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韩贤强：一名中学生的运动经历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韩贤强 

1966年6月10日，还没有到下午上课的时间，学校里的高音喇叭就响起来了，近千名师生员工在学校大操场紧急集合。校长王龙带着河北口音，郑重宣读“停课闹革命”的通知，宣布“停课一周”。

消息来得太突然。

安徽省宣城中学是一所名校，创建于1906年。1920年著名学者章伯钧先生出任校长，不久，聘请恽代英担任教导主任并兼教学。经恽代英介绍，肖楚女来校任教。恽、肖两人创作了宣中校歌，“文革”期间，宣中一度更名“恽萧战校”。此后，又有一批著名学者在这里任教，名师云集，英才辈出。

1951年响应“抗美援朝”号召，先后两批共53人组成“水阳江战斗队”，参加军事干校，分配在海、陆、空三军培训。由53人签名的一面红旗，记载着宣城中学学生的爱国壮举，是学校的骄傲。

1954年，宣中高中毕业生100%升入大学，文科成绩华东第一，理科成绩华东第二。1956年，宣中被教育部定为直接联系的全国30所重点中学之一，宣城中学成为全国著名学校。之后，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和三年困难时期，学校处于勉强维持阶段，学生成绩每况愈下，与“著名中学”的名声，相去越来越远。

王龙，1938年入党的老革命，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毕业生。1962年10月，王龙任宣城中学校长，决心在我们这一届，即66届打个翻身仗。王校长是一位决心恢复宣中往日辉煌的雄心勃勃的校长。

1963年招生时，除对宣城县的考生择优录取外，其它各县的考生，只录取前两三名。另外，在社会上广招有真才实学的“牛鬼蛇神”进校任教，不仅给学生上课，而且给教师上课。

“停课闹革命”的消息，来得很突然，高三学生已经完成了毕业考试，开始紧张的分类复习迎考，即按照“文史、理工、医农”三大类专业的不同高考要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复习，学习气氛浓厚。谁也无法预料，“停课一周”将意味着什么。

批判走资本主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势不可档

“停课闹革命”，闹什么革命？学习毛选，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学习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周扬之流，批判《早春二月》大毒草。还有一项很重要的“革命”内容：写大字报，揭发牛鬼蛇神的＂罪恶＂，学生要自我批评，教师、同学、师生之间相互揭发。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党的号召。很快，大家都响应号召，学校出现了大字报。开始贴在校长室，教导处的墙上，十分醒目！

大字报矛头直指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来势之猛，令人心惊胆战！语文老师、英语老师，数学老师、物理老师、化学老师……以及图书馆管理员，一个个都被揪了出来。平日里，尊严、自信、笑容可掬的老教师，有点猝不及防。一大清早，可以看见一些老教师拿着笔记本，在抄写墙上的揭露他的反动言论的大字报，一脸严肃、惶恐、虔诚，手在不停地打颤，失去了往常的自信和矜持。他们不知道的是，这还仅仅是一个温和的开始。

王校长当然是在劫难逃！说他招降纳叛，引牛鬼蛇神进学校，复辟资本主义，把一个好端端的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中学，搞得乌烟瘴气; 说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为了逃避批判，借着当检察长的爱人的职务之便，把书稿藏匿在监狱里。有大字报翻他的老底，说他的历史不清不白……

不管“须有，还是莫须有”，都言之凿凿！必致人于死地，让你毫无还手之力，可见人心之狠毒！不容辩说，王校长被拖到十字街头示众。学生用铁皮话筒，外面糊上白纸，写上“打倒党内走资派王龙”，在他的名字上，再打上两个血红的××，反扣在王校上头上。王校长成了走资派在宣城十字街戴高帽示众第一人。

大字报像干枯荒草中的烈火，不可阻挡地蔓延开来！大字报遍及学校各处，像死了人的白幡，挂得到处都是，学校有如一个大灵堂！

学校的一批中老年教师，马老师、吕老师、包老师、龚老师、黄老师、杨老师……被揪了出来；凑三个老师，便把他们扣上“三家村”的帽子，批判起来就更时髦、更顺手；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开始相互揭发，人人自危；有人混水摸鱼，“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吧；有人拆看同学私人信件，寻找可疑的蛛丝马迹；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平日言行，遭到肆意歪曲，无端臆测，横加批判。

