成的。
此外,部分学者的研究探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会必然会增加卫生服务费用,假设资源和技术条件给定,卫生服务费用的增加必然会挤压其他公共费用支出,扭曲了本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25]。严清华[4]的研究表明,SARS疫情对重灾区如广东、北京及山西等地的经济影响较为明显,在SARS疫情爆发期间,北京地区的经济增速下降了0.5%,仅4月份一个月就下降了1.7%。陈收等[26]考察了SARS疫情对湖南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疫情期间,湖南第三产业受冲击较大,导致本省经济发展增速明显放缓。
不难发现,大量研究证实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对产业发展及区域经济带来的一定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作用于所有行业或地区,而是具有一定的偏向性。对于产业而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旅游业、航空业及餐饮住宿业等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冲击较为明显;而在区域层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济影响主要作用于疫情重灾区。既然经济影响存在行业、区域层面的异质性,那么,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然也需要因行业制宜、因区域制宜。
(三)经济周期的长期影响
也有学者认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经济发展存在长期影响,Elizabeth和Mark[1]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将1918年流感爆发带来的劳动率下降作为外生冲击,测算其对美国短期与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流感爆发对于美国经济存在短期与长期的负面影响。Martin等[27]同样基于1918年流感爆发的事件,测算其对瑞典短期和长期经济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流行病爆发对资本收入存在很强的负面效应,同时疫情会加剧贫困率,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此外,国内学者张文斗等[28]的研究发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过改变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进而导致行业的要素供给与商品需求的变化,并反映到宏观经济层面上。从长期而言,疫情的大规模爆发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结构性的影响[29]。也有部分学者持不同的观点,认为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当疫情结束,消费信心回升,一切就会回到正轨。郭兰峰[30]考察了SARS疫情对中国工业行业的影响,认为SARS疫情的经济影响有限,不会改变中国工业行业的长期发展态势,当然,短期、局部的影响不可避免。
由此可见,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否对经济增长存在潜在长期影响,现有研究结论仍然莫衷一是。部分学者认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改变企业决策行为及消费者的长期偏好,对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负面影响。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发展不存在长期影响,只要消费者信心恢复,经济增长就会回到正轨。但至少存在的共识是,在短期内,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显著的,一旦疫情爆发,经济增长在短时间内会出现回落。
(四)作用机制
一般而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经济影响主要可以分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直接效应首先体现在传染病发导致居民身体健康状况下降,进而降低了居民的效用水平;此外,直接效应还体现在用来预防及治疗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公共费用支出的提升,包括科研费用、居民治疗费用、医护费用及其他公共卫生支出等。间接效应则主要体现在居民健康状况下降所导致工作效率降低、人力资本损失等。此外,重大传染病疫情爆发还会改变消费者预期,影响消费者行为,进而影响行业发展及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31]。
由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济影响的直接效应较为明显,因此,学界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经济影响的讨论主要体现在间接效应层面。Peter等[32]认为,由于传媒的高度发展,信息和恐慌比疾病传播的更快,传染病发改变公众的预期,推动公众改变消费行为,进而影响经济发展。Richard[33]从风险感知、风险沟通和风险管理三个层面来分析重大传染病疫情对经济影响的作用机制,重大传染病疫情的间接成本很大程度上是由公众对感染风险的预期所造成的,当感染的风险较高时,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会减少,从而旅游业、交通运输业、零售业和休闲娱乐等行业的需求都会相应减少。此外,重大传染病疫情的流行造成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信心,进而影响投资。可见,重大传染病疫情的高患病率会降低平均投资—储蓄倾向,产生非常规的增长陷阱,在这种状态下单靠收入无法推动经济体摆脱不发达的状态[34]。进一步地,Chen 等[35]认为,大规模的重大传染病疫情导致学校停学,不利于国家人力资本的形成,长期而言,抑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通过整理前人的研究发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过降低公众的工作效率、损耗人力资本、改变消费者预期和行为等路径影响经济发展。