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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work Parlor Gallery Asbury Park
LYLE CARBAJAL
"Like Red Skin on Laugh Lines"
2019 Mixed Media on Panel with Resin
32 × 32 in 81.3 × 81.3 cm
选译自
Georges Bataille, la mort à l'œuvre
文/Michel Surya
译/Nowhereman
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指巴塔耶在1920年代在旅行与隐居之间的犹豫——译注】，于1920年浮现出了对于现时与巴塔耶犹豫做出的选择而言最为决定性的发现，它在一定期限内是决定性的：这发现将会以一种十分牢不可破的方式（以至于几乎到处都能看到公开它的关键之一）贯穿其作品的始终。这个关键就是笑。在伦敦逗留期间（其目的是在大英博物馆做研究）（伦敦多次出现在巴塔耶的作品里），巴塔耶有幸遇到了亨利·柏格森，这是他遇到的第一个哲学家，表面上也是第一个让他提出哲学问题，以及哲学是什么的问题的人。对于柏格森，巴塔耶没有隐瞒什么，在1920年，他没有读过柏格森的任何书（但是这很明显：他也没有读过其他任何哲学家的书）。在被提前告知他会遇到柏格森之后，巴塔耶就读了《笑》（也许是急匆匆的，但书很短）。这次阅读令人失望：“笑和哲学家本人都令我失望。”（他补充说：“我从这时起就有了十分激烈的一面。”这是毫无疑问的；至少他是那么预料的。）失望，是因为巴塔耶同时在笑中发现了关键的东西（问题在于知道他是如何发现这一点的：他应当把这一点归功于柏格森吗？人们试图不顾巴塔耶而这样判断道）。这个主题值得不同于柏格森对之做出的判断的东西。尽管人和书如此令人失望，它们还是为巴塔耶提供了一种启示：笑是基础；它从根本上敞开了世界。从人们为之着迷的笑中，巴塔耶立刻感觉到它就是关键；只要解决了这个谜，人就能解决一切。柏格森这个谨小慎微的“哲学家”曾认为自己“在其疯狂中”看到了“一种有用的、理性的、有条理的知识”；他以为自己可以呼唤冷静且平和的心灵的外表立刻到来；（他如此假设）针对“纯粹的理智”，他让“内心一时的麻痹”成为必然；巴塔耶在上述这些情况中逐一发现了其反面：心灵、内心、无理性的挥霍就在对世界之根基的认识中。在他看来，笑完全不同于滑稽（滑稽就像嘲弄一样从来没有让巴塔耶感兴趣过），它等同于上帝。因此它是一阵颤抖！它是最严重的事情。
笑并非比上帝更是一种道德；就像基督教那样，它是一种启示。在巴塔耶看来，这就是柏格森犯的错（他像这些让基督教变成一种道德的人那样行动）：“从现在起，让我们谈谈它吧，尤其是在这种意义上，笑才‘提纯了习俗’。它让我们立刻努力表现出我们应该所是的样子，表现出我们有朝一日也许会通过真正地存在而完成的东西。”对于巴塔耶来说，恰恰相反，笑是毫无节制的。但这依然是天主教式的东西，因为笑乃是上帝之尺度的缺席（后来，他会说，笑是以上帝的缺席为尺度的；他甚至会在其临终前说，笑是“死亡的笑”）。因为人们错误地认为——尽管这启示如此鲜活——，笑毫不迟疑地取代了他在1914年得到的启示，这个启示让他跪倒在了十字架前。两者暂时地走到了一起：巴塔耶式的笑在1920年依然是天主教式的，他也没有隐瞒这一点：“[...]在这种体验的开头，我大体上是被一种十分精确的宗教信仰所驱动的，我服从于一种教条，这于我而言很重要，甚至以至于我尽其所能地将思想化为行动。但是，确定的是，从我提出了尽可能远地下到笑的领域中的可能性起，我就将教义带给我的一切当作了最初的效果，它就像是被一种让其瓦解的滔天巨浪卷走了一样。我曾感觉到，毕竟，在这一刻，在自我之中维持我的一切信仰，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对我来说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所承受的笑的海浪让这些信仰变成了一场游戏。[...]从那时起，我就不再赞同那些信仰了，它们就像是某种被笑所超越的东西一样。”于是，开始了一个短暂的阶段（那时，巴塔耶还能在眩晕——它由笑的发现所导致——之中维持着自己的信仰。一切信仰：他记得它们是多么循规蹈矩，发现它们的指示他是需要多么得一丝不苟）；在这阶段，他的信仰甚至似乎更加活跃，更加丰富了。只是在后来（人们可以看到那应该可以追溯到1922-1923年），巴塔耶才赋予了笑完全另一种意义；并非否定死亡，而是肯定死亡的意义。一种坠落，而非提升的意义。这样一种笑抹消了一切：直至上帝。
译 / 介 / 系 / 列 No.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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