在教室的黑板上，我无心写了“看今日之远东，竟是谁家之天下”一行字，其时，我正在看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一书，看到其中的这个例句，便随手写在黑板上了。被追问：你是什么意思？想翻天吗？

学生中，开始在争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对不对？是“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烙印的唯物论”，还是“血统决定思想的唯心论”？学生开始分成观点不同的两派，争论不休。教师都来围观，也有参加讨论的。

在宣城的十字街口，出现了唇枪舌战的奇观：不同观点的两方各占据一方街角，一般是二楼;傍晚，高音喇叭响起革命歌曲，吃瓜群众聚拢过来;辩题明确：县委书记是革命派还是走资派，规则清晰：一方讲十分钟，轮换;一方开辩，慷慨激昂，最后说，“还剩下一分钟，不讲了，给你捞油水吧！”吃瓜群众的脑袋又齐刷刷地转过来，朝向另一方……一两个小时后，辩论结束，听众意犹未兴地散去。

一人拎着一桶浆糊，挟着一梱旧报纸，另一人提一小桶墨汁，拿两把刷子，一把刷子在墙上刷浆糊，贴上报纸，另一把刷子沾上墨汁在报纸上写字，一条标语便成了。笔力雄劲、字体浑厚，关键是这样的标语说啥就是啥，打倒谁，那就是谁，不由辩说，有威慑力，有杀伤力！

标语是把双刃剑，锋芒有时也会伤及写标语的人。报纸上都会有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如果把“打倒”之类的字样刚好写在上面，那就是板上钉钉的现行反革命！风险无处不在，让人防不胜防。

一同学竖写标语，按照老式写法，从右向左竖写，第一行是“打倒一切”，第二行是“牛鬼蛇神”。刚写完，听见一声棒喝：“反动标语”！写标语的同学吓懵了！定睛一看，惊出一身冷汗来，按阅读习惯，从左到右，“牛鬼蛇神打倒一切”不是反标是什么？眼快更要手快，扑上去把标语撕掉了。

有同学在毛主席像两边，写了一幅对联：“对毛泽东主席，心怀一个‘忠’字；对毛泽东思想，心怀一个‘用’字”。多么无懈可击的一幅好对联啊！不料被人检举，说这是一幅反动标语！因为那个行草的“怀”字，看上去就是一个“坏”字。接下来，写标语的人，无数次地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无数次地进行自我捡查，深挖思想根源……那年月，人的头脑里只有一根绷紧着的弦：阶级斗争！

五十五年前发生的一件真事，如今，成了一则故事，请允许我用第一人称来叙述它：

一天，我看到大字报揭发我的班主任易风老师逼出人命的惊天大案！我与易老师素不投缘，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易老师也不待见我。后来了解到，是工友贾师傅的女儿原是易老师班上的一名学生，一次期末考试恐难过关，就利用她父亲在教导处打铃的便利，溜进教导处。在教导处废纸篓找到刻印试卷丢弃的腊纸，私自复印了试卷。事情败露，属严重违纪事件，易老师批评教育了她。结果，女孩羞愧之下，在校后投河自杀了。

易老师有什么错？论派性，我与易老师分属两个倾向。义愤之下，我还是起草了一份大字报：“论大字报向何处去”，认为老教师虽然从旧社会过来，但是，他们师德高尚，教学严谨，不是运动的对象，更不是运动的重点。有近十名同学在这份大字报上签名，后来，一名同学怕担责，悄悄抹去自己的签名。大字报贴在一块大板子上，竖立在教导处的门口。围观者众，反响巨大！

利用大字报报私仇，对老教师是无事找事，小事变大事，凡事无限上纲，必置于死地而后快，并非个别现象。由于这张大字报，易老师免于一难。

后来，有人联系上我的家庭出身，说我恶意否定宣中文革大方向，被划定为内控的右派学生。此前此后，我与易风老师都没有个人交集。多年后，我在外地工作休假回宣城，偶遇易老师，他紧握住我的手，感慨良多！

学校开始以班级为单位成立红卫兵组织，一个班级为一个“战斗队”，冠以“全无敌”“丛中笑”……，名称多来自毛泽东诗词。一些观点一致的“战斗队”联合起来，形成兵团。红卫兵打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号，“破四旧”“抄家”“打砸抢”……从学校走向社会，成为文革的主要力量。

