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郊外，有一处名为Pine Hills Cemetery的墓园，又被当地的华人称为“松山墓园”。

墓园的管理处是一栋非常漂亮的西式小别墅。

很多年以来，一直有一件怪事让管理处的老外们不解。

这里经常有华人来这里打听一个人的名字，可是查来查去，管理处的职员们尝试了各种检索方式，却怎么也查不到。

直到有一天，一位职员在电脑系统里找到了一位英文拼读为“Kai-Yin Cheung”的先生。

前来询问的华人喜出望外，大声欢呼起来，“就是他，就是他！”

恺荫。

今天的故事就从他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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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男孩举行成年礼时，会由德高望重的嘉宾为他取一个“字”。

那个年代，“字”甚至比“名”更重要，文化人之间一般都以“字”相称。

像恺荫，仲甫，露清，玉阶，润之……

1916年秋，十九岁的张恺荫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比另一位少年早三年来到故都。

在北大，他结识了陈、李二位老师。

一番熏陶之下，恺荫放弃了学业，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五四运动中，张开始崭露头角。他担任北京学联主席，是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

也就在这段时间，张结识了那位来自湖南的年轻人。

此时他们并不知道，十六年后，他们将在川西的崇山峻岭中，上演一幕巅峰对决。

作为组织早期的重要人物，恺荫一手参与了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建立。

这个“支部”，也就是党的前身。

我们熟悉的历史课本上的《新青年》杂志，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协助一支独秀创办的。

凭借这样“显赫”的履历，在革命的中前期，恺荫一直是最“塔尖”的人物。

当壮志未酬的人还在橘子洲头“独立寒秋”的时候，恺荫就已经贵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委）兼中央农工部主任了。

不过，一个人的命运啊……

在此后非常关键的“根据地建立”过程中，不知是应共产国际的要求、还是自己主动选择，恺荫没有去江西，而是来到了鄂豫皖根据地。

大家都知道，日后位于闽赣交界处的红军根据地发展成为了比较稳定的“中央苏区”。

而鄂豫皖的红军，则更早的饱尝了颠沛流离的滋味。

这里顺便说一句，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最常用的一句“摆资格”的话便是：“老子在鄂豫皖打仗的时候……”

可见李云龙是“红四——129师——二野”一脉的。

剧中“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旅长，原型自然就是陈赓大将。

“鄂豫皖”这三个字，在中国革命的词典里，和“井冈山”是同一个段位的。

1931年秋天，鄂豫皖的红军整编为红四方面军，徐帅任总指挥、陈昌浩政委，实际领导权由张恺荫控制。

前面我们说了恺荫在当时的显赫地位，再加上他本身又是“上级机构”共产国际派来的，红四的上上下下自然就把他当做“中央”。

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下辖两个军，总兵力四万余人，是仅次于中央红军的军事力量。

徐帅的军事才能是极为突出的，也是黄浦前四期毕业生中第一个做到“方面军统帅”的。

不过，由于后面发生的事情，他戎马生涯的后半段一直不被重用。

几十年后授衔时，红四也仅仅出了一个徐帅一个“帅”。

在蒋亲自挂帅指挥的第四次围剿中，因徐帅和张意见不一，加之国军采用“并列推进、步步为营”的战术，红四损失巨大。

面对大兵压境，红四果断撤出鄂豫皖苏区，西出平汉路，跳出包围圈。

之后卫立煌、胡宗南等部开始堵击，双方在新集、土桥铺发生激烈战斗，红四方面军被围困于河南漫川关。

生死存亡之际，许世友部在垭口打开缺口，徐帅率部队借着黄昏夜色突围成功。

鄂豫皖温柔的小窝，从此成为回忆。

未来的路上，等待红四的是重重敌军和数不清的艰难险阻。

从鄂豫皖撤退后，红四方面军从关中平原越过秦岭，南渡汉水进入汉中地区。

至此，红四终于摆脱了各路国军的尾追堵截，全军尚存一万四千四百人。

1932年的年底，红四在四川通江创建川陕根据地。

由于当时川军与蒋介石嫡系部队有利害冲突，中央军嫡系无法入川，而川军的战斗力又相对孱弱，红四得到了关键的喘息时间。

此时，距离中央苏区的红军被迫长征，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1934年年中，在第五次反围剿屡屡受挫的形势下，周相从南昌行营的情报系统得知了国军即将要发动最后总攻的关键情报。

于是在这年的十月中旬，红一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开始了漫漫两万五千里长征。

临行前，项英、陈毅、粟裕等人被留在了苏区，决定牺牲自己拖住敌人。

这些人不久被打散，便成了东南各省的游击队，也就是后来的新四军。

踏上长征之路的红一，也同样面临着生死存亡和前途未卜。

中国的革命就这样从“苏区阶段”进入了“长征阶段”。

而一般人熟悉的长征历史，视角就是红一。

我们快进一下，直接来到1935年夏天的懋功。

懋功，古称金川，也就是今天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下属的小金县，著名的四姑娘山就在这里。

1935年6月，数次鏖战后实力已受重创的红一和兵强马壮的红四在懋功会师。

这是红四在几十年革命历程中实力的“巅峰时刻”。

之后，便发生了那场影响无数人命运的抉择。

很多时候，当我们用预设的“正统”立场去看问题的时候，往往难以探究到历史人物的真实想法。

成王败寇，输的一方很容易被贴上“叛徒”“Loser”的既定标签。

但如果我们把脑海里1935年夏天之后发生的事情全部清空， 仅仅从“当事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就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第一个问题，当时各路革命队伍里有没有一个公认的“共主”呢？

