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丨敬源凌：12岁被威逼诱供，违心认下"反动标语"

文革之初的

惊险一幕与绝处逢生

严冬的黑夜，我和弟弟、妹妹卷缩着呆在床上，心中充满着忐忑不安和恐惧。

母亲无声地坐在写字台旁一把陈旧的藤椅上，台灯发出的一束微弱的光，照着她神情焦虑的脸。

我们在等待着，等待着被革命群众弄去批斗并沿街游行的作为牛鬼蛇神的我的父亲，等待着游行结束后，父亲的归来。

我看着挂在墙上的日历，日历上显示是1966年11月。

这一年，我11岁。父亲36岁。        

夜已经很深了。突然，一阵敲门声，母亲赶紧打开房门。穿着蓝色毛领棉长大衣的父亲，踉跄地跌进到屋里。

这时，我看到，父亲的大衣正面被用浆糊贴上了一张纸，纸上写着“牛鬼蛇神”。大衣背面也贴着纸，纸上写着“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不解，作为革命干部的父亲，怎么一下就成牛鬼蛇神了？

母亲慌忙地扶着父亲坐下，我们三个忙着下床，帮着母亲将贴在父亲大衣上的纸撕掉。

 我的母亲

三个月前，早晨起来，挎着书包去上学，就只见街上建筑的墙上一夜之间就发生了突然的变化。

墙上到处都是新贴的标语。标语上写着打倒这个走资派、打倒那个牛鬼蛇神的文字，在打倒的人名上，还要画个红色的叉叉。当然，字写的很丑。

没多久，学校就宣布停课了，说是要“停课闹革命”。

于是，我这小学还没读完，就懵里懵懂地离开校园，回家了。

有一天，我与弟弟妹妹正在看书，突然，一群手臂上戴着红袖套的人喊着“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冲进我家，强行将我家里翻了个遍，说是要找变天账。我一脸的愕然，不知道什么是变天账。最后，变天账没找着，却将我家墙上挂的我父亲画的两幅画给抄走了。

这是父亲花了多少工夫才画出的两幅画，一幅画的是多只和平鸽，一幅画的是松与鹤。

在父母亲单位的大操场上，一夜之间就搭起了一排又一排的大字报棚，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一下就成了单位上的主要景观。

抄走画后几天，在大字报棚上，就贴出了好多革命群众写的批判我父亲的大字报。说我父亲画和平鸽，是配合大走资派刘少奇，宣扬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平共处的反动思想。松鹤图是在宣扬封建主义，歌颂地主阶级。因此，要打倒我父亲，打倒后，还要踏上一支脚！

对这些大字报的内容，我当时是看不懂，不理解，只感觉天地翻转了。

怎么画和平鸽现在就不对了？画松鹤也不对了？

前几天，高音喇叭里说，要在单位的大操场上开打倒走资派横扫牛鬼蛇神的群众批判大会。要求革命群众全体参加。

我出于好奇，也跑到大操场去看热闹。

然而，眼前的场景令我心里一紧，感到十分害怕！

我看到，父亲身上穿着那件蓝色毛领大衣，头上被戴了个尖头的一米长的纸糊的高帽子，站在一个板凳上，这板凳又放在两层重叠起的方桌上。此时的父亲的脚离地有两米多高。呼啸的寒风一阵阵地吹过，我好担心，好担心寒风中的父亲从那么高的板凳上摔下来！

我的父亲

操场上挤满了充满激情的革命群众。这时，不断的有人抢着上台去，用十分尖锐的语言，批判我父亲。

突然， 我看到，有两位上台批判父亲的人，似乎是过去对父亲很尊重，与我们家关系都很好的叔叔阿姨。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揉了揉眼睛，定睛细看，没错，是我熟悉的叔叔和阿姨！

我不解。再次感到，确实天地翻覆了。

自父亲被批斗后，再加上学校停课，我的心情便处于失望、迷茫、无助和压抑的情绪中。

有一天，我去大字报棚去看大字报。在密密麻麻的大字报中，我突然发现有人刚贴出批判父亲的大字报，浆糊都还未干。

大字报主要批判父亲崇洋媚外，说父亲曾讲过美国的有些东西先进的话，是攻击我们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大字报的内容还没引起我什么情绪，因这些内容都重复多少次了。但看到结尾落款，我气愤了。

这是上次在批斗大会上发言的与我家很熟悉的几个叔叔阿姨写的。

由于大字报棚是一排排的，两排之间形成一个巷道，我往巷道两头一看，没人！于是，我冲上前去，几下就将还未干的大字报给它撕下来，卷起塞到大字报棚下方的离地有二十多厘米的空隙里。当时，我好开心！我对这些讨厌的叔叔阿姨做了一次反击！