参加红卫兵，开始要求很严，必须是三代贫农、根红苗正。我的一位同学，因为家庭出身是中农，虽然是副班长，却不能加入红卫兵。几位家庭出身贫农的同学找他谈话，要他积极表现，才可以加入红卫兵。

学校里开始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平日里，受人尊敬的和蔼可亲的老教师，如今斯文扫地，低着头，颈子上挂着“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站在教学大楼的门庭里。教导处主任胡元根、语文老师马祖熙、图书管理员李晓苍、英语老师张道真的同学，必在其内。挂牌老师的两边，各站立一名红卫兵，专他们政的，就是他们的学生。还有一些同学感到愕然，不好意思地绕道而行。

教导处胡主任个子不高，颈子上挂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挡住了他的半个身子。胡先生衣着整洁，两手低垂，沉思状，不失斯文。当他看到我时，眼光避开了……

教导处主任胡先生是泾县溪头都胡家人，家学渊源深厚，30年代曾经是我母亲的老师，至今母亲仍记得胡先生身着长衫，一口乡音，眉飞色舞地上课的风采。据说，解放前他读过两次大学。我们在校期间，他长期借用到省教育厅，编审中学教材。他专业全面，什么科目都可以授课，是省内著名教育专家。1982年9月，胡主任以副校长的身份主持宣中工作。

马先生高个，饱经沧桑的紫铜色脸上刻着很深的皱纹，满是学问。他教高中语文，还是中华书局的编外编辑，常有疑难高深的典籍让他点校。马老师，大家都很熟悉，校长在大会上介绍过他：1944年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幼承家学，少年时已能通读《诗经》《楚辞》《四史》《文选》。在厦大学习期间，就有《诸经今译》《唐宋十九家词选及其导论》《天问释帝》等书问世。有“江上词仙”之誉，施蛰存作文称“词不下陈其年”，将马祖熙与陈维崧并称，著《缉庵文集》，受人尊敬。陈维崧，字其年，号迦陵，宜兴人。明末清初词坛第一人，阳羡词派领袖。

马先生站在那儿，腰杆挺得笔直，两眼坚定地望着远处，面无表情，旁若无人，毫无尴尬之意，一副问心无愧的样子。

图书馆李老师是一位传奇人物，据他自己说，早年，他是潜入台湾的地下党，后来就断了联系，谁也不知道他说得是真是假，1957年被打成右派是真的。但是，他的学问好，尤其是他放在办公桌上镜框里的一幅自画像对联：“浪迹天涯，问心无愧；书中取乐，笔下用功”，让学生对他刮目相看。学生来借书，都不是拿了书就走，总想和他聊两句。这回好，挂牌示众了。在挂牌示众的老师中，可能是“老运动员”了，李老师是最不安份的，也是最不在乎的，眼睛到处看，还想找个热人聊聊不成？

李老师喜欢的终究还是课堂，文科方面的课，几乎都能教，他讲历史和地理课，从来不带课本，给学生上起课来，神采风扬，学生听得如醉如痴！

“张道真的同学”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外语系，英语教得好，同学都恭敬地尊称他为“张道真的同学”，把真名倒给忘了。我们高中看的英语语法书是张道真的《实用英语语法》，张道真中央大学外语系毕业后赴美留学。1950年响应周总理号召回国，潜心于英语教学研究，是国内外英语语法学界公认的权威和大师。该书博采各家学说之长及英美各类新版语法书之精粹，深受学生崇拜。

“张道真的同学”衣着朴素，卑谦和蔼，下课之后也和我们一样，拿着大茶缸子到学生食堂排队买饭，然后，蹲在地上，边吃饭边和学生聊天。他是王校长慕名从社会上招进学校的右派。这回，自然是在劫难逃，也在大厅里挂牌示众，学生又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

将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的名字忘了，太不礼貌了。经过认真地回忆，想起来了，英语老师“张道真的同学”，本名吴本霖。

学校成立专政队，在县里军管会的领导下，清理阶级队伍了，恐怖气氛越来越浓。

学校的高音喇叭突然响起毛主席语录歌曲，反复播放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正如地上的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是紧急集合的号令，让人心惊肉跳！

