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巴刹“练摊”以及那个年代那些歌|一位印尼华商巨头的过往

丁剑乃辉 丁见印尼纪事 2023-08-20

前文提到,1965年印尼发生“9.30”事件,再次成为该国与中国关系恶化的导火索。中央政府一夕变天,开国总统苏加诺被苏哈托将军架空落马。

这个蛇蝎心肠的“笑面虎”,认定中国是印尼共的支持者。

他一上台,即在全面铲除印尼共的同时,下死手清除中国的影响,军政府反攻倒算,华人连带遭祸殃!

至1966年5月,华社、华校全部关闭,几乎所有与中华文化相关的领域皆被禁止。

在那个黑暗年代,华侨在高压之下,只能小心翼翼生活。很多年轻人不甘忍受,向中国大使馆申请回祖国继续求学或工作,中国于是政府照会印尼,决定派船前往接回自愿返国的华侨。

丘家三哥冠仁,当时是一名华校高中学子,成绩优良,不愿放弃学业,决心回国深造。他于是和几位同学结伴去了雅加达,准备办理回国手续,等待接侨船的到来。

但那时候中国派来的轮船有限,而要求回国的难侨和学生人数又太多,冠仁苦苦排队等候了大半年,也未能如愿以偿,最终还是留在印尼学做生意。

这时候,辍学回家的四弟丘昌仁,开始成为父亲经营广东烧肉的主要帮手。

昌仁小时候,哥哥姐姐都在家里,分工合作,帮忙父亲制作烧肉的每一道工序,昌仁有时也会参与进来,干一点诸如扎孔,刷冷水等力所能及的轻巧活。

可是到了1967年,上面三个哥哥和一个大姐都相继离开,有了各自的生活。

先是大哥国仁于1962年结婚成家,翌年孩子出生,便搬出去自立门户,另外找钱养家了。

几年之后,二哥江仁执意要去雅加达闯荡,成为丘氏兄弟最先到首都打拼的先行者。

不久,菊珍大姐也告别娘家,嫁给了楠榜一位华侨青年童新茗。

前面说过,三哥冠仁因为一心想回国,就去了雅加达排队等候,后来回国不成,就跟着二哥在舅舅家打工学做生意。

现在,16岁的丘昌仁就成了楠榜家里的大孩子。

1960年代中后期,丘氏全家人在楠榜的合影。父母端坐中间,丘家兄弟姐妹及孙辈站成两排。后排右二系本文主人公丘昌仁。

大妹莲珍要帮忙母亲做家务,并且照看更小的弟弟妹妹,四哥昌仁便承担起协助父亲经营小食摊的任务。

让我们花一点篇幅,说说丘家老爸当年从事的烧肉这个行当,它不仅是一道华人传统的美味,更是父亲毕生辛劳操持的生计,毕竟丘家兄弟姐妹都是靠父亲的这门手艺养大的。

作为中华传统美食,烧肉实在是一道海内外华人特别喜爱的广东名菜。过年过节,结婚摆酒,清明祭祖,烧猪肉都是必备上品。

它的好味超乎寻常:一口咬下去,红色肉皮嗦嗦响,声声入耳;皮下油脂莹润,加上一层瘦肉,肥瘦相间,肉味香浓的同时,又无半点油腻感。

当然,烧得不好的会很难吃,猪皮嚼不烂,肥肉死厚,吃一块都倒胃口。

这种烧肉一般需用50公斤的成年猪烧制,要将这么多的猪肉加工成美食,难度和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大猪肉厚,要烧入味,腌制前要用刀切割好,下刀必须注意分寸,把握好力度,再用五香粉、糖、盐,腌制入味,然后分三次不同的温度烧制,期间还有扎孔,刷冷水等繁琐步骤。入炉,出炉,再入炉……几个小时之后,熊熊炉火才能完全赋予烧猪炙烤的风味。

早年父亲在椰城学会这门手艺,始终坚持用古法炮制,他制作的烧肉,外皮酥脆,肉质鲜嫩,味道醇厚,在楠榜巴刹堪称一绝。

为了制作出最好的美味,父亲每天凌晨两点就要起床。喝过咖啡,抽足香烟,就走进院子里那间小小的火炉房。

第一步的工作是“起梅肉”——将猪身上口感不好的肉剔干净,并且尽可能让切好的猪肉厚度相当,因为薄了容易烧焦,厚了又烧不透。然后剔骨、撒盐、撑开、晾起、贴纸、下炉……一丝不苟,必须精准地完成每道工序。