但这些研究主要从消费者层面探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较少涉及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效应,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不同产业发展,以及区域经济的传导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讨论更是鲜见,关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发展影响机制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四 、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践经验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过改变消费者预期及企业生产决策行为,作用于产业发展及区域经济,进而传导至宏观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存在短期及长期潜在的负面效应。要消除、削弱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关键在于做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工作。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现有研究对于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践经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政府应加快建设应急管理体系
鉴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不仅波及甚广,而且始料未及,政府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应急管理体系以统一协调,并开展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的相关知识、能力及法律制度等多个层面的建设工作[36]。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最重要的是做好三个环节的关键工作:一是防,即做好完备的疫情预防工作。Jeroen和 Philippe[37]通过比较甲肝大规模爆发时的治疗,以及防控费用与事先进行预防的费用,发现后者的费用要比前者低得多。因此,应做好事先预防工作,以降低成本,减少损失。二是控,即做好防止疫情扩散的工作。政府对重大传染病疫情进行控制和管理会带来经济收益,防止传染病疫情扩散对经济增长存在重要影响[38]。三是治,即做好患病人群的救治工作。Shwiff等[39]的研究表明,传染病患病人群救治可以为国家带来更广泛的经济利益。
政府应该如何建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赵红等[40]认为,应从以下五个方面构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一是建立指挥调度部门,该部门是体系中的核心,应做好疫情防治中协调各部门运行的指挥工作。二是建立实施部门,即负责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防控、救治工作的具体实施部门。三是建立决策辅助部门,即负责疫情评估,以及具体救治方案设计的部门。四是建立信息部门,该部门主要负责疫情信息收集、发布工作,保证信息的完全公开。五是建立资源管理部门,该部门主要负责对疫情资源管理、调度工作。
(二)政府应完善公共卫生体系
公共卫生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公众的生命健康,与公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公共卫生体系构建同样也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的重要一环[41]。2003年,SARS疫情的大规模爆发暴露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弊病与薄弱环节:一是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一直存在定位不清、职责不清的问题[42],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在中国卫生系统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但却仅仅是事业单位,没有决策权。二是资源配置失衡,由于市场价值导向,公共卫生系统待遇吸引力不足,导致高端人才大量流失[43]。三是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缺乏法律支撑及机制保障[44]。四是政府对于公共卫生的财政投入不够[45]。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难题再度摆在公众面前,建设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迫在眉睫。李立明[46]早在2003年就提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必须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建立新型全国疾病控制中心服务管理体系,重点做好疾病控制中心与各级卫生部门的职能划分。二是加强公共卫生高端人才队伍建设,优化培训体系的同时,健全相应的薪酬激励制度。三是完善公共卫生服务法律体系,虽然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已有一些基本法,但仍然缺乏本位法。四是建立专门针对公共卫生服务事业的经济政策,加大政府对公共卫生的财政投入。
(三)政府应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会挫伤消费者信心,改变企业生产经营决策,对国民经济产生短期及长期潜在的经济负面影响,政府理应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平抑疫情带来的经济波动。孙开[47]从政府财政投入的视角提出一系列抗击SARS疫情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举措,如加大对卫生防疫的资金投入并安排专项经费、对受SARS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给予相应的税费减免、对民航和旅游企业的短期贷款给予贴息方面的资金支持等。此外,国内的部分研究也提供了其他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济影响的干预措施,如加强政府相应政策扶持及引导,积极培育及扩大新的消费热点,提高消费者信心,进而达到刺激消费需求增长的目的[48]。政府同样需要加大投资力度,调整投资结构,善于利用电子商务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开拓新的市场,用好外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49]。