同学们立即在操场集合，很快按班级排好队。一会，一队纠察队员，头戴柳条帽，手提一头红、一头白的专政棒，脚蹬翻毛牛皮鞋，从通往操场的斜路上跑步下来。咵！咵！咵！步伐整齐，威严，在鸦雀响声的操场里，似乎大地在抖动，尤其震撼人心！很快，就将学生团团围起来。

走上来一个头头，宣布名单。

“李同学，特务”。因为他喜欢捣鼓二极管无线电收音机，必定是为了收听敌台。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同窗三年，怎么就没有发现他是个特务呢？后来，几十年过去，这块阴影一直笼罩在他的心头，始终挥之不去。像这样受到伤害的同学，还有一些。

“查同学，坏分子”。此兄看了长篇小说《红旗谱·反割头税》，说旧社会农民杀猪要交割头税，共产党领导农民起来斗争，现在不也是要交割头税嘛？他的一封信被同学拆看，说信中称XXX是个“大独裁者”，他能不是个现行反革命吗？ 

……

凡点到名字的学生，个个都脸色惨白，立刻由两名纠察队员押上来，接着就宣读罪状。我的妈呀！罪状？这些学生二十岁不到，真想做坏事，恐怕也还没来得及做吧？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个个都罪行“确凿”！继而，五花大绑，带走了。

被点到名的同学越来越多，我总觉得，下一次厄运一定会落到我的头上。我总在竭力回想，曾经有过什么可以上升为罪行的反动言行？那些已经被遗忘了的言或行，用阶级斗争的鼻子总能闻出点异样的气味来，联系到家庭出身，浑身是嘴，恐怕都说不清了！

这是一个很煎熬的心理过程。有备无患，虽然还没有到严冬，凡是操场紧急集合，我都会穿上一件旧棉袄，以免五花大绑时，细麻绳扣得皮肉痛。

相互揭发，抄家，破四旧，打砸抢，武斗……这几件事纠缠在一起，互为因果。先是支农，接着扫四旧，两年之中，发生了不少事。

1966年7一8月份，我们到宣城金宝圩支农。圩内阡陌交错，沟河纵横，无船不能出门，沟水清澈见底，土壤肥沃，旱涝保收，是个典型的鱼米之乡。我们是乘着人力船去的。船沿着水阳江，顺流而上。到了鲤鱼滩，船走不动了，船工要我们下船。

下了船，跑到大圩埂上，都傻了眼了，圩内一块大田里，妇女们正在耘田，全光着上身，汗浸浸的两个大奶子，甩来甩去。那个年代，在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眼里，这是一幅邪恶的画。

时值双抢，吃住都在老乡家。现在对干活的辛苦已没有什么记忆，记得起的也就是“吃”了，我们吃的是“派”饭，挨家吃。派饭，是政治任务，是个态度问题，家家户户都很尽心。

那天，恰好是生产队长领着我们干活，车水，向秧田里灌水。水车大，没四个人蹬不动。四个人一字排开，手扒在水车的横杆上，上面有布蓬，晒不着日头，淋不着雨。用脚踏水车车轮上伸出来的踏锤上。

车水，相当于在水车车轮上“走路”。每一步都要踩在水车车轮伸出来的踏锤上，步步踩实，不能一脚踏空，踏空，踏锤会砸在腿杆子上，青一块、紫一块，生痛。身体没有了支撑，失去平衡，惊慌天措地被吊在水车的横杆上。恶作剧的小青年常把水车车轮踏得忽快忽慢，让我们跟不上节奏，吊在水车上，他们乐，我们也乐。

吃中饭了，这是我们最盼望的。饭桌是一张大凉床，放在一棵大树下，树荫挡着烈日，很凉爽。菜不少，极具水乡特色：菱角菜、水芹菜、毛芋头、马齿苋、莲藕、茭白，还有鱼和一碗红辣椒。这么多好菜，平时都没怎么吃过，慢慢尝吧。

队长很热情，说：“慢慢吃，催活不催饭，雷公都不打吃饭的人。”好，我们慢慢吃。

队长早吃完了，在旁边抽旱烟，雷公都不打吃饭的人，能催吗？不能！又一会过去了，队长不见了。快到下午两点，我们终于吃好了，四五个人，懒懒地往田里走，远远望去，队长一个人，扒在水车上，正吃力地在车水呢。下午没干多少活，晚饭还是要吃的，队长让我们先回去吃饭，他还得忙一会。

