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原名《周官》，乃西周初期周公旦居攝時所撰職官政典也。
《周禮》與《儀禮》、《禮記》並稱“三禮”，為記錄承載古代中國禮樂文明最重要經典之一。《周禮》雖經後世損益改編，漢代以降學者亦疑信參半，而書中所載基本內容為西周舊制則確然無疑也。漢人稱此書為“周公致太平之迹”，宜也！惟秦火焚書，《周禮》長期隱沒不聞，至西漢武帝時方出於河閒，劉德獻書於朝，旋入藏秘府。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書，始著錄其書於《七略》，所亡《冬官》篇以《考工記》足之。王莽時，劉歆奏請《周官》入經，為置博士，更名為《周禮》，遂列位官學，一躍升至崇高之地位。劉歆、杜子春師弟始為《周禮》章句，嗣後鄭興、鄭眾、賈逵、馬融、鄭玄等皆有注釋，斯學至此方顯於世。兩漢經師之注釋，今獨鄭玄注全存，最為寶貴。六朝陸德明《周禮音義》、唐賈公彥《周禮疏》繼起於後，陸氏音義以鄭注為本，並存漢魏古注及舊讀，賈疏則通解鄭注，考究名物制度，皆為參讀經注之羽翼。鄭注、賈疏、陸氏音義乃通往經文之津梁，構成《周禮》學之根基。
至於《周禮》經及注、疏、音義之校勘，清代學者成就最大，計有浦鏜《十三經注疏正字》、段玉裁《周禮漢讀考》、阮元《周禮注疏校勘記》、王引之《經義述聞》、盧文弨《經典釋文攷證》、孫詒讓《周禮正義》等，尤以阮元《校勘記》（是書據阮元舊校本，而分纂者臧庸更校諸本）最稱全備。此外，日本學者有一部校勘《周禮》之著作亦極為重要，即加藤虎之亮《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此書一九五〇年代後期始出，故久不為我國學界所知，即禮學專家或聞其名，而未睹原書。余以為迄今為止，所有關於《周禮》經、注、疏、音義之校勘研究，《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最為全面詳細，亦最為重要，甚至已超過阮元《周禮注疏校勘記》，堪稱漢籍東傳以降日本漢學家校勘整理中國古代經典之最高水準。
《周禮》於奈良時代既已傳入東瀛，典制書《養老令·學令》載見《周禮》等諸經（《令集解》卷十五《學令》引）。平安前期藤原佐世（八四七—八九八）《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著錄鄭玄注《周官禮》十二卷、沈重《周禮義疏》四十卷（另著錄六卷、九卷、十卷、十九卷等四種同名書）、《周官禮抄》二卷、賈公彥《周禮疏》五十卷、《周禮音》一卷、《周禮圖》（著錄十五卷本、十卷本兩種同名書）。《周禮》傳入彼土雖古，然不合世用，長期以來研讀者寥寥無幾，故江戶時代儒臣山井鼎（一六九〇—一七二八）撰、物觀（荻生北溪，一六七三—一七五四）補遺《七經孟子攷文及補遺》不收《周禮》。近代以來，《周禮》之學方稍受重視，林泰輔（一八五四—一九二二）、重澤俊郎（一九〇六—一九九〇）、宇野精一（一九一〇—二〇〇八）、池田秀三（一九四八—）等皆有專研，而治《周禮》校讐者唯加藤虎之亮一人而已。
加藤虎之亮（KATO Toranosuke），日本國静岡縣富士市人，明治十二年（一八七九）十月生，昭和三十三年（一九五八）十二月卒，字子弸，號天淵。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畢業於廣島高等師範學校漢文科，師從漢學家三宅真軒（名貞，一八五〇年—一九三四），先後執教廣島高等師範學校附属中學校、廣島陸軍幼年學校、東京府青山師範學校，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任武藏高等學校教授，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任東洋大學教授，二十三年（一九四八）任第十六代東洋大學校長，晩年出任無窮会圖書館館長、理事長及東洋文化研究所所長。《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之外，著有《支那の貴族教育》、《弘道館記述義小解》、《詩教と皇道》、《孔子とをしへ》、《支那の民族性》、《皇道より見たる書經》、《弘道館記と其の述義》等，文集有《天淵文詩》，編著有《紀恩帖》、《國民精神文化講演集》（全八冊）等。加藤虎之亮於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春起立日課校書，開始撰寫本書，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六月脫稿，以《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總說》二卷獲得廣島文理科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校勘總說》之部分内容曾連載於雜誌《東洋文化》第一百四十三號至一百九十五號，一九三六年七月－一九四一年四月）。其後加藤又不斷據新見版本加以增補修正，共得校記三萬五千、案斷一千五百餘條（附校異體字二千一百六十），一九五五年十月終於殺青並謄寫三部。該書歷經三十餘年始成，時長堪比胡培翬《儀禮正義》、孫詒讓《周禮正義》之撰作，加藤先後得其弟芳之佐及河住玄、杉村勇造二君襄助其校業，一九五七年十月、一九五八年九月財團法人無窮會景印手稿出版上下二冊。
