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与《人的行为》
作者：罗斯巴德
来源：微信公众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能够阐述正确的经济学方法论当然很好，但依据这一基础，运用这一方法，实实在在地构建经济学，即经济分析的体系，则是另一回事，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通常我们不可能指望一个人会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先创建出方法论，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经济学体系。纵观米塞斯长长的工作和成就记录，我们几乎不可能再额外要求米塞斯去完成这一极端艰难困苦的任务。然而，米塞斯孤军奋战，在被自己的追随者几乎完全抛弃之后，在逃离法西斯统治下的奥地利、流亡日内瓦期间，在一个自己的观念、方法和原则不为人知的社会和学术界，完成了这一使命。
1940年，他发表了最伟大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国民经济学》（Nationalokonomie）,但在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长期不为人们所关注。幸运的是，《国民经济学》于1949年扩充之后翻译成英文，名为《人的行为》（Human Action)。仅仅是写出《人的行为》这样的著作，就是一个杰出的贡献；而米塞斯是在那么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构思写作的，这使他的成就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人的行为》就是那本书；它是经济学的全部：它构建了完整的经济学体系，它立基于行为着的人，即在现实世界中有目的地行为的个体的分析之上。它是用演绎的方法发展出来的经济学，织造了人的行为的逻辑含义。笔者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曾有幸读到，一读之下，竟改变了笔者的生活和理念历程。这本书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套我们有些人曾经梦寐以求、但却觉得永远难以企及的经济学思想体系：一门经济科学，完整而合乎理性，一门早就应该出现但却始终没有出现的经济学，一门由“人的行为”展示的经济学。
米塞斯巨大的贡献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略窥一二：《人的行为》不仅是奥地利学派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奉献给学术界的第一本综合性经济学专著，也是整个经济学传统中第一本真正综合性的专著。一战后，经济学越来越支离破碎，破裂为许多不完整的、零敲碎打的专业。自战前费特、克拉克（Clark)、陶西格(Taussig)和庞巴维克等杰出人物写出了一批综合性著作之后，经济学家就不再将自己的学科看作一个连贯的、演绎的整体。今天，唯一试图呈现这门学科的完整体系的学者是那些入门教科书的编写者：但由于他们缺乏自己一致的逻辑，所以他们只能如实照录经济学令人痛心的现状。而今，《人的行为》则指出了一条走出这支离破碎的泥潭的道路。
任何赞誉之词对《人的行为》都不过分，这里，我们只想点明这本经济学巨著中无数具体贡献中的几个。尽管庞巴维克发现了时间偏好，并强调这是利息的基础所在，然而，他本人却并没有再在此基础上完整地构建出自己的理论，给偏好问题留下很多暧昧不明之处。费特（Frank A. Fetter)曾经改进并深化了这一理论，在其写于20世纪头20年的出色但却遭忽视的著述中，建立了一套纯粹从时间偏好角度解释利息的理论。费特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看法是，消费者的效用和需求决定消费品的价格，而每种要素都获取其边际生产率，因而，所有这些回报都是利率或时间偏好之贴现，债权人或资本家获得这一贴现。米塞斯使费特被人遗忘的贡献再度复活，并进一步指出，时间偏好是研究人的行为之行为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范畴，他将费特的利息理论与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他本人的商业周期理论融合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米塞斯也对当今经济学中时髦的数学和统计方法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了及时而深刻的批评，这种方法源于瑞士新古典经济学家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它把普通语言和叙述逻辑完全排斥在经济学理论之外。米塞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他们中很多人其实都受过完整的数学训练）明确反数学的传统，他指出，数学方程只能用来描述没有时间维度的、静态的、虚构的“一般均衡”。一旦我们离开这一理论天堂，分析在具有时间和预期的现实世界中抱有希望又会出错的行为的个人，数学就不仅无用，反而会令人误入歧途。米塞斯指出，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本身就是实证主义谬误的一种表现，这种实证主义把人当作石头来研究处理，因而也相信，跟物理学一样，经济学可以用测绘导弹飞行轨迹的那种精确的数学方法来描述人的行为。而且，由于每个行为者都只能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和估价，因而对于一门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来说，微积分是完全不恰当的工具，因为微积分以无穷小的数量变化为其预设。
使用数学函数也意味着，市场中的所有事件是“互为因果”(mutual determination)的，因为在数学中，如果X是Y的函数，那么，Y也同样是X的函数。这种“互为因果”的方法论在物理学领域中是完全适当的，在那里，我们不能说某个东西从来只能是原因。但在人的行为领域，是行不通的，这有一个“单一的”原因：个人有目的的行为。据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指出原因具有流向性，比如，从消费者的需求到生产要素的定价，而决不能反方向进行。
