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彰考局”为你推送的第60 篇文章

● 刘备的失误

● 蜀国的新旧之争

● 孟达之死

● 为何要借刀杀人 

西城、上庸、房陵三郡，分别治今陕东南、鄂西北的安康、竹山、房县。三郡本是益州汉中郡的三县，建安末年改郡，是魏、蜀、吴的交界地区。《华阳国志·汉中志》谓其地“在汉中之东，故蜀汉谓之东三郡”。三郡之间山道崎岖不便，但其北境有汉水可以通航。西城郡城在汉水边，上庸、房陵郡城则分别有堵水、粉水北连汉水。三郡未入蜀时，蒯祺为房陵太守，其人当出自南郡中庐望族。上庸太守申耽，与弟申仪本在西城、上庸间聚众数千家，与张鲁、曹操往来，是割境自保的土豪。三郡迤南之地汉蛮错居，更为闭塞。

魏、蜀、吴三国都企图对三郡地区施加影响，迭有军事行动。蜀从南方，魏从北方，曾先后占有三郡之地，但都未越过三郡，入侵对方其他郡县。吴军最盛时亦涉足江汉间地，有时也插手三郡事态。

▲西城、上庸、房陵三郡所在位置。

建安十六年刘备入蜀，留孟达屯江陵，受诸葛亮节制。

孟达，扶风人，少与同郡法正入蜀，仕于刘璋，事迹主要见《三国志·蜀书·刘封传》及注，《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及注。《三国志·魏书·刘晔传》谓孟达“恃才好术”，《晋书·宣帝纪》谓孟达“言行倾巧”。这说明其人富于机智权谋，与法正相似。刘璋以孟达副法正，各率二千部曲，赴荆州迎刘备。刘备人蜀并于建安十九年得益州后，以孟达为宜都太守。刘备为汉中王，命孟达领部曲四千，从秭归北攻房陵，杀蒯祺。刘备“阴恐达难独任”，乃自汉中遣刘封率军顺汉水而下，与孟达会师上庸，以统孟达之军，并显授刘封以副军将军之职。申耽降蜀，为上庸太守，弟申仪为西城太守。刘封、孟达以及申氏土豪势力彼此牵制，相持不下，当是刘、孟不助关羽攻襄樊的客观原因。下年孟达降魏后，申耽被征徙南阳，申仪则直至魏太和二年为止未离西城。《晋书·宣帝纪》谓中仪“久在魏兴（按即西城郡，曹丕时改名），专威疆场”。又，《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有建安二十四年冬陆逊遣将攻房陵太守邓辅之事，邓辅疑为孟达所署用。

刘封，出于罗侯寇氏，长沙刘氏之甥，刘备养子。《刘封传》：“先主入蜀，自葭萌还攻刘璋，时封年二十余，有武艺，气力过人，将兵俱与诸葛亮、张飞等溯流西上，所在战克。”刘备得蜀，刘封在左右为副军中郎将，甚受尊宠。刘禅渐长，被立为汉中王太子，刘封以养子身分而地处疑逼，境况复杂起来。刘封下统孟达之军，在三郡地区形成了一个敏感的小局面。

因为，就历史背景而言，孟达本刘璋部属，刘封则刘备所亲；刘备以刘封统孟达，无疑是以亲统疏，以新统旧，明显地触及了蜀政中的新旧纠葛。

刘封与孟达忿争，并夺孟达鼓吹，这是由于刘封武夫，又有所恃，一味裸露矛盾而不懂得待时而发的道理，使深刻的政治势力的消长问题表现为一方侍权侵凌另一方的个人关系，造成孟达叛蜀投魏的后果。《三国志·蜀书·费诗传》载数年后诸葛亮致孟达函还说：“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其实真正导致三郡局势恶化的人，并不是刘封而是刘备自己，是他命刘封下统孟达之军而启事端。诸葛亮建议刘备杀刘封，一在一劳永逸地解决刘封地处疑逼问题，一在谢蜀人而图平衡新旧势力。

