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本叢書的編委之一，我感到有些慚愧，因為在編集過程中，我沒有做過實質性的工作。如果說有，也只是精神上的支持而已。一年多以前，林登昱先生和我談到了本叢書的企劃，並且向我問詢叢書的價值，我從專業和學術角度給予了充分肯定。去年夏天，我在台灣大學做訪問學者時，就拿到了本叢書的目錄。我一直很佩服林先生的眼光和魄力，迄今他出版的幾套大型叢書如《民國經學研究叢書》、《晚清四部叢刊》、《全台文》等，對於學術界的貢獻有目共睹。我覺得本叢書的選題，眼光依舊很獨到。

那麼，我就從一個使用者即研究者的角度，簡短談談本叢書的價值與出版意義：

第一點是所收書籍稀少珍貴。有不少書現在即便在日本也很難找到，比如高木八太郎《支那哲學講話》和齋木延次郎《支那批評哲學史》，我對這個領域比較熟悉，見過不少日文專著，但這兩部書還是第一次見到。連我的母校京大圖書館也沒有收藏。總體來講，的確配得上書名的“稀見”二字。

第二點是所收書籍具有的社會思想史意義。剛才南開大學周啟乾先生說到本叢書的大眾性，這個看法我很贊同。我覺得本叢書有很多都是“教養類”書籍，用中文講就是“公共教育類”（台灣稱作“通識類”）的書籍，如《女子漢文讀本》、《支那歷史問答》、《帝國漢文讀本》、《朝鮮文學選集》等。此外還有一些比較專業性的書籍，如《獨逸史》、《羅馬史論》、《英國文學史》等，這些普及性的、教育類的書籍反映了當時在津日本僑民乃至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日本人的價值取向和關注點，無論從教育史還是社會思想史的角度而言，本叢書都給近代日本研究領域提供了豐富的一手材料。

日本在1945年戰敗後，在中國遺留下了大量的文獻，目前北方一些圖書館藏有豐富的日本文獻，此次台方與天津圖書館合作整理，從天圖日本文庫四萬多種書籍中精選文史哲類一千餘種影印，發掘出了不少好書，鮮為人知的資料化身千百，重放光彩，無疑開啟了一個多方合作開發的良好開端。

最後，我 深深希望本叢書能有良好的銷路，儘早收回成本，讓長期用心做學術文獻出版事業的林先生和他的經學文化出版公司得到應得的回報。

（本文係2012年7月31日《天津圖書館藏稀見日本文獻》首發式上的即興發言，刊發時略作修改，作者係上海師範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