只有这样长年累月几乎通宵达旦地劳作,才能更好地保持烧肉上架时的酥脆口感。

昌仁成为父亲的小帮手,但是父亲不忍心那么早叫醒他,尽量让他多睡一会儿。一般在凌晨四点以后,才叫他起来。

当昌仁睡眼惺忪的来到炉前,烧肉经过几次出炉入炉,开始实施最后两道工序——他要协助父亲检查,看哪里烧好了,就在那儿贴上湿纸,防止烧焦,还没烧好的地方就要调整位置,入炉再烤,直到大块猪肉全部熟透。

清晨五点左右,香气四溢的烧猪最终完成,几块普通的猪肉,在此完成了它最为辉煌的蜕变,变成市场上质优价高的抢手货。

父子俩吃过妈妈准备的早点,就骑上脚踏车,驮着刚出炉的烧猪,分别前往附近的巴刹。那时候,父亲已在丹绒加冷的传统市场购置了一间小店,老人在店里坐阵,昌仁则去另外一个巴刹出摊售卖。

上世纪六十年代,本文主人公的父亲丘英盛先生(左二)与客家乡亲在楠榜举行祭祖活动。

现在让我们抚今追昔,回放一下半个世纪以前,班达楠榜巴刹集市的热闹景象吧。

印尼各地城市的华人区一般都在老城区。楠榜丹绒加冷的巴刹,也在一条老街上,街两旁清一色的华人店铺,从米店、布店、土产店,到中药铺、日用百货、小食店一应俱全。店铺外的马路边上,是搭着凉棚的各种蔬果摊点,鸡鸭鱼肉的档口,还有印尼人卖甜点和炒饭的推车。

唐人街、中国城、China Town──无论你叫它什么,这些都是在异乡重建的家乡。图为印尼的一处华人街区。 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1966年之后,正是印尼掌权者改弦更张的疯狂时期,虽然到处都是白色恐怖,但老百姓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因为经济政策大幅度放开,商业活动似乎比苏加诺时代更加繁荣。

政府禁止中华文化,华人不能在公众场合讲中文,也不能庆祝中国节日,地处政治文化中心的爪哇岛尤其管得严,可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外岛就管不了那么多。

比如楠榜华人区的巴刹,一到华侨故国的佳节——春节、元宵、端阳、中秋等等,虽然不能公开大操大办,但市场自动变得热闹——年糕、饼干、月饼、罐头、五加皮、娘酒、五香蚕豆、瓜子等各种“唐山货”货摊层层叠叠,从门店一直摆到街旁。

早晨和上午,巴刹人流涌动,家庭主妇成为主角,客家阿姆照样操着客家话,响亮地讨价还价,小孩子挣脱大人的手,兴奋地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男人们穿着汗衫拖鞋,不紧不慢地走过来。

有人来到丘家的烧肉摊前吩咐道:“昌仁,阿叔今天要请客,刚才去你爸店里打算在那里买烧猪。哇哈!英盛哥生意太好,才上午十点多就卖完了。好在你这里还有,来,给我称上两斤,要最好吃那块哦!”

“阿叔放心,我爸的手艺你知道,全部都是最好,不好的不会拿出来卖。” 昌仁微笑着说,把竹筐里的烧猪肉拿出来称好,用纸包上,递给主客,然后收钱找零,这单生意就完成了。

正午一过,太阳把地面照得滚烫,巴刹的人客明显减少。汽车经过大路,扬起黄色的灰尘,天空全部瓦蓝一片,一团云朵也看不见,地上的一切开始变得无精打采,昌仁差不多卖完今天的货,也要收摊回家了。

他在市场摆摊,从来都是静静的,坐在那里,见到有主客过来,就站起身,小声而礼貌地打招呼,也不过分殷勤。这个单薄清秀的少年,有双明亮沉静的眼睛,好像总在思考什么,脸上会现出几分倔强的表情。