新旧之争

诸葛亮平衡新旧的手法，曾重复使用过。廖立废徙，主因是不服李严，废廖立所以安李严之心。廖立与刘封一样，是新人；李严与孟达一样，是旧人。刘封、孟达纠葛，与廖立、李严纠葛，具体情节不同，但从一个特定角度加以观察，却可见其相通之处。当然，从事件整体考虑，处理新人与处理旧人，性质毕竟不一样。唯其如此，诸葛亮维护新人统治而不枉法以袒新人之短，即《三国志·蜀书·张裔传》所谓“罚不阿近”者，是诸葛亮的高明处，使他在处理复杂的新旧之争中仍然立于主动地位。

孟达在蜀居官治绩，史籍记载很少。《刘封传》注引《魏略》载孟达降魏时发布《辞先主表》，说到自己“列次功臣，诚自愧也”，所指一是迎刘备于荆州，一是拓境土于三郡。我疑孟达是列名于《上汉帝表》的一百二十人之中的。《辞先主表》还引历史上申生、伍员、乐毅、蒙恬有功而见疑忌诸事，曰：“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在大臣失节，荆州覆败之时，孟达孤立房陵、上庸，复受刘封侵凌，处境艰难可想而知，只有降魏之路可走。这是刘备不得不处置刘封的原因之一。不过也应当看到，在刘备无法跨有荆益的情况之下，不论是刘封还是孟达，都不能为蜀坚守三郡之地，是可以肯定的。孟达见疑求存而降魏，刘封被逐归属而赐死，都是关羽覆败的结果，是蜀国弃荆州之守的插曲而已。

▲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孟达。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太和元年注引《魏略》：延康元年魏王曹丕闻孟达来降，致书孟达夸说北国安定曰：…保官空虚，初无质任，卿来相就，当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缤纷道路，以亲骇疏也。若卿欲来相见，且当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后徐徐轻骑来东（按其时曹不在谯）。”不难想见，孟达部曲四千余家，是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孟达不会轻易放弃。曹丕在易代纷纭之际也宁愿把他们安顿在三郡边地，而不愿调动他们，以免造成事端。这与此年申耽降魏而徙南阳，稍后黄权降魏而诣洛阳为宫之事相比，孟达的部曲势力为魏所重，是很清楚的。《水经·沔水注》载孟达逐刘封后登上庸白马塞“而叹曰：‘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为《上堵吟》，音韵哀切，有惆人心；今水次尚歌之”。申耽失上庸，指刘封抵上庸排挤申耽而据之之事；刘封失上庸，指孟达降魏后与魏军及申氏兄弟共逐刘封之事。此时孟达居新城太守之任，为魏封疆吏，其基本力量就是他原来拥有的部曲四千余家。这支力量使他得以入主上庸而作上堵之吟，得以在复杂的三郡地区存在数年之久。而他依仗这支力量草率从事，又终于在蜀魏纷争中遭灭顶之灾。

孟达一生主要活动，都在荆州，前八年中无可称述。《先主传》二十四年“先主遂有汉中，遣刘封、孟达、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攻上庸事《通鉴》系于二十五年。李平为李严建兴七年改名，事在攻上庸九年之后，而蜀史中又无另一李平，所以史家对这条史料皆不置信，弃之不用。但我认为，史传偶见以李严后来之名来记叙他较早的事，出于史臣的一时疏误，并非全不可能，还当从情理上细作考察。《李严传》李严曾为刘表出宰秭归，秭归是上庸、房陵南通长江的出口，所以李严应当熟悉或者打听过秭归通向房陵之间的道路情况。孟达攻房陵，即由秭归出发。李严宰秭归的这一经历，是李严参预攻上庸军事行动的有利条件，也可以作为上述李平即是李严的旁证。据上引《先主传》文意，李严受命同攻上庸，当在孟达已得房陵之后，但李严似未成行。这次刘备所考虑的三郡军事配置，是一个新旧搭配的人事组合：实力兼用旧人，孟达、李平是；统帅之权只能在新人之手，刘封是。李严拥有军事实力，观其本传于建安末年连连用兵于键为、越嵩等郡之事可知。《先主传》叙“遣刘封、孟达、李平”三人为一事，实际上是时间地点均有参差。看来李严这次未曾直接介入三郡的新旧之争。李严与孟达发生关系，当在数年之后。