傍晚，太阳西沉，圩埂子上已经没什么太阳了，没有太阳就有风，圩里的夜，都很凉快。饭桌，还是那张大凉床，搬到了圩埂子上。菜不比中午少，还换了花样，最显眼的是有一大缽子鸡汤。

我们刚坐下，起风了，土圩埂子上扬起一层灰，均匀地洒在菜碗里。一头肥猪跑过来，在凉床脚上蹭痒，凉床蹭得直晃荡，鸡汤泼了一小半。队长嫂子朝着圩外喊：“大呆子、二楞子，回来吃饭了！”一会，两个光腚孩子，满身污泥，大的手里还抓着一条鱼，衬着血红的夕阳，全身古铜色，机灵地从芦苇丛中钻出来。这边，一岁多的三傻子，拖着鼻涕，从凉床的那一头爬过来，正在用手抓菜吃，队长嫂子见了，一巴掌打在小孩的屁股上，小孩哇哇大哭……

“学农”又不是“学吃”，得讲一点农活的事。一是“抓秧田”。撒稻籽育秧，把秧田整理好，撒稻籽前将大粪泼在秧田上，然后用手将大粪均匀抹开，最后再撒上发了芽的稻籽，大约二十来天长成秧苗再栽入大田。用手直接抓大粪真的很无奈何，很惨人。二是“跪田”。在水稻生长过程中要除草，松土，通常要进行三次，而最后一次是跪田，即双膝跪在田里，整个人没在稻棵丛中，用手在稻根部抓草并抹平泥土，天气热，又是在稻田里爬行，直不了腰，汗流全身还不能用手去擦，水稻叶子边缘有齿，刮到脸上又痒又痛。

晚上，班主任传达上面的通知：就地扫四旧。

据说，村子里有个木菩萨，块头大，没四个人，抬不动，铜制的五脏六腑，很精致，用链子挂在胸腹部挖出的一块空间里。阳具是一根光滑的檀树棍子，装在一个弹簧上，充满生机活力。外面套上一件黄袈裟，凡是能想到的，都做到了，人称大王菩萨。

大王菩萨是宣城北乡最为人们信奉的神灵，当地人都说，大王菩萨灵得很，有求必应。据说，抗战时期，日本鬼子进了大王菩萨庙，一脚踩在大王菩萨的脚上，菩萨“呼”地突然站起来了！当场就吓死了两个日本兵。大王菩萨的膝盖里是有关节的。事情传开，老百姓都认为是菩萨显圣。全靠大王菩萨保佑，才得以风调雨顺，年年有个好收成，哪里是什么“四旧”呢，搞错了吧？

得到消息说，大王菩萨藏在生产队仓库的稻草堆里，等我们赶到，早已有人通风报信，被人抬走了。几天下来，泥牛入海，没有大王菩萨的消息，人间蒸发了不成？终于，发现了一块被拆卸开来的大王菩萨的部件。经过侦察、动员、恐吓……分拆开来的大王菩萨的所有部件都找到了。

村子里的造反派小青年，把大王菩萨的衣服全扯掉了，赤身裸体，五花大绑起来，这一下，大王菩萨脸面全无，再也没有了昔日的威风！村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拿来了锣鼓，四个青年抬着，敲敲打打，在村子里游街示众。老年人很少出来看热闹，“造孽啊！”随手关上了大门。菩萨被抬到一块开阔平坦的稻场上，浇上汽油，点火。在“扫四旧，立四新”的口号声中，大王菩萨冒着黑烟，黑烟由小变大，借着风势打着旋，旋转着升滕，消散在空旷的蓝天里。菩萨足足烧了有半个多小时，娃娃们热情不减，嘻嘻哈哈地向大王菩萨的灰烬中丢石块，灰烬中闪烁着红红的火星。

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文革期间，学校处于极度混乱状态，停课闹革命，派系间武斗频繁，宣中成为武斗据点，学校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宣城中学是一座古老的学堂，拥有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却被认定是“集封资修之大成”而被查封。所有的门窗都被宽厚的木条钉死，并且还加上盖有“恽萧战校革命造反委员会”大印的封条。