同样流行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无疑也是谬误百出，它企图把统计事件和数学融为一体；它企图运用统计学得出可以让经济学家进行预测的规律，这种方法的预设是，在分析个体行为的时候，可以像在物理学中一样，发现确定不变的、恒定的数量规律。然而，米塞斯强调指出，没有人曾从人的行为中发现适用于所有人的常数，任何人也不可能发现，因为每个个体内在地具有意志的自由。这种计量经济学谬误导致了当今时代人们对“科学的”经济预测的狂热，米塞斯则尖锐地揭露了这种古老而又必然是徒劳的抱负之根本性谬误。过去若干年，计量经济学运用了高速计算机和种种复杂的经济学“模型”，然而，其预测结果却每每令人大失所望，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米塞斯的先见之明。
令人痛心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方法论理论之外，米塞斯的经济学思想中仅有一个方面的内容传到英语学术界。米塞斯根据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预测到了一次萧条，当时正值1920年代的“新时代”（New Era)，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费雪都宣称，借助政府的中央银行对货币的操纵，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可以永远繁荣下去的时代。当大萧条降临的时候，经济学界，尤其是英国经济学界对米塞斯商业周期理论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米塞斯才华横溢的弟子哈耶克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更进一步激发了这种兴趣，三十年代，哈耶克深入发挥米塞斯商业周斯理论的著作很快就译为英文。
这斯间，哈耶克在伦敦学院的研究班培养出了很多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包括约翰·R·希克斯（John R. Hicks)、阿巴·P·勒纳（Abba P. Urner),路德维希·M·拉赫曼(Ludwig M. Lachmann)和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还有雷昂那多·罗宾斯、弗雷德里克·本汉姆（Frederic Benham)等米塞斯的英国信徒也在英国发表了用米塞斯商业周期理论解释大萧条的著述；米塞斯在奥地利的学生，比如弗里茨·马赫卢普（Fritz Machlup),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等人的著作也被翻译成英文，罗宾斯也在1934年指导了米塞斯《货币与信用理论》一书的翻译出版，这一刻来得太晚了。1931年，米塞斯发表了他对这次大萧条的分析《经济危机的原因》（Oie Ursachen der Wirtschafiskrise），很快就被译成英文。很显然，1930年代前期，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看起来如日中天，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米塞斯其他方面的经济学理论也应该很快就会被人接受。
美国在接受奥地利学派理论的时候比较迟缓，但英国经济学在美国的巨大影响力当有助于米塞斯的周期理论在这个国家的广为传播。哈伯勒率先在美国介绍了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的梗概，不久，正在崛起的经济学家艾尔文·汉森（Alvin Hansen)转而采用奥地利学派的学说。除了商业周期理论之外，哈耶克、马赫卢普，及年轻的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在美国经济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文章，使奥地利学派的资本和利息理论再度为学界关注。
似乎越来越明显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要成为未来的潮流，米塞斯最终也将获得他早应得到而始终没有得到的承认。然而，就在将要胜利的关键时期，著名的凯恩斯主义异军突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其中对通货膨胀和政府赤字的正当性、合理性做出了混乱而不怎么成熟的全新论证，这种理论就像一把野火席卷整个经济学界。在凯恩斯之前，经济学精心构筑了一道不那么受人欢迎的防波堤来反对政府搞通货膨胀和赤字支出；而凯恩斯之后，经济学家们则用他们那令人费解的晦涩语言和半通不通的数学行话，争先恐后地与急于扩张其影响力和权力的政治家和政府结成某种令人惬意、有利可图的同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为现代福利国家、国家干预主义及无所不在的国家统制主义量身定做的知识保护伞。
就像社会科学历史上通常发生的那样，凯恩斯主义者根本就不屑于反驳米塞斯的理论；他们干脆就不提他，米塞斯完全被人遗忘，在自命不凡的凯恩斯主义革命的洪流中，米塞斯被彻底淹没了。
米塞斯的周期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的其他理论，被简单地灌进奥威尔所说的“忘怀洞”（小说《1984》中的“真理部”使用的文件销毁工具，用以抹灭历史），从那之后，经济学家和整个世界就将其完全遗忘了。在这场大规模的失忆潮流中，最大的悲剧可能是米塞斯最有才华的追随者也开了小差：投人到凯恩斯主义怀抱中的不仅仅有哈耶克在英国的学生们，不仅有汉森——他成为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还有那些更深入地掌握了奥地利学派理论的人士，他们也飞快地抛弃了奥地利学派，跑到美国去谋求高级学术职位去了，并且形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温和的一支。经历了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灿烂之后，只有哈耶克和相对名气较小的拉赫曼仍然忠心耿耿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而没有变节。
就是在这种众叛亲离的环境下，在自己应得的厚望破灭之后，米塞斯奋力完成了他的巨著：《人的行为》。
——《The Essential Von Mises》
现代文明中那些奠基性的经济学常识，多与米塞斯有关。我们当下最需要牢记的常识，正是来自米塞斯的经济学洞见：自由市场是所有人的长期利益所在，是文明和繁荣的支柱。
读米塞斯的作品，从中汲取的，是一种抵御周遭世界的力量——米塞斯生活的那个时代，我们并不陌生：一个被中央集权、政府计划、干预、恶性通胀、关税及贸易保护控制的世界。而他就如最后的自由骑士，终其一生，都在用思想的武器，捍卫对自由的信仰。
他的作品，本本经典。他的《人的行为》甚至被誉为文明人必读的经济学《圣经》。然而，想要全面阅读米塞斯，却并不容易——《人的行为》经常断货，目前先知书店亦仅有极少量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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