应该说,他并不适合做这种小生意,本人也不喜欢,只是不忍看到父亲一个人辛苦,才尽力帮忙分担。好在父亲为人仗义,在街坊四邻和巴刹生意圈子里德高望重,制作烧猪口碑又好,昌仁摆出的货也很热销,不愁卖不了,他也就踏踏实实,在楠榜整整做了两年。

班达楠榜——一条车水马龙繁华热闹的华人商业街。

如今回想起来,丘昌仁深刻领悟到,少年时代在巴刹 “练摊”的经历,其实也是他人生成长的重要一课。

纵然他后来经营国际贸易和进口加工大宗商品,事关整个印尼的国计民生,规模比当年摆摊卖烧肉大了何止千万倍!但其中道理使他明白,无论何时何地,经济生活都是从消费开始,而“练摊”这种形式,便是以最简单的形式让他了解熟悉了买卖交易的过程。

不仅如此,“练摊”作为一种市场实践,已不知不觉增强了自己与他人的交流沟通能力,也学会了未来应对各种未知情境的本领。这就为他去雅加达舅舅公司打工,并自己开拓土产市场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下午回到家里,从半夜两点忙到现在的父亲,已是疲惫不堪,他需要睡个午觉,休息几个小时,然后再起来准备明天烧猪的原料。

十六七岁的昌仁,年纪轻轻,精力旺盛,用不着午休。他要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呼朋唤友,偷偷享受自己的业余文化生活——听马来西亚电台播放的中文歌曲。

原来苏哈托上台头几年,印尼因为排华严重,公开场合完全禁止中文书籍,也没有中文歌曲,但是邻国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照样通行,华语华文保留完好,并通过播放华语歌曲和电视剧向外输出。

每到印尼时间下午三点,马国吉隆坡华语电台都会播放中文歌曲,海内外听众还可以写信为亲友点歌。丘昌仁和同学们居住的印尼苏门答腊,与马来西亚只隔着一道马六甲海峡,用收音机如饥似渴地收听马国的华语广播,就成为这些被迫失学、又缺乏中文环境的印尼侨生们的心灵慰籍。

当时,马国电台经常播放的一首歌叫《花种》,歌词就是海外华人的人生写照。也是棉兰、巨港、楠榜等地华人最喜欢点播的一首歌:

飘扬便过了海,披荆就斩了棘,落地就生了根,静静开花,缓缓结果,海水到处育华人,华人到处育花种。

它格调清新,词曲优雅,让人在余音袅袅中恍若看到,那些在南洋打拼的华侨先辈,正从历史的记忆深处不屈不挠地一路走来。

少年的丘昌仁他们,每当在广播里听到这首歌,感动之余,联想到华人在印尼的文化遭遇,忍不住满腔悲愤,甚至热泪盈眶。

从60年代到70年代,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可说是百业蓬勃,欣欣向荣,当年马新两地的唱片工业已站稳基础,在推广时代歌曲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丘昌仁还记得,那个年代大马电台时常播放的华语歌曲,更多是倾诉男女爱情的。比如:《相思河畔》、《情人的眼泪》、《姑娘十八一朵花》,还有《偷偷摸摸》、《不了情》、《蓝与黑》等等。那时知名的歌手则有张小英、符舒云、庄雪芳、巫美玲等人。

这些正当芳华的华人歌星,声音甜美婉转,曲调诙谐欢快,歌词直白大胆,抒发着无伤大雅的挑逗与调侃:

十八的姑娘一朵花,眉毛弯弯眼睛大,红红的嘴唇雪白的牙。粉色的笑脸赛晚霞。啊!姑娘十八一朵花,每个男人都想她,都想她……

上述撩人的情歌好像小火苗一样,一下子就点燃了丘昌仁他们这些少年的心。大家情窦初开,纷纷对广播里只闻声音不露面的美女歌星展开无限的遐想。

当年电台信号不好或有人为干扰,经常是听到如醉如痴之时,信号突然中断了,广播里莫名其妙传出滋滋啦啦的噪声,昌仁和小伙伴便急得抓耳挠腮,叹息懊恼,赶紧用手拍打收音机,希望能把动听的歌声拍打出来。

已故著名散文家吴伯箫先生,写过一篇有关歌声的脍炙人口的文章。文中写道:

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无论哪一首激动人心的歌,最初在哪里听过,哪里的情景就会深深地留在记忆里。环境,天气,人物,色彩,甚至连听歌时的感触,都会烙印在记忆深处,像在记忆里摄下了声音的影片一样。

我觉得,借用吴伯箫先生的这段描写,来概括丘昌仁他们听歌的往事同样再精准不过。

对本书主人公而言,那个年代那些歌,在其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影响深远而长久。从此听歌成为他一生的挚爱。

事业有成之后,丘昌仁在雅加达的家里和公司会所分别设置了专业级的歌厅,每个星期都要请几位资深华人歌星和专业乐手(下图),过来“唱堂会”,基本上都是唱那些怀旧的老歌。

其中一位吹奏萨克斯的乐手是印尼阿拉伯后裔(下图右一),虽然不谙中文,但是什么华语歌曲都能伴奏。

他让歌星们和乐手把当年的经典歌曲组合在一起,十几首、二十几首一曲接一曲串烧连唱,陶醉其中,百听不厌,回回如此,乐此不疲。

丘昌仁兴致上来也会上台演唱几首。他只唱中文歌曲,老歌新歌都很熟练。

在丘昌仁这代印尼华人特殊的、对于青春年华电影般的记忆中,正如吴伯箫先生文章所形容的一样:

“那影片纯粹是用声音绘制的,声音绘制色彩,声音绘制形象,声音绘制感情。只要在什么时候再听到那种歌声,那声音的影片便一幕幕放映起来。”

岁月在青春的追求与迷茫中流逝,丘昌仁长到了18岁。

他帮忙父亲售卖烧肉的营生已驾轻就熟,生意很好,一家人的吃穿花费不成问题。父亲有意培养他接班继承这门手艺,楠榜小城的日子也比较没有压力,可是这种日复一日蹲守巴刹的小生意,一点都不能吸引他。

他那么年轻,生命中充满青春活力,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 但无论如何,他都不愿意像父亲那样,在这个小地方操劳一辈子,度过自己平凡的人生。

1969年快要过端午节的时候,二哥江仁从雅加达回家看望父母和兄弟姐妹。昌仁抓住时机,热切地央求二哥带上自己,也去椰城闯荡一番。他说:“我想过了,如果一直守在楠榜这里,找不到多少机会,永远不可能出人头地。”

二哥也很爽快:“好!没问题,我带你去,但要征得老爸同意才行。我帮你一起说服他吧。”

兄弟俩鼓足勇气,和老爸认真谈了他们的想法,昌仁的态度尤其坚定。父亲听罢,心情有些失落,他皱着眉头埋怨说:“你们一个个翅膀硬了,都要飞走了,可是我年纪大了,家里连个帮手都没有怎么行!”

昌仁和二哥劝慰父亲,五弟涛仁差不多也长大了,他人很乖,从来都听大人的话,可以让涛仁帮忙爸爸在家做生意啊!

父亲最终点头答应,又语重心长地告诫兄弟一番:

人各有志,我不拦着你们,老爸我也是从小闯荡过番来南洋的。客家话说儿女立大志,敢闯走四方。但是不管在哪里,都要记住客家人的处世之道,勤劳诚信是第一条——“若要人尊敬,先要尊敬人;想要光景好,日日起得早;细声讲大事,万事好商量”……其他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兄弟出门在外,一切好自为之,不蒸馒头蒸(争)口气。

在那个青春鼓荡的年月,这个年轻人理想的风帆,被对于未来的渴望臌胀着升上桅杆。

他由此开始启航,确定了改变人生的一条路径——远走高飞,到雅加达去!(未完待续)

往期延伸阅读

60年前,印尼左派华校原来这样教学|楠榜新中的火红岁月

苏岛楠榜——记得曾经年少时|丘昌仁传(卷三上)

故土远山几重深——丘昌仁:真情超越梦想(卷二下)

故土远山几重深——丘昌仁:真情超越梦想(卷二上)

崇宗敬祖,印尼客家大佬这样执着为什么?丘昌仁:真情超越梦想(下篇)

一位当代印尼客家人的创富之路|丘昌仁:真情超越梦想(修改稿上)

永远洗眼养心的巴迪美人|图说印尼能让“真爱再生”的神奇服饰

百爪挠心七昼夜|苏哈托下台前后的秘闻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