▲新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李严”。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陈寿所定《诸葛亮集》目录，凡二十四篇，包括《与孟达书第十六》一篇在内，可知西晋时所存诸葛亮与孟达关系的资料还有不少，后来陆续失传。诸葛亮与孟达书，今天能见到的只有《三国志·蜀书》李严、费诗二传所录二件。孟达与诸葛亮书，也只有见于《太平御览》的馈赠纶帽、玉块、鸡舌香的短函二件，以及见于《华阳国志·汉中志》、《晋书·宣帝纪》谈司马懿来攻军情的短函二件。又《水经》沔水“又东过西城县南”，《注》曰：“故孟达与诸葛亮书，善其川土沃美也。”所有今见这些来往书札都是简短节文，时间都在孟达降魏为新城太守之时，很可能集中在孟达有意归蜀至司与懿擒斩孟达的短时间内。分析这些书札的内容，诸葛亮以新旧关系为背景来处理孟达事件的心机，隐约可见。由于有此背景，所以在诸葛亮与孟达联系中不时有李严的身影出现。李严毕竟是新旧问题中的关键人物。诸葛亮在解决孟达问题时发挥了李严的作用；而在孟达败死之后，解决李严问题的任务也终于提上了诸葛亮的日程。

孟达之死

《李严传》中载有诸葛亮与孟达书及李严与孟达书，皆截取原件数语而已。此书札似未见他人解释，过去我对此的理解也未能得其要领。现在把它们放在孟达问题的背景下来思考，始有豁然贯通之感。

诸葛亮与孟达书曰：“部分如流，趋舍罔滞，正方（李严字）性也。”这是诸葛亮调遣李严由永安移屯江州以知后事以后所作，时间当在建兴四年春后至建兴五年春前。此书的表面意思是称赞李严高超的从政能力，表示对他的信任和器重。此年孟达为归蜀事已与诸葛亮取得直接联系。诸葛亮其所以要把对李严的信任和委重说给异国疆臣孟达听，我想是为了向孟达传递一个信息，即孟达与李严均蜀旧人，孟达如果此时翻然来归，同样可以得到信任和委重，同李严一样。

与此同时，李严也有书致孟达，从另一个角度说话。他说：“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云云。李严此书也是话里有因。我以前认为李严以其并受遗诏地位自恃，他奉调进驻江州而与孟达为境外之交，是他欲与丞相诸葛亮相颉顽的表现。

现在看来这条资料还有更深的含义，不止说明李严自视甚高而已。李严之意，重在向孟达传递与诸葛亮函意向相同的信息：李严表示受遗诏辅政，权责甚重，并非虚有其名；他甚盼孟达归来，以为“良伴”，共营蜀政。把上述二书放在蜀建兴五年即魏太和元年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虑，就不难看出二书的根本目的相同，主要不在于诸葛标榜李严和李严自我标榜，而在于用李严在蜀处境顺当之例，策反孟达。李严之书如果不是诸葛亮授意，就是诸葛亮知情。而策反孟达这一点，与《费诗传》载较早时间诸葛亮致孟达书的内涵是一致的。

《费诗传》载诸葛亮致孟达书，明显地表露了策反之意。原来，建兴三年冬诸葛亮在南征归途中，有魏国降人李鸿来诣，说及数事：

一，李鸿在孟达处遇见原为李严部将后来降魏的王冲；

二，王冲对孟达说及往年孟达降魏后诸葛亮欲诛其妻子，刘备未听；

三，孟达未信王冲之言，认为诸葛亮必不如此，并仰慕诸葛不已，云云。

诸葛亮此时正筹思北伐之事，因而萌生了引诱在东三郡的孟达以为外援之念，而有《费诗传》所载诸葛策反之书。书中说到：

往年南征，岁末乃还，适与李鸿会于汉阳，承知消息，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托名荣贵为乖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帝待士之义。又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度量吾心，不受冲说。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