我还未起身，突然有两人说着话走进大字报棚，我被吓了一跳，旋即立刻起身。这两人看了我一眼，我的心一阵紧绷，我的行为被发现了吗？片刻，这两人继续朝前走去，好像没有注意到被我撕掉的大字报。我赶紧离开了大字报棚，一路上，我的心一直在咚咚咚地跳着。这是惊险的一幕，如果我的行为被他们发现了，这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帽子将戴在我头上，后果不堪设想。我庆幸刚才的有惊无险。

第二天，我带着胜利者的心情去看我的战果。然而，情况不妙。在我没撕干净的大字报的旁边，一张新贴的大字报上，几行令我胆战心惊的字钻进我眼球。

“撕掉革命群众的大字报是反革命行为，要将其揪出来，与牛鬼蛇神一起打倒，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并且要父亲交待，是谁干的。

我突然感到，我闯祸了。怎么办？情急之中，我赶回家，用家里的面粉在锅里搅了一小桶浆糊，提着浆糊又来到大字报棚。在看到没人时，赶紧将昨天撕掉塞在下面的大字报取出，理开，涂上浆糊，给贴在原来的位置上。

我自认为做了一件很机智的事。父亲不会被追究了，我也不会被揪出来了。

然而，第二天，又一张大字报贴出来，标题是《怪事，撕掉的大字报又贴回来了》。这时，我却不敢轻举妄动了。

几个月后，有一天深夜，我们还在睡梦中。突然，一阵“哒哒哒”的声音，将我们惊醒。这“哒哒哒”的声音，时断时续。

父亲说：“这是哪里在打枪！都不要动。”

枪声渐渐消失了。但我们没有再睡，在不明情况的担惊受怕中，度过了这一夜。

第二天，天亮后，我们即起床，跑到外面想看看昨晚发生了什么。

这时，映入我眼帘的是，过去没有见到过的许多的挎着长枪短枪的人，耀武扬威地在单位大门处进进出出。远处，不时地又有枪声传来。

后来，听父亲说，这是造反组织间发生的派别争斗，相互打起来了。

这些天，每天都有断断续续的枪声传来。

有一天，我看见一辆大卡车开进单位。卡车后面的车箱挡板是放下来的。车箱底板上躺着一个人，身上衣服上有不少血，一动不动。

听周围的大人说，这人在武斗中被打死了。

到了1967年，大批判的高潮似乎平息了。到处都贴着“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横幅和宣传画。

这一年，我十二岁了，弟弟十岁。

1960年代，单位的住房都是公家分配的。大多数人的住房都是一间房住一家人，且没有厨房和卫生间。

那时吃饭都是用饭菜票到单位伙食团去排队打饭。上卫生间也是要去较远的公共厕所。

每天必不可少的要喝的开水，是要各自用保温瓶到单位的开水房去打水。

那时，虽然我们家有个厨房，烧的是蜂窝煤炉，但也没有自家烧开水。到单位的开水房去打水，就成了我和我弟弟每天的任务。

当时，单位的生产区与宿舍区是分开的。由于宿舍区的一个开水房用大铁锅烧水，满足不了整个宿舍区的需要。于是，单位就在生产区用锅炉烧开水，以供应宿舍区人们的用水。

一天的下午，我和弟弟一人提着一个保温瓶，我提的是8磅的水瓶，弟弟提的是5磅的水瓶，与往常一样，从宿舍区住房到生产区的锅炉房走去。

在从生产区的一栋房子旁走过时，弟弟突然给我说：“哥，你看！”他指着这房子陈旧的外墙。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在贴着许多“打倒这个”，“打倒哪个”的标语的墙上，有一处用粉笔写在墙上的“打倒xxx”的字样。

我吃了一惊。这不是一个反动标语吗！这可不得了！

在“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年代，写这标语的人可是犯了大罪的，是要马上被抓起来的！

之前我就听说过，有人不注意，将有领袖照片的报纸用来垫座，被人发现并告发，随后就被抓起来了！

一时，我楞在了那儿，头脑在飞速地旋转着。

那时的社会经验告诫人们，“要少管闲事，免得惹火烧身。” “要少说话，免得祸从口出。”

然而，作为年少的我，当时脑子里又不断显现出学校老师讲过的话：“青少年也要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要与坏人坏事作坚决的斗争！”

犹豫片刻，我对弟弟说：“走，我们到保卫科报告去！”看来，还是老师的教导起了作用。

到了保卫科，找到科长叔叔，向他报告了我们的发现。

在我心里，有一个朦胧的感觉，似乎我在期待着领导们、叔叔阿姨们、老师们，对我的表扬和嘉奖！

晚上，父亲下班回家后，我将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他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表扬我。