门窗虽然已经被封死，但是可以从隔壁一间教室的天花板上爬到图书馆的上方，再由天花板的通气窗下降到书库里。或者，避开耳目，干脆撬开厚木封条，直接进去搬书。书架被严重损害，书籍散落一地，任人践踏！

1967年底的阴冷冬季还没有完结，有着七十年悠久历史的宣城中学图书馆就莫名其妙地完结了！毁坏图书馆的不是流氓地痞，也不是土匪强盗，而是文质彬彬的莘莘学子，社会为一批青年学生创造了条件，让他们亲手毁掉了象征知识和文明的殿堂：图书馆。

教室，传授知识的神圣之地，在武斗中，同样遭到毁灭性破坏。一个学校被两派占领，教室的墙壁上都打了洞，无须到室外，就可以穿越整幢教学楼，为的是防止在武斗中被流弹击中。

一些“有问题”的老师被造反的学生扫地岀门，被迫离开家，住到澡堂、仓库、废弃的旧教室里，接着，抄家！抄家，最是能够发现反动学术权威反动言论的好方法。书橱、书桌，翻箱倒柜，凡信件、照片、稿纸、书刊……统统装进箩筐，带回去慢慢研究。不怕你藏得深，没有我找不到。

红卫兵抄老教师的家，不抄不知道，一抄开眼界，抄出来整沓整沓的讲稿，毛笔书写，全是蝇头小楷，一格一个字，工工整整。抄家倒抄出了对老师的肃然起敬来，始料不及！

1966一1968年，我所经历的最像革命行动的活动，是一次支援广德造反派的英勇悲壮、轰动一时的绝食斗争。印象深刻、回味无穷，悟出了一条道理：老人家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是，有时，革命还真就是请客吃饭。

1967年元月14日下午，几辆大卡车开进校园，将我们装走了。上车后才知道，广德县县委书记陶大本，逃避群众批斗，找不到人影子了，失踪了！到了广德县城时，已是傍晚，乌云压城，阴风怒号，革命小将斗志不减，一下车，便回：“要我们干什么？”

还有其它学校的学生，也陆续赶到了。一会，命令传下来：今晚绝食！口号是“陶大本不滚出来，绝不吃饭！”

晚饭时，同学们都相互关照：“多吃点！多吃点！”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吃上饭，绝食还是头一回，饿，可难受了，真饿死了，可不得了。大家都放开肚皮，尽量往里面填食。不断地听到同学之间相互鼓励：“再加半碗，撑不死的，松松裤带就是了……”撑得都快走不动路了！

外面吹起了集合的哨声 ，我们被带到县委大楼前的广场上。广场上，白雪皑皑，有两寸深的积雪。有人在喊口令：“立正！坐下！”说得容易，说“坐下”，就能坐得下吗？不是怕地上有雪，肚子胀啊！

广场周围挂满白布标语：“绝食！绝食！绝食！”“陶大本，滚出来！”“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言简意赅、誓死战斗、精神感人，悲壮的气氛笼罩着县城。

广场上，不断有放屁的声音，好几百号人啊，臭气熏天！

文革时期的号召力、组织力，真是没得说。一会，广德县城里各饭店、各餐馆的大伯大妈们，推着车，车上装满热气腾腾的包子、馒头，来了。食品车上围着标语：“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在不断地劝我们吃包子，一片慈母之心，舔犊之情，成了瓦解我们斗志的宣传。包子虽好吃，要吃得下才行啊！这才几点啊？

一会，县医院的医生们，穿着白大褂子，组成急救医疗队，打着横幅，也来了。县城里仅有的一辆救护车，也开过来了。这是怕我们饿昏过去，还是怕我们胀昏过去呢？其实都不是，在那个革命的年代，人人为了自保，都应当对革命有所表示，有所行动，不能无动于衷啊！

夜里一两点钟，天空飘起了雪花，斗争进入了严酷阶段。估计也是有人不断地在通风报信，陶大本撑不住了，显身了，投降了。绝食斗争大获全胜，一片欢呼！

广德县城里的大小餐馆，灯火通明，广德县城里洋溢着胜利的欢乐！热烈欢迎凯旋而归的革命小将，辛苦了！辛苦了！吃饭不要钱！

革命从来不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要表明你的立场，你的观点，你的态度。在那个年代，谁如果只会算“经济账”，不会算“政治账”，算来算去，会把自己给“算倒”的，那就什么账都没得算了。