书中有“往年南征，岁末乃还”之语，知此书作于建兴四年，比上引诸葛亮、李严分致孟达之书早一个年头。《费诗传》说“达得亮书，数相交通，辞欲叛魏”云云，与诸葛亮欲结外援的初意正合。上引《李严传》诸葛亮、李严分致孟达书，正是与孟达作深入一层的意见交换，暗示孟达归蜀以后可以得到好安排。但是临到事发之时，却出现了大的转折，诸葛亮的措施并不是着眼于促使孟达成功。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晋书·宣帝纪》曰：

[孟达]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造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帝恐达速发，乃以书喻之曰：……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

郭模，《晋书》仅见此处，《华阳国志》记其事有裁截，《三国志》不录。但其事详见于西晋司马彪《战略》一书中。《太平御览》卷三五九引《战略》曰：

……太和元年诸葛亮从成都到汉中，达又欲应亮，遗亮玉玦、织成、障汗、苏合香。亮使郭模诈降，过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模语仪，亮言玉玦者已决，织成者言谋已成，苏合香者言事已合。

看来郭模诈降事不似无稽之谈。《战略》所记当即《晋书》、《华阳国志》所本。孟达赠玉事甚确，《太平御览》卷六九二引孟达与诸葛亮书曰：“今送纶帽玉玦各一，以征意焉。”《战略》所举孟达遗诸葛亮各物当不是一次而是多次馈赠者，葛、孟联系亦可知非常频繁。

孟达败死，在太和二年初春。《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太和元年注引《魏略》记孟达在魏情况，曰：

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候尚亲善。及文帝崩，时桓、尚皆卒。达自以霸旅，久在疆场，心不自安。诸葛亮闻之，阴欲诱达，数书招之，达与相报答。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密表达与蜀潜通，帝未之信也。司马宣王遣参军梁几察之，又劝其入朝。达惊惧，遂反。

《晋书·宣帝纪》记司马懿率军自宛倍道兼行千二百里，八日到上庸城下，即孟达当年作《上堵吟》处，擒斩孟达。这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一次有名的快速反应战役。不过我在此处所注意的，不在军事方面，而在政治方面，即请葛亮在关键时刻对待孟达的态度。

▲魏宗万版的司马懿。

《费诗传》曰：司马懿讨孟达，“亮亦以达无诚款之心，故不救助也”。观前引诸葛亮恶孟达反覆，虑其为患而遣郭模泄谋之事，可知诸葛亮本心有甚于此，不但是不相救助，而且是促其败死。郭模陈述诸葛亮之言，以玉寓已决，于古义有征；但以织成寓谋成，以苏合香寓事合，则属罗织成罪。至于以此故意泄之于申仪，更是借刀杀人。看来诸葛亮在对待孟达态度上，心态的诡谲超过了通常的“兵不厌诈”权谋。《三国志》叙此事只及“不救助”而不及郭模诡谲事，只能解释成陈寿为贤者讳了。

《三国志》留下为贤者讳的史笔还有不少，其著者如关羽败死问题。《关羽传》羽败死，荆州弃守，读史者总不免有疑惑，思欲究其所以，论其责任。委罪于刘封并不足以释此疑惑。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刘、葛，特别是刘，但于陈寿书无据可依，因而不敢在刘、葛身上立议。《关羽传》卢弼《集解》引黄恩彤论及其时措置乖张之处，但是一闪而过，以为“非千载下所敢臆度者矣”。其引姚范之论，则以为“蜀之谋士当不若是之疏，陈寿或不能详耳”，连陈寿一起都在讳中了。这些都是欲言又止之例。章太炎始脱去忸怩之态，直谓蜀假吴人之手杀此易世所不能御之关羽，且断其责不在他人而在刘备。章氏之论确否，姑不置论。至于诸葛亮对孟达问题的心态，《费诗传》卢弼《集解》引亮与孟达书“依依东望，故遣有书”之下注曰：“书词动人，诸葛亦谲矣。”诸葛亮处理非常之事而用非常手段，诡谲之处文献不止一见，史家当究其原因而作解释，不当避忌了之。