第二天，父母都上班去了，我和弟弟妹妹在家，各自做着父亲布置的学习作业。  

一会儿，有人敲门。开门后，有自称保卫科的陌生人说，因昨天的事，需要我提供一些资料。

来人进屋后，说让我将我的语文作业本交给他。

我有点明白了他的来意。他们是要用我的作业本去对笔迹。他们将我纳入到作案者的嫌疑范围里了。

我心里坦荡，我不是作案者，是发现者！我将语文作业本找出来一本给了来人。

又过了一天，保卫科的人又来到家里，将我带到保卫科，让我当场用粉笔写“打倒刘少奇”，又写“伟大领袖毛主席”等。写完后，让我回了家。

我知道，这是保卫科在进一步地进行笔迹鉴定。

当天，保卫科还将父亲叫去进行了询问。

晚上，父亲对我讲，保卫科问你什么，你一定要如实说，不要将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 

几天过去了，一切都很平静。但天有不测风云。

有一天上午，当父母上班去了，只有我们三个小孩在家的时候，保卫科的两个人突然来到我家，说要我再跟他们走一趟。我问：“去哪里？”他们说：“去了就知道了。”

我跟着来人，穿过几条巷道，到了宿舍区的一栋楼，步上楼梯，进到二楼一间光线昏暗的房里。

这房子有一个窗户，但窗户是关上的，窗玻璃上贴上了白纸，看不到外面。房子里只有一间单人床，一个书桌，一个脸盆毛巾架，还有几个板凳。

带我来的人对我说；“你不能回家了，我们会通知你家里人将你的洗漱用品和被盖送来。”

此刻，我的心里很是慌乱，不知所措，感到很是无助！

我意识到，他们将我，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列为了写反动标语的嫌疑人，对我实行隔离关押审查，他们想彻底破掉这个案子。

隔壁，住着保卫科负责看管的人。

下午，我弟弟给我送来了被盖等生活用具。

同时，遵父亲特别嘱咐，还送来了红色书皮的《毛主席语录》和《红灯记》样板戏剧本。

父亲的用意我一下就领会了。我想象得到，在没有事先通知他的情况下，我被突然隔离，此时的父亲对我是多么担忧。他想对我说的话，就在这书里了。

看管我的人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他检查了送的东西，说：“不要搞错了，我们不是鸠山，你不是李玉和。”

晚上，弟弟送了饭来。以后每天三顿饭，都是弟弟送来。保卫科是没给我准备饭的。

这一天，没有人来找我说事。

晚上，我一人被关在这冷漠的屋子里。我捧着《红灯记》，思绪万千。

我想到刚上小学时，在父亲教导下，立志长大后要做科学家的梦想。而这梦想已经被突然翻覆的天地给打碎了。

父亲被批斗的令人惊心的日子刚过去，这反动标语的事件又无端地降临到我头上。

我对未来似乎已感到绝望，这个晚上，在这灰暗的屋子里，我几次想跳窗下去。十二岁的我，太难承受这些常人难以遇到的灾难了。

但是，我也清楚，如果我跳下去，会给父母和弟妹带来多大的伤痛和悲哀。

父亲送来的《红灯记》，无形中给了我坚持下去的意志和决心！

被隔离后的第二天，军代表，保卫科科长，还有以前与父亲工作关系密切的厂办公室主任阿姨都来了。

他们首先严厉地强调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让我要如实地将事情的经过写在纸上。

他们谈完话走后，我即将那天发现反动标语的经过，如实地写在了他们给我的纸上。我强调，这标语不是我写的。

第三天，他们将我写的东西拿走后，没有再来。

由于房间里没厕所，我上厕所是要申请的。然后，看管的人会跟着我，出门到公共厕所去解手。

第四天，他们三个又来了。军代表再次反复地讲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然后说：“这个事你如果做了，你就要承认。如果你承认了，由于你还小，不会将你关进去的。坦白从宽嘛。这样，你以后还可去读书，去当兵，去工作。”

我听了他的话，疑惑地问军代表：“我承认了，还可去当兵，去读书？”

那时，当兵的政审可是要查三代的。虽然我父母亲是革命干部，但三代的爷爷却是地主，所以，这当兵对我来说是永远不可能的。

军代表说：“我是军代表，我的话你还不信吗？你好好想想！”说完，他们又走了。

可当兵，能读书，他的话一下戳中了我思想中的最脆弱处！

我反复回顾着军代表说的话：不关你，可当兵，能读书！

于是，我拿起笔违心地在纸上落下了承认那反动标语是我写的话。

第五天，他们又来了。军代表没来。他们对我说，这样写不行，要写详细的过程。还要写动机，要交代你为什么要写这标语。

他们说：“这样，我们问，你回答，我们记录。”