同学们就不客气了，上两趟厕所，又恢复了战斗力。往桌子旁一坐，将腿架在凳子上，有什么好吃的，就端上来吧。私下里，同学们在议论，哪家馆子里，有什么好吃的。

这时，从芜湖到广德的一百五十多公里的公路上，十几辆卡车，载着芜湖市食品厂的一箱箱饼干，也载着芜湖市工人阶级的革命情谊，十万火急地往广德县城里赶，支援革命小将来了。

两束灯光，刺破黑暗，冒着飞雪，在蜿蜒的丘陵公路上颠簸。天蒙蒙亮，十几辆卡车停在广德县城的大街上。革命小将三五成群地在车辆间闲逛。递个条子上去，某某学校、某某班、多少人，一箱子，或两箱子饼干，就从卡车上搬下来。不少学生穿着军装，将军帽拿在手里，里面装着饼干，边走边吃，招摇过市，活脱脱一群兵痞子。

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参加过的唯一一次正儿八经的集体革命行动。“绝食斗争”结束后，我们每人获得一张＂一一四受害者＂证书，有同学称它“纸片”，随手丢弃了，其实，这张纸片可是一个历史见证，一份荣誉啊。“历史”是不是就这样被载入了“史册”？不知道，我是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呢，还是应该为此感到耻辱！

文革中，宣城中学有两大学生组织：北京兵团和红旗兵团，各有400人左右，还有一个独立的小派系学生组织：炮声隆，不足20人，集中在初三一个班。由于观点相左，不同观点的同学之间难免有些冲突，个別同学还对不同观点的同学有较深的“仇恨”。一位女同学说：一次我一个人到寝室去拿东西。走到校园里面，就碰到观点不同的一帮人在骂我，骂的很难听，有个初一的小男孩跑到跟前，还捅了我一拳头，我又不认他，哪来的仇恨？觉得很委屈。

北京兵团为了独占校园，将红旗兵团逼出校园，曾开枪威胁过红旗兵团的一个头头。虽如此，校内两大派并未发生过大的武斗。

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下达，明文宣示“要搞文斗，不搞武斗”，时至1967年底，江青喊出 “文攻武卫！”，这是制止武斗，还是要武斗？局势发展迅速，已经难以控制，全国武斗加剧，打砸抢抄成风，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也被抢走，造成“全面内战”的乱局。

1968年6月底7月初，我们从学校搬迁到县委大楼。一天下午.两点左右，通知下来，要出去抢枪。几十号人，出大门不远，看见前面停着四辆“抛锚”的军车，帆布蒙得严严实实，我们一拥而上，掀开帆布，全是枪支弹药。头头指挥大家从车上往下搬枪支弹药，几名解放军战士过来阻拦，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要文斗，不要武斗！”一会，等车上的军械卸完，军车也就修好，开走了。

驻扎宣城的南京军区技校北营房向外转移一批枪支弹药，“巧遇”了这批抢枪的“暴徒”。当天深夜，技校协理员到据点来，拿了一张“枪支弹药清单”，让武卫总指挥签个字，协理员对总指挥说，“枪支弹药你们要保管好，用过还我们。”总指挥恭手致谢。

各位看官，看到这里，其中的奥妙就无须我再多说了吧？

枪支发下去了，大家很兴奋，抱着枪，坐在集体宿舍的床铺上，有说有笑。突然，呯！一声枪响，清脆而刺耳，一粒子弹穿过地板，擦着一个同学的裤腿，又穿过天花板而去。这位同学，这位战士，摸着破了的裤子，发烫的大腿，吓得脸色苍白！楼下擦枪走火了。

抢枪得手的消息不胫而走，另一派打听到枪支是南京军区技校北营房的，库房里还有，不过枪是被拆卸开，不同部件分装在不同的木箱内，也有一些是安装好了的。你敢做初一，我就敢做十五，决定去抢枪。

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第二天，我们在北营房通往库房必经之路的围墙外，一户民居的二楼阳台上，架起了一台马克沁重机枪。此枪可以单、连发射击，每分钟100—600发可调。我们这边喊话：“解放军同志们请闪开！这条路，我们已经火力封锁了！”言毕，一梭子子弹就扫过去了，清脆响亮。