没有。

第二个问题，当时的红一里有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呢？

也没有。

当时的组织，远不像今天这样规范化、制度化。名义上，我们就仅仅是共产国际东方部下属的一个“支部”。

所有的人事、资金大权，都是莫斯科掌控的。              

遵义会议后三人小组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是派陈云离开红军队伍，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会议的情况，争取获得“上级的批准”。

因此在某些人眼里，遵义会议的“改选”结果，并不是一个板上钉钉的既定事实。

所以，当红一和红四会师的时候，在很多红四将领的心里，对这个实力远不如自己的中央，是犯嘀咕的。

会师后，恺荫大致做了这么三件事情：

1、试探

2、拉拢

3、摊牌   

下面我们一件件的说。

虽然遵义会议确定的三人团中主席的地位在周相之下，但因为主席在军事指挥领域的杰出才能，一次次拯救红军于危难之间，到会师时，主席已经基本掌控了红一的军事指挥权。

主席和恺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分道扬镳的。

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主席到了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恺荫则去了莫斯科。

后来，两人又分别到了井冈山和鄂豫皖。

懋功会师后，在这座偏僻荒凉的雪域小城，作为川西地主的恺荫在喇嘛庙摆下欢迎酒宴，邀请红一的一众大佬。

席间，恺荫和周相互相试探对方的“老底”。

周相为震慑张，说红一尚有“三万之众”，实则能战者仅万余人。

而张则非常嚣张的说，麾下有“十万大军”，实际约有八万人。   

通过这次欢迎酒宴，张确认了之前的“传闻”，即红一在湘江受到了重创，实力已经大不如前。

接下来的几天里，恺荫分别找了红一的几个“重要人物”谈话。

恺荫是一个颇具“草莽气质”的人，特别喜欢搂着别人的肩膀“称兄道弟”。

几十年后，张在加拿大写回忆录时，还特别回忆到当时的场景，并对红一的几个主要人物进行了“点评”。

比如对刚刚失势的博古，张认为他“说话直率但是历练不足”。

张还单独宴请了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和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老总。

饭间，张甚至表示要从红四中拨出两个团给二人。

席间他大肆宣扬了一番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说诸葛孔明就是这么干的，又说西北马家军如何如何厉害云云。

饭后，他还派秘书给彭老总送去了几斤牛肉干和一些大米。

张的副手陈昌浩也没有闲着，受张的委托，他四处向红一的各个将领打听对于遵义会议的“态度”。

这个意思也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恺荫希望重新洗牌。

在当时，会师后的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

左路军几乎全部是红四的班底；右路军一半是红一，一半是红四。

左路军由张控制，朱老总、刘帅等个别红一的高层也被分在这一路。

右路军名义上是周相和主席等指挥，但实际上大家都明白，红四的人还是听徐帅（红四总指挥）和陈昌浩（红四政委）的。   

1935年9月初，张与主席的矛盾激化，他们在红军主力进军方向上出现严重分歧，左路军则迟迟不肯北上离开阿坝、与右路军会师。

9月8日，张电复徐向前、陈昌浩率原红四南下，与中央彻底“摊牌”。

徐帅在红四内部，是一直支持与红一北上的。接到电报后，他只能向中央汇报。    

当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毛、周、张、博、王、徐、陈等联合致电左路军要求北上。

次日，张复电继续坚持南下。

9日晚，主席亲自到徐帅住处，问其意见。

徐帅思索再三后表示，两军既已会合，就不宜再分开，而红四方面军也不宜再分为两半。

这番表态相当于没表态。既不能分开A，又不能分开B，那么A,B硬要选一个分开，怎么办呢。

离开徐帅住所前，主席让徐早点休息，然后便告辞了。

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就在主席和徐帅谈话的同一时间，摸不清徐帅态度的张，直接电令陈昌浩，“要求武力解决”（此处有历史争议）。

千钧一发之际，得到关键情报的叶帅立即向主席报告。

主席当机立断，于10日凌晨率右路军的红一部分人马拔寨北上，离开甘南。

天亮后，红四部分才得到消息，心情极度沮丧的徐帅忍不住痛哭一场。

红四是徐帅从鄂豫皖开始一手创办的。为了坚持红四的完整性，他犹豫再三后率余部南下，再过草地，在党坝与左路军会合。

徐帅就这样在命运的关口，犯下了“抱憾终身的错误”。

此后的戎马生涯里，徐帅几乎再未得到重用；授衔时，十大元帅列第八。

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当初徐帅能坚定的随红一北上，以他的地位，除朱老总之外，几乎是稳压其他所有人的。

不过，人生祸福难料。

谁又能想到，低调的徐帅日后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风暴，屹立五朝不倒，直到1990年亚运会期间在北京逝世。

比起其他很多人来说，徐帅又是非常幸运的了。    

后面的故事我们不再讲了。

1937年8月，经历了颠沛流离红四余部和其他几支队伍一起，被整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帅任副师长。

祸兮福所倚。

几个月后，命运坎坷的红四终于在一二九师迎来了改变他们命运的人。

（全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