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勃：商鞅辕门立木的另一重意义
商鞅深信人民都是笨蛋，如果有谁不幸不是笨蛋，那就有必要将他变成笨蛋。
不妨回到辕门立木的那个故事。除了立信之外，这事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
很明显，把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这个行为很无聊。就是确实有搬的必要，雇一个劳动力也怎么都花不到五十金。你这是扰乱劳务市场，也不符合供求关系价值规律嘛。但商鞅硬是立刻兑现了五十金，这是告诉了大家：只要是新法规定的事，不管多么无聊多么荒诞不经，提出质疑是没有意义的，相反，照着做，总有好处。
服从就能获益，也许大多数人确实会选择服从。但绝不是所有的人。
不妨假设一下，假如当时在场的是墨子或者孟子，他会不会搬？肯定不会。这二位虽然彼此观点极端冲突，但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就是他们都爱讲“义利之辨”。搬木头这个莫名其妙的行为，无义可言，则对这点利，我当然是“不动心”的。
如果是庄子呢？也不会。庄子会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搬就是不搬不搬就是搬赏五十金就是不赏五十金不赏五十金就是赏五十金你折腾你的我还是梦蝴蝶去吧。
再比如是范蠡、猗顿的这样的大富豪，他们会不会搬？
更加不会了，五十金他们根本瞧不上，要是心血来潮，说不定还会拿出一百金来跟那个要搬木头的小伙子说：“这个给你，别搬了！”
凡此种种，都表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人民有钱，有智慧，有独立的人格，都可能导致一个后果，就是不够听话。
《商君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差不多是把国家和人民当作两个对立的概念在使用的，而国家利益和君主利益，则基本可以认为是同义词。人民，是达成国家/君主利益的工具，这个工具要好用，其本身的利益，越小越好。
商鞅当然也说过几句如“法者所以爱民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之类的话，但结合他的其他言行看，只能认为这是在搞宣传随口说说。变法十年，有百姓称道新法好，商鞅就判定这些人都是“乱法之民”，统统流放到边地。不允许老百姓有自己的判断到这个地步，总不好说这是“爱民”。
从变法的内容看，商鞅承认对老百姓需要利诱，但同时他千方百计的把利诱的成本降到最低（重刑轻赏可以认为是商鞅的标志性观点），可见利民最多是手段。对这个观点，我想不必多分析，抄《商君书》的原文就可以了。第三篇《农战》篇说：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音涝，慰勉的意思）。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
国君拿来激励老百姓的，是官爵。国家能够兴盛的原因，是种地和打仗。而现在人民要做官要爵位，都不通过种地、打仗的途径，而是靠的花言巧语。这就是拿官爵白白的去慰劳人民了。白白慰劳人民的国家，一定没有实力，没有实力，就一定会丧权失地。
第四篇《去强》：
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曰重贫，重贫者弱。
国家富裕，而用让人民贫穷的办法来治理，这是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国家就强大；国家贫穷，而用让人民富裕的办法来治理，这是穷上加穷，穷上加穷的国家就弱小。
第五篇《说民》：
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通覆，掩盖）者善也，别而规（通窥，监视）者奸也。章（通彰）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
用良民，那么老百姓家庭和睦；用奸民，那么老百姓就觉得爹亲娘亲不如秦国的制度亲。与人为善，喜欢掩盖别人的错误的，这是良民；自私自利而喜欢窥探监视别人的，这是奸民。表彰良民，就会导致过错都被隐瞒；任用奸民，犯罪的人就都能杀掉。前者是民意胜过王法，后者是王法胜过民意。民意胜过王法，国家就乱了；王法胜过民意，军队就强了。
这就是商鞅要打击良民的理由。他在秦国搞“什伍连坐之法”，鼓励互相揭发，都是良民的话，这项法律根本就推行不下去。
第二十篇《弱民》，说得更加直接：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
人民，卑贱了就会在乎爵位，弱小了就会尊敬官员，穷光蛋就会贪图赏金。君主要有效地控制人民，无非是两手：一手是刑，一手是赏。要让赏这一手效果发挥到最好，那就得让民辱，让民弱，让民贫。
凡此种种，就构成了商鞅喜欢农民的理由。因为在商鞅心目中，农民是和“愚”、“朴”、“不贵学”、“无外权（和外国势力没有勾结）”之类的字眼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农民最听话，商鞅制定的新法律，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
商鞅在秦国变法十八年，《史记》写这十八年里秦国老百姓的情感变化，一开始是觉得“不便”，十年后是“大悦”，但十八年后商鞅死，人民群众并不觉得红太阳落山，即使没有兴高采烈，至少是“不怜”。
大概，开始觉得“不便”是很自然的反应，十年后“大悦”是因为得了好处，且看贵族们倒霉很高兴，十八年后“不怜（商鞅）”则是咂摸过滋味来了，好处只是一点可怜的诱饵，变法自己实际所得非常有限。
以上节选自刘勃老师的《战国歧途》，有书友评价：仅商鞅黑洞一章就值回书价，小编深以为然。
刘勃老师写史语言诙谐幽默，读起来完全不会感觉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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