学术界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展前期的应对、发展中后期的防控及发展末期的经济恢复工作进行了大量讨论,政府建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以及公共卫生体系不仅是预防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防止重大传染病疫情大规模扩散的关键手段,同样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此外,政府也应采取积极的政策手段干预经济,以此控制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经济负面效应。值得指出的是,理论上的政策提议落实到现实中时容易出现偏差。Ajay 和 Bhargavi[16]认为,虽然理论上政府事先预防的收益更大,但由于地区的社会观念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实操上存在困难,导致预防的无效率。学界基于理论与实证的研究,进而推导出的政策设计方向不能仅仅停留在面上,应该更加细化,使得具体建议能够真正落实到实务上。
五 、国内学术界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性学术讨论
受到SARS疫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启发,中国政府较早并及时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了强有力的防治,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发展末期,中央与地区政府在防止疫情反弹的同时,也逐渐开始将工作重心放在疫情后经济恢复工作上。学术界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哪些经济影响,以及如何快速平抑经济波动、推动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等问题也进行了大量讨论。
(一)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
1.产业发展影响
在行业层面,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三大产业均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对中国服务业的影响首当其冲。在疫情期间,中国所有服务业行业几乎进入全面停滞状态,尤其是对于交通运输、餐饮业、民航业、体育、文化娱乐业、批发及零售业等行业的冲击最为直观。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同样深远,疫情减少了人员流动,导致劳动供给不足,这对于中国制造业行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冲击较为显著,大量中小企业因延迟复工,经营压力增大,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面临倒闭危机[50]。此次疫情对中国农业发展也存在一定影响。疫情突如其来,使得农产品产销渠道受阻,使原本农产品销售旺季遭遇寒冬,农产品滞销严重,影响了农民群体的收入增长[51]。
2.区域经济影响
在区域层面,新冠肺炎疫情首先在武汉爆发,进而扩散至整个湖北,疫情发生最为严重的湖北省经济增速影响最大。疫情旋即扩散至全国范围,人口较为密集、人员流动性较大的省份也波及甚广,广东、浙江及河南等省份的确诊人数也一度超过千例,而这些省份又是中国的经济大省,中国经济因此受损程度值得重视[52]。根据黄剑辉[53]的测算,湖北2020年第一季度的GDP累计增速较2019年末将下降3.06个百分点至6.05个百分点,而浙江、广东、湖南、河南等疫情较为严重的省份,第一季度的GDP累计增速也将下降1.57个百分点至3.00个百分点。此外,随着国外疫情的大规模爆发,中国境外输入病例不断增多,外来人口向北京、广州、上海等超大城市聚集,这些城市的经济风险同样不可忽视。
3.对外贸易影响
在中国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之前,美国暂停了与中国的航班往来,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相继效仿,使得中国的国际贸易受到较大的影响[54]。在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美国、意大利、日本及韩国等国家又相继爆发大规模新冠疫情,外国经济受损,贸易需求萎缩,由于这些国家又是中国最主要的出口贸易对象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将形成一定冲击。与此同时,为防止疫情扩散,许多国家同样会出现大规模的停工停产,中国主要的中间品进口国如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可能因疫情影响导致中间品交付困难,影响中国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而导致中国经济受损[55]。
(二)疫情发展末期的经济恢复工作
1.重点救助中小企业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迫使企业停工停产、延迟复工,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延迟复工易导致其经营压力增大,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面临倒闭危机,政府应采取政府补贴、延缓企业贷款偿还、降息等企业帮扶政策,帮助企业度过寒冬期,最大程度抑制经济向下波动[56]。此外,企业同样应审时度势,快速作出应对,重新配置资源,避免被淘汰清退出市场[57]。
2.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
疫情大规模爆发导致企业开工复工时间不断推迟,劳动者返岗时间有所错后。与此同时,与疫情相关行业企业出现明显短工缺工问题,部分企业招聘活动暂时性推迟,导致中国就业形势更加严峻。政府应用好用足援企稳岗政策,有针对性地救助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失业人群,重点帮助困难家庭、弱势群体解决就业难问题[58]。此外,政府也可以利用税收减免、定向补贴等方式方法,对公众的利益损失给予一定程度的补偿[59]。
3.分地区分行业精准救治
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地区经济恢复,具体根据省市区疫情严重程度差异,相应地增加、调整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比例,同时政府也可以对疫情较严重地区适度加大地方债发行份额。此外,此次疫情对中国的产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尤其对第三产业产生了不可逆的巨大负面影响,政府应做好对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帮扶工作[50]。魏江[54]认为,政府应将产业分为短期(第一波季度性影响产业)、中长期(第二、第三波半年后仍受影响产业)两类,分别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
4.精准扶持外贸企业扩大出口