“粉笔是在哪里拿的？”对这问话，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他们引导说，那房子里的办公室有粉笔。于是，我就说在办公室里拿的粉笔。

“为什么写这标语？是不是对地主爷爷被打倒怀恨在心。”我说：“不是！我是看到到处都贴着很多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标语，也就以为打倒谁都可以，所以就这样写了。”

之后，他们让我在这份记录上签字，并按上红指印。

他们换了一张纸，继续问：“你一个小孩，不清楚哪个该打倒。那么，写这标语是不是你父亲指使的？”

他们这一问，吓得我浑身上下直冒冷汗。我马上意识到，他们的目标原来不是我，他们有个巨大的阴谋，他们是用“可当兵，能读书”来诱骗我，他们是想要置我父亲于死地。因为作为大人，做了指使我的事，那就是现行反革命，是要坐牢的！

对他们刚提的问题，我回答说：“没有人指使我！我就是看到到处都在写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才这样写的。我其实也不知道谁该被打倒。”他们反复这样问，我也反复地这样回答。

他们看到再问不出什么来，就走了。走时，留了两张纸给我，说让我再想想，为什么要写这标语。并将所想写在这纸上。

他们走后，我头脑清晰了许多。我感到我必须把在这里他们怎么逼我，怎么诱骗我的过程写出来，并强调这标语确实不是我写的。

于是，晚上，夜深时，我在他们留给我的纸上，如实地写下了这几天所经历的全过程。

纸条写好后，我绞尽脑汁地在想怎么才能将这纸条送出去。

这时，我想起读过的《红岩》这本书里，那些被关起来的人秘密传递纸条的各种方法。

面对我所处的现状，我想，每天，我弟弟都要给我送三顿饭来。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怎么通过他，将这纸条带出去。但由于送饭时，看管人都在场，我是无法将纸条直接递给弟弟的。怎么办？

晚上，弟弟送了饭来。一个大瓷盅里装了满满的一盅稀饭，配的菜是大白菜的泡菜邦，即一片白菜叶除去上半部分的叶子后，用剩下的茎杆部分做的泡菜。

一下子，我灵感来了。我没将稀饭吃完，泡白菜邦也留了两片。等看管我的人离开后，我拿出纸条，将其夹在两片白菜邦之间，然后将白菜邦放到大瓷盅里剩余的稀饭底部，盖好盖子，并做了记号。

一夜之后的第六天，早上醒来，我检查了记号，瓷盅的盖子没人动过，我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

一会儿，弟弟又送饭来，我将大瓷盅递给他时，心里咚咚咚地跳着，我还是感到很紧张的。当着看管人的面，我对弟弟说了一句：“昨天的饭没吃完，你带回去。”我想提示他，里面有东西。我也不知他是否领会了我的意思。此刻，我好害怕看管人突然发现我的异常。

看着弟弟离开房门的背影，我心里的一个大石头放下了。这时，我在心里默默地把自己的机智赞扬了一番。看来，多读点书，还是有用的。

大约上午10点钟，没想到，看管人来到这房间，对我说：“带上你的行李，你可以回家了。”这时，我还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问：“这就可以走了吗？”

“是的，领导说，你可以走了。”

于是，我赶紧捆上铺盖卷，离开了这昏暗的小屋。 

一到家，弟弟妹妹都在。我问弟弟：“我在里面写的纸条，父亲看到了吗？”他一脸茫然地说：“什么纸条？”看来早上弟弟没注意到我的话。

我赶紧问：“昨晚剩的稀饭在哪里？”

“倒在鸡食盘子里了。”那时，很多人家都养了鸡。

我马上来到厨房，在鸡食盘的稀饭里找到了纸条，我心里庆幸着，这稀饭还没当垃圾被清理掉。

也许是通知了父亲，我被放出来了。刚好这时父亲回到家里，我急忙地向他说了情况。他将纸条在蜂窝煤炉上快速烤干，展开看了我写的内容。脸色一沉，没有说话，拉着我快速地向单位办公区奔去。

找到领导，递上纸条。

领导叫来了几个人。让我先回去，留下父亲。

后来，父亲告诉我说，他们开始认为这是我出来后，父亲叫我写的。父亲给他们力辩道：“你们什么时候放小孩走的？什么时候通知我的？我又是什么时候来找到你们的？这么短的时间，能写这么多字吗？况且，这被水浸过的水迹，不就能说明纸条是在里面独自写的，早晨用稀饭带出来的吗？”

再后来，母亲对我说：“那几天，我们一家人可是度日如年啊，极度的担心笼罩着全家人的心情，因为这全家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你的手里啦！”

再再后来，这事也就此不了了之。

这，可算是我人生少年时的一次绝处逢生吧！

革命少年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