学校的派别己和社会上的派别融为一体。宣城县城中部的十字街路口和街道两边的建筑成了双方拉锯战的争夺之地。夹在两派之间的居民，提心吊胆，时不时地有无辜民众伤亡于流弹之下。

一天凌晨，天蒙蒙亮，我路过十字路口，这里曾经是两派激辩的热闹地点，如今是一个人也没有，天，灰蒙蒙的，房子临街的窗口，都用砖头堵起来，露出一个个黑洞洞的枪眼。这会，里面的人都在睡觉吧？但也不好说。我紧靠着墙根挪步。我看不见枪眼，枪眼里的人也应该是看不到我吧？那一天，我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必须通过十字街口，已经忘得干干净净，而那种恐惧的心情，却紧紧地抓着我,至今想起，仍旧后怕。

两派短兵相接的所谓前沿阵地，窗口堆积着麻包，有些地方，麻包里装的并不是砂土，而是就近取材的大米或白糖。

一个燥热的下午，去攻打对方的所谓据点，一座建筑。大家都猫着腰，进攻。时间长，腰酸了，就用枪杆子当拐杖，屁股撅得比头高，一步一步向“碉堡”移动。突然，“碉堡”里大概是朝天放了一枪，枪声在紧张、寂静的空气中尤其刺耳，像是操练时听到口令一样，大家“呼”地一下，全部卧倒，头埋在地里。我是没参加过武斗，是听回来的人说的，说的人，听的人，都忍不住笑！

一次去一个据点办事，据点在一幢大楼里，一间一间的房间，一些房间门开着，正在审讯人。我亲眼看见一个人被吊在梁上，用皮鞭在抽打，猪一样地嚎叫，血水从脸颊上一滴  一滴往下滴……除了在电影上，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如此血腥的场景，人与人要有多大的仇恨，才能下得了如此凶狠的毒手？我的心一下子收紧起来，赶快离开了那里。但是，那个画面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街上武斗打死人了！远远看去一路“游尸“的队伍缓缓过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几乎用白布全围起来了，两边的车箱上，挂着白布标语“讨还血债，血债血还”。车厢两边各站立四个肩跨冲锋枪的武装人员，头裹白布，身穿白衣，可怕的脸，阴沉着。车厢的中部，躺着用白布包裹着的死者。车头驾驶室两边的踏板上，各站着一名全副武装的战士，白帽白衣白裤白鞋，怒睁豹眼，虎视耽耽。三五分钟，便向空中放一阵排枪。沿途围观的人虽然很多，但是都大气不敢出，空气都凝固了！

学生也有死于武斗的，但是，宣中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听说，泾县中学有学生被打死，自称烈士，在学校里找一片闲地埋葬。文革结束后，学校恢复正常，这些坟全被铲平。那些冤死鬼，就不知道葬到哪里去了。

按照中央的指示，李德生率6408部队前往安徽实行“三支两军”稳定局势。他要求指战员，如果遭到造反派的辱骂殴打，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绝不能开枪；如果造反派要求评理，不表态，不带倾向性，不纠缠两派的具体是非。

他接见红卫兵代表时说：“你们是小将，我是少将，我和你们有什么区别呢？”李德生停顿一下，留下让人思考的时间，也算是卖了个关子，接着说：“就是多了这一撇。这一撇，是什么呢？就是——”李德生做了个手势，说：“指挥刀。”

李德生极尽能事，与红卫兵套近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制止了安徽的武斗，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赞赏。1968年4月，李德生成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宣城，宣中的局势也稳定下来，进入到大联合的新阶段。

1968年10月30日上午，距1966年6月10日两年零四个月，宣城县革委会在学校大门外的府山广场，召开全县中学生下放动员大会。

学生自已联系农村，只要有接收证明，就可以奔赴广阔天地，去书写另一段人生之路的或悲或喜的精采。

本文记录了赵德贤、方圆、骆文玲、吴全、韩贤强的一些经历，是共同回忆的记录。本文已请当事人审看。由于时代久远，记忆已不是十分清晰，文中一定有不妥之处，敬请谅解。

2022.3.31初稿

2022.4.24定稿

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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