全球疫情大规模爆发对中国外贸企业形成一定冲击,政府应积极采取出口退税、补贴及信保等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外贸企业紧抓复产复工,尽快恢复、稳定生产力,保订单、保市场,并通过创新展会服务模式,切实保障各类经济贸易活动的有序开展[60]。此外,政府除用好用足现有出口退税等外贸政策外,同样应该创新贸易政策手段,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进一步做到稳存量、促增量[61]。
六 、主要结论与学术展望
基于现实需求与现有文献的不足,本文全面梳理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济影响与实践经验的相关重要文献,总结出现有文献不足之处与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研究发现,学术界对于重大传染病疫情大规模传播的经济社会原因、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经济影响,以及政府应该采取的必要措施等多个层面进行了探索性研究,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业界学者也进行了应急讨论。上述研究尽管已取得相当成果,但仍然存在有待完善和补充的地方。
第一,尽管已有研究证实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但仅仅提供宏观层面的经验证据无法为政府精准施策提供较好的理论支撑。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是如何影响消费者行为及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而渗透到重点产业和区域经济层面?产业与产业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联效应、异质效应又是如何?只有回答好上述问题,打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重点产业与区域经济的机制黑箱,才能为政府做好疫后经济恢复工作提供有效的政策思路。
第二,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体现在,尚未将经济贸易全球化的背景纳入分析框架中,仅仅考虑当地爆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对本国经济的影响是存在偏颇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演变成国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各国开始封锁、欧洲乱象频发、重大赛事相继停摆,这次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必然会影响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地理的格局。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深入探讨全球疫情大爆发对本国外向型经济区域,以及外向型制造业部门的影响机制,才能全面充分理解此次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对本国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然而,探讨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爆发的经济影响效应的文献仍然十分有限。
第三,新冠病毒的传染性远高于学界现有的研究对象,这种高传染性对重点产业和区域的影响与众不同。根据以上的文献综述,以往的研究对象一般是SARS、流行性感冒病毒、HIV、霍乱、埃博拉等空气传播与液体传播的传染源。但现有的临床医学证据表明,新冠病毒的传染性远高于以上病原体。因此,相关的研究是较为缺乏的。
第四,尽管现有文献针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对策的探讨可以为政府防控疫情蔓延提供一些启示作用,但针对重点产业和区域经济扶持的专项政策讨论仍然不足。截至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政府部门下一阶段的工作重心应放在疫后经济恢复工作上,基于产业传导渠道的识别,进而提出重点产业和区域经济扶持的专项政策就显得至关重要,这不仅能够抑制经济的向下波动,而且有助于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然而现有文献对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重点产业和区域经济政策制定的讨论几乎存在理论空白。
第五,国内学者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影响及应对实践经验进行了应急讨论,但研究结论的提出主要依靠经济直觉及部分地区调研结果。只有结合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卫生经济、国际贸易等相关理论知识,并基于大样本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进而提出有益的政策建议,将研究成果通过要报、期刊等重要渠道发布,才能引起政界、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重大反响。
进入21世纪,SARS、流行性感冒病毒、HIV、霍乱、埃博拉等病毒引发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相继大规模爆发,对各国经济带来一定冲击。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相比以往波及范围更广、传染性更强,已经演变成国际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必然对全球经济形成重创。学术界应总结好以往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的有效经验,并针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本国及全球经济影响机制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考察研究,判断短期风险的范围、程度和周期,以及可能存在的中长期隐患,进而为“精准救助型”应急政策设计,以及今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工作提供有效参考。
各类重大传染病疫情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及机制较为相似,只有提前做好充分研究及相应准备,并针对疫情特殊性进行调整,才能在面对重点传染病疫情时作出快速、精准的应对措施,最大程度抑制经济向下波动。本文的研究仅为抛砖引玉,尝试激起学界同仁对于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重视,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以及疫后经济恢复工作贡献来自学术界的智慧。
参考文献
(责任编辑:邓 菁)
公众号责任编辑:李明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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