《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用漢文寫就，加藤起初精讀《周禮注疏》，據毛氏汲古閣初印本，對校明萬曆重校監本，因知阮元校勘記紕繆之多，遂以清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江西南昌府學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周禮注疏》為底本（校勘記用文選樓刻本），徧校諸本。本書所舉語句條目特標出見於底本、毛氏汲古閣本之葉數，就文字是非、先儒校語頗下案斷。卷首《序説》依次敍述本書撰述之來由、論校勘必要、敍校書沿革、論校勘之難、論《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等，《引據各本書目解説》則詳細介紹本書所用諸抄本、刻本及引據諸書，亦可視為校勘學之概論及《周禮》版本文獻之提要，卷末附錄《引據書系統表》、《官名目次索引》、《官名字畫索引》、《引據書目省稱字畫索引》、《校勘記正誤表》（卷一至卷二十七）及《異體文字校勘記》（前有《字音索引》、《字畫索引》）。加藤浸淫《周禮》既久，蒐集繁富，現存中日各種版本及相關文獻幾網羅殆盡，今臚列如下：單經本十四種、經注合刻本四種、音義本五種、單疏本一種、經注音義合刻本十四種、經注疏合刻本一種、經注疏音義合刻本十四種、諸家校勘本三種、元以前《周禮》注釋書八種、關通禮書七種、宋以前類書随筆類三十種、唐以前注釋書十四種、字書韵書類三十種、關《周禮》諸儒考説十八種。都一百九十三種，蔚然大觀。尤值得關注者，加藤所用賈公彥《周禮疏》為單疏本，此單疏殘存三十一卷，現藏日本國立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乃船橋家舊藏之天下孤本，蓋日人鈔自宋刻本也。加藤嘗論校勘三難之首為“取材”，而此書取材之繁且廣，誠可謂超邁前倫也。披覽此書，吾人不惟可以領略海外珍本之面貌，於習見版本如明萬曆重校監本及崇禎重校監本、康熙重校脩監本之先後關係、良惡亦有重新之認識。加藤以諸本校讀古書，其學風直承乃師三宅真軒，遍覽群書且必參看異本。加藤自評其書云：“玉石同架，瑕瑜並陳，人則厭其繁蕪，余則寧流于煩，無失于簡是期”（卷首《凡例》），學固有所自，既據諸本、衆説詳加校勘，又諳熟小學文字，故其校語頗有可觀者也。如《天官冢宰》“大府”至“十人”賈疏“此次言貨賄賂”，駁阮元說，謂當作“訖此言貨賄賂”（卷一頁三十左。按“訖”字屬上讀，又孫詒讓《十三經注疏校記》言“次”不誤，非是）；“追師”至“四人”賈疏“在此者職云”，謂“職”上當補“案其”二字（卷一頁四十一右）；“夏采”鄭注“夏采夏翟羽色”音義“夏户雅反注同翟雉名”，駁諸本之句讀，謂“翟雉名”三字當作一句讀（卷一頁四十一左至頁四十二右）；《大宰》“乃施则于都鄙”鄭注“長謂”至“兩丞”賈疏“而同名都故大夫不得都名直有家稱”，謂“故”字下脫“在都宗人也”五字（卷二頁三十三右）等，諸如此類，皆精審至塙也。視彼國先儒山井鼎、物觀僅詳記同異而未敢判擇是非者，不啻又上層樓也。
《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固然重厚精細，而盡出加藤一手，疏失亦所難免，玆略舉一二：所舉諸家校勘本，不見清人汪文臺《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識語》；所採諸儒考説，遺漏于鬯《香艸校書》等札記類書籍；所列關通禮書，不取秦蕙田《五禮通考》，不知秦書徵引注疏可訂補阮刻本之訛誤；至於《十三經注疏正字》作者之考證，加藤竟誤信盧文弨之說，謂沈廷芳於浦鏜原編覆加審定，按沈氏僅錄存浦氏遺稿之副本，許為刊梓，而絕無審定之功，其子世煒歸美其父而獻於四庫館，遂陰奪浦氏之名也。經書校讐乃專門之學，豈一時聰明才力可置喙者耶！況四庫本所收沈本《正字》頗有訛脫，細尋其迹，知多為浦氏原稿之誤，若如盧氏所言曾經沈氏審定，則何以至此乎？又，加藤全書失校不一，間有引文斷句疏誤，其案斷猶有可商榷者，如《天官冢宰》“掌次”鄭注“次自脩正之處”（卷一頁三十一右），加藤駁孫詒讓說，謂“正”當作“止”，“脩止”為脩容止居之意，按此說未達一間，注雖當作“止”，而“止”非止居之意，乃容止，《毛詩·鄘風·相鼠》“人而無止”、《大雅·抑》“淑慎爾止”鄭箋云“止，容止”，“脩止”謂脩飾容止，亦即《禮記·檀弓》所謂“修容”。又卷末《異體文字校勘記》收錄異體俗字之外，頗淆雜諸本手民之舛誤，殊為不類。以上讀者皆須加留意焉。作為研讀《周禮》乃至三禮必備之參考書，加藤此書可謂日本漢學家回饋經書及本土經學之厚禮，於二千餘年禮學史上必將佔據一重要位置，固毋庸贅言也。
本次景印，據財團法人無窮會之景印本再版，以廣流傳，並為編目錄於前，便於檢覽。倘有志者充分利用此書校勘成果，參考孫詒讓《十三經注疏校記》（一九八三年）、法偉堂《經典釋文校記遺稿》（二〇一〇）等近年始經整理問世之書以及黃焯《經典釋文彙校》（一九八〇年）等近人之研究，校理《周禮注疏音義》新定本，則加藤本人泉下有知，亦當樂見其成也。
丙申六月壬子 石立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