为何要借刀杀人  

以守正见称的诸葛亮，却借司马懿的兵力以除来降的孟达，我认为除了虑其反覆之外，还别有原因。

第一，孟达问题不是一般的降人问题，而是数年前东三郡刘封、孟达纠葛的余波，是新旧问题的再次泛起。诸葛亮思用孟达以制魏，又恐新旧问题有灼手之处而出此策。

第二，约降孟达事恰在诸葛亮调遣李严赴北以图解决李严问题的关键时刻，孟达之来于此有碍；而及时除掉孟达则将有助于迅速解决李严问题。这两者在蜀政中同具深层意义。诸葛亮筹划北伐，并因李鸿来谈而萌生诱降孟达之念，在建兴三年之冬。李严奉命向刘备旧将、名亚赵云的陈到移交永安防务而改驻江州，在四年春。诸葛亮出军北伐，孟达与诸葛亮议定叛魏归蜀，以及李严致孟达“思得良伴”之书，诸葛亮致孟达褒赞李严之书，皆五年事。司马懿平孟达，在六年之初。诸葛亮调遣李严赴汉中战场督运，在八年。诸葛亮表废李严，在九年。从这一时间表中，可知诸葛亮处理李严问题，与处理孟达问题同步而略后；二事之间的潜在联系与诸葛亮的心机，也都隐约可见。

▲唐国强版的诸葛亮。

从李严、诸葛亮分致孟达之书的内容分析，直到建兴五年，李严还在诸葛亮的摆布之中。李严自愿或者是并不自愿地以自己在蜀经历现身说法，劝孟达来归；诸葛亮则向孟达表明自己对李严的尊重和信任，以为诱饵。这酷似一幕双簧。孟达败死以后，事情更明朗化。据我推测，李严对孟达之死，不能无动于衷。所以他举止渐失常态，与诸葛亮的不协也频频暴露。《李严传》诸葛亮表废李严说到李严在这几年的表现，曰：

自先帝崩后，平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逼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平至之日，都委诸事，群臣上下管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谓平情在于荣利而已，不意平心颠倒乃尔。

根据前面的考叙，大体可以将废李严《表》的内容以及孟达之死和李严之废的关联之处解释清楚。《表》叙李严在永安事，只是略带而过。下云“臣当北出”，“北出”指五年春亮北屯汉中事；“当北出”则指北出前筹划之时。所以四年春李严还驻江州，即是诸葛亮“欲得平兵以镇汉中”的第一步，而李严“穷难纵横，无有来意”，牴牾就开始了。李严求为江州刺史，以与益州分陕，并筑江州大城以自同，均在此时。但李严毕竟还是做了与诸葛亮合诱孟达之事，可见矛盾犹未至决裂程度。《表》下叙“去年臣欲西征”，指七年征凉州，其时孟达问题已经解决。李严既没有继续拒调不赴汉中的力量，只有提出要求，稳保退路，作为应调条件，此即所谓“欲因行之际逼臣取利”。诸葛亮乃再用李严为中都护以“主督汉中”，并以李严子李丰为江州都督，以保证江州仍在李严之手。诸葛亮在解决孟达问题的同时，以强制与安抚并举的手段完成了对李严的调虎离山行动，造成了解决李严问题的有利条件。李严到汉中，一切全受诸葛亮直接节制，因而诸葛亮得以假借口实，轻而易举地废徙李严。废李严口实之不足信，我在前举《李严》一文中已作分析，无须赘叙。李丰江州都督一职，亦在李严废徙之年为涪人李福取代。孟达死，李严废，蜀政中新人、旧人纠葛问题至此结束。

通观此题所论诸事，刘封统孟达军酿成孟达降魏，早于李严辅政四年；孟达归蜀不成而死，早干李严废徙三年。这些是孤立无关的事件，却又错综复杂地粘连在一起。孟达、李严在蜀史中同具某种属性，孟达是比李严先出场又先退场的角色。他们两人在历史上都无足轻重，但是使用他们又消灭他们，却又是治蜀的大事，值得我们注意。

——原刊《文史》第35辑，中华书局，1992年

《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著，中华书局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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