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在杭州十四中当代课老师，做班主任教英语。我从小爱看书，凡能接触到的书都看，遇到不认识的字便连着上下文猜。 家里的西洋画册被我无数遍地翻阅，幼年时就知晓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名画。

浣沙河西头新华电影院旁有个知足里，那是我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地方。知足里住着一些以前的大户人家，其中一家和我家特别交善，他家藏有大量的世界名著。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悄悄地把他家的藏书几乎读了个遍。

就这样，在那个不读书的年代，我读了许多世界名著。西方的文学美术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我的审美观，对我后来选择英美文学专业有很大的影响。

我在十四中教的这个班是从安吉路小学升上来的文艺班，学生中不少人能歌善舞会乐器，为何让我当这个班的班主任呢？ 原来我有这方面的特长。自小受母亲影响我热爱音乐，小学时母亲教过我两年钢琴，弹拜尔车尔尼巴赫等等。

后来跟杭州歌舞团老师学习小提琴，在杭州市中学生文工团拉小提琴。我们几个琴友组成了一个四重奏组，每周—次聚在一起练琴，拉些如莫扎特的小夜曲这样的四重奏曲子，不亦乐乎。 

曾有过搞专业的想法，去南京前线歌舞团拉琴给当时首席陈家华听，但终因不是“红五类”而无缘文艺兵。自己会拉琴，学生和我关系很融洽，除了当好班主任教好英语，我还帮他们排练节目在学校演出。每天忙得也开心。

本以为就这样代着课，盼望能转正：能在杭州十四中当正式老师，在当时是很好的命运啊。

高中时的作者

没想到十月份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只要符合年龄的人（十六岁到三十六岁）都可以报考。终于有机会可以公平竞争了！ 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这样没有上过山下过乡，没有做过工人当过兵的人是不会有机会上大学的。

从十月得知消息到十二月考试中间，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急忙找资料开始复习，一下班就把全部时间花在复习上。

自己文科比较好，便把复习重点放在数学上，每天在几何方程上花大段的时间，中间休息的时间用来复习语文，调节脑子。想来是当时做了太多的数学题，我已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到是清楚地记得在复习语文时写摘要（言简意骇地提炼出文章的主题），拿去请教十四中资深语文老师，她给了很好的评语，这鼓励更增强了我的信心。

每天要上班，所以晚上都会复习到深夜，母亲每每提醒我好睡了，不要搞太累了。我从小体弱，母亲对我一直非常爱护，成年了还是事事叮嘱处处关照。

正当我信心百倍最后冲刺的关头，突然有一天左眼看出去上部一片漆黑！我大惊赶紧去医院，原来是备考过度，抵抗力下降，得感冒后感冒病毒侵蚀到视神经，导致我的视野失去了一大半。看人只看见两条腿，眼睛上方像是压着一块漆黑厚重的乌云。医生开了强的松，叮嘱几天内不能用左眼并少用右眼以防止用单眼过度引起感冒病毒再侵蚀到右眼视神经。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我心急如焚: 梦寐以求的高考近在眼前，我却快失明了？！父亲用他的大手帕扎在我头上蒙住我的左眼，叫我靠在床上，他翻开复习资料读了起来。父亲在我不能用眼的那几天里，读课本帮助我复习了地理历史和语文。他在帮我复习地理时编了“三字经”来讲解全国地图：辽吉黑，蒙新藏，陕甘宁，京津冀，鲁豫湘，苏浙皖，赣闽粤，等等。复习历史从西东周，秦汉三国，隋唐宋，元明清，民国，一直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复习语文时讲解了古文观止的卖柑者言，捕蛇者说，陋室铭，等等。待我眼睛恢复，地理历史也基本背下来了。

英语是我"放弃"复习的一门课。高中时我的英语课成绩就很好，是英语课代表。高中毕业后一直在自学，读许国璋教材，听英语九百句和上海电台的学英语节目。后来到十四中教英语，有机会去教师进修学院进修，对提高我的英语水平很有帮助。有这些本钱在，我基本上沒复习英语便去参加高考。

高考那两天我没有紧张的感觉，也不记得考题，只记得进了考场坐好，考卷一拿到手便一门心思埋头答题。但是有一个画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考完后考生从考场里出来走向学校大门，那么多的人，基本上穿着蓝色调灰色调的衣服。

据资料记载，1977年全国共有57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了27.3万人，录取率为百分之4.8。当时在杭十四中代课的和我年龄相仿的有五人，两个教语文，两个教英语，一个教数学。1977年考上两个，1978年另外三个也都考上了。

考完试我又回到日常的教学工作中，似乎并没有望眼欲穿等录取通知的焦急。直到一天母亲下班回来对我说她的同事告诉她我考上了大学，红榜贴在涌金街道里。我和母亲急忙跑去看，果然我的名字在红榜榜首！

1978年春天，父亲送我去杭州大学报到。我带着一只棕色牛皮小皮箱，它是父亲读南京大学时用的，传给我陪伴着我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报到的前一天父亲赠我四句话：

莫效墙头芦苇

不学山间竹笋

引作座右之铭

雯其好自为之

我一直保存着写着这四句话的那页纸，远涉重洋也不曾遗失。

毕业照，后排右二为作者

1977年高考开启了我的正规求学之门，一路走来真正感到学无止境。我强烈的求知欲和不怕困难的精神在我后来的文转理，考CPA（注册会计师）过程中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因为—直是学文科的，刚开始修财会课程时我真是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咬紧牙关坚持过了—学期，后来便越学越顺了。

还记得在马里兰大学和两位美国同学一起去考CPA， 三人同住一间旅馆房间，两天考四个部分:  成本财会，商业法律和税务，审计，金融财会。结果两位美国同学没考出，而我这个非英语母语的外国人硬是考出了。

作者和AXA巴黎总部副总裁合影

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中国无数人的命运，我是其中之一。当我的同学加朋友来约稿时，虽然只有三天时间就必需交稿，我还是应承了下来。提起多年不用中文写作的拙笔，匆匆写下这篇回忆，借此机会记录我一个平民百姓在中国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中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