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皇太子德仁一家

上海师范大学石立善教授

公元七世纪，日本仿效唐朝制度，首次使用年号，至今用了247个

文汇：我们都知道，今年您主编的一套关于日本历史年号的学术丛书出版了，引起学界很大反响，请问，日本年号为什么一定要换？年号怎么定的？

石立善：日本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仍在使用年号的国家。年号制度始于我国西汉的武帝刘彻，第一个年号是建元（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35年）。后来年号制度传入东亚地域的一些国家，如古代朝鲜、越南、渤海、琉球等都使用过年号。在公元7世纪时，日本发展成为中央集权式的律令国家，效仿和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也开始使用年号纪年，第一个年号是孝德天皇的大化（645—650），当时的政治改革也被称作“大化改新”。从“大化”到“平成”，日本一共使用了247个年号。

一般而言，朝廷更换年号主要是三种原因：祥瑞改元（祥瑞吉兆的出现）、灾异改元（饥馑等天灾）和革年改元（每逢辛酉、甲子而防患于未然）。更换新年号，是朝廷开启新政和扭转国运的一项政策举措和政治象征。本来日本和中国一样，一个天皇可以更换使用多个年号，但进入明治时代后，实施“一世一元”制度，天皇在位期间只能使用一个年号。明治22年（1889）制定的《皇室典范》明确规定：“践祚之后，建立元号。一世之间，不复改之，从明治元年之定制。”事实上，经常更换年号，容易引起各方面的混乱，带给民众生活上的诸多不便。明治天皇的这项年号制度的改革，可谓是与时俱进的亲民之举。

2017年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年号与朝廷”特展之展品

现在的年号“平成”出自《尚书》《史记》，由日本专法专人制定

关于年号的制定，日本历代都有严密的相关制度和步骤。日本政府1979年制定了一部《元号法》，具体分为四个步骤：一、考案候补名称；二、整理候补名称；三、选定原案；四、决定新元号。就目前使用的年号“平成”而言，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过世当天下午，成立了一个“元号相关恳谈会”，由8位有识之士加上众议院、参议院的正副议长组成，就三个新年号的候补：“修文”、“正化”、“平成”，进行讨论和决议，最终定为“平成”。“平成”出自我国的古典《尚书》和《史记》。日本政府在今年8月成立了“皇位继承式典事务局”，新年号应该也在这个事务局的指导下决定。

2017年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年号与朝廷”特展之展品

中日团队在2013年开始立项研究年号，属于跨学科的国际合作

文汇：您和日本中央大学水上雅晴教授共同主编的《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第一种《年号之部》今年出版，你们的年号研究，与平成天皇退位有关系吗？

石立善：平成天皇宣布提前退位是2016年7月，而年号研究团队于2013年就已经开始展开各项文献调查和研究工作了。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日本年号研究是“预流”的，不经意地赶上了大时代的变换和政治社会的热点。

《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全书共5册，5000余页，2018年由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年号之部》收录了日本内阁文库珍藏年号文献的写本九种，依据原书影印，并撰写了详细的中日双语版的学术提要，所有文献都是第一次公开出版。

我是2014年加入到水上教授为首的年号研究团队的，当时我是在琉球大学做客座研究员，研究内容是日本古写本经典，对写本比较熟悉，加上我过去对敦煌、吐鲁番出土写卷也有一些研究和积累，而现存年号文献大多是中近世的写本，水上教授就邀我加盟他组织的研究团队，实际上是引导我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很有趣，也很兴奋。整个团队属于跨学科的国际合作，十余名成员来自多个研究领域，如日本史学、日本国语学、日本思想史学、日本汉学、东亚科技史、中国哲学、中国古典学等，大家分工协作，历时四年多对日本国内现藏历史年号的主要文献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考证及研究工作。这套丛书凝聚了水上教授和所有团队成员的心血。

2018年10月，日本北海道大学举办的“日中的思想与文化”综合学会会议年号研究专场

欧洲已有多例高龄退位者国王，日本通过了《皇室典范特例法》

文汇：平成天皇提前退位，有何依据？日本民众反应如何？

石立善：2016年7月13日，平成天皇宣布提前退位，我正好在日本东京调查年号文献，这条新闻震动了整个日本，当时媒体每天都在反复报道和讨论此事。日本的政治权力掌握在执政党决定的总理大臣和内阁手中，天皇是“虚位元首”，并无实际权力，但天皇终究是国家的象征，在民众心目中地位崇高，可以说全社会没有人不关心这件事情的。日本天皇提前退位，又称“让位”，古代的皇极天皇、近世的光格天皇等都是提前退位，天皇退位后称作“上皇”，出家则称作“法皇”。但是明治之后并无先例，天皇变成终身制了。考虑到当时平成天皇已是82岁高龄，皇太子德仁储位多年，以高龄原因提前退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实不止是日本，例如欧洲在此之前就已有诸多先例：2013年4月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退位，让位给威廉·亚历山大王储；同年7月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退位，长子菲利普成为新任国王；2014年6月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退位，费利佩六世继位，这些都是生前提前退位的例子。医学和科技昌明，整个世界都进入高龄化了，天皇和国王也不例外，其身体健康已不适合担任繁重的工作，日本平成天皇提前退位也是出于这一考虑。只是《皇室典范》要改写相关条例，为其退位提供政策和制度上的支持，因为去年6月日本参议院会议通过了《皇室典范特例法》，2019年4月30日正式实施，这项新法令为平成天皇提前退位铺平了道路。

日本明仁天皇与皇后

很多日本大学以年号命名，新年号会给2020奥运会带来新气象

文汇：年号对于日本民众意味着什么？日本民众对新年号关心程度如何？

石立善：年号其实已经深入到日本文化、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从教育角度而言，很多大学是以年号命名的，如庆应义塾大学的“庆应”，大正大学的“大正”，昭和女子大学和昭和大学的“昭和”、明治大学的“明治”、平成国际大学和帝京平成大学的“平成”等。新年号是牵动所有日本民众的一个大事件，国家将焕然一新，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尤其是2020年夏季奥运会要在东京举行，这都给日本民众带来了对新年号、新时代的热切期待。2017年9月12日至10月22日，我们的研究团队和位于日本千叶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合作，策划举办了全世界第一个以年号为主题的展览——“年号与朝廷”特展，《朝日新闻》、《东京新闻》等日本主流媒体均予以关注和追踪、采访报道，很多民众陆续前来参观并留言。同年9月在特展期间，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邀请日本史学领域的所功教授、福岛金治教授、中国哲学的水上雅晴教授（见下图）和中国古典学的我，做了四场年号专题讲座，现场来了300多位听众，座无虚席，讲座后的问答环节气氛尤其热烈。

 日本中央大学水上雅晴教授

日本既用年号又用公历纪年，也是一种“文化自信”

文汇：从日本年号制度和文化中，我们能得到怎样的启示？

石立善：年号，我们国家现在虽然已废止不用了，但是它还持续存在于我们的近邻日本，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文化传播现象，可以说是历史研究的“活化石”，往大里说可能就是文化自信吧！正因为如此，所谓“一带一路”的研究，我觉得日本年号研究可以成为典范之一。作为唯一一个使用年号的国家，日本一边用年号纪年，一边使用国际通用的公历纪年，接受吸纳新事物的同时，仍然坚守传统文化和制度，这种兼容并蓄的精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很值得深思。年号研究是一项基础研究，本身长期处于史学的边缘，历来学界关注不多，这就需要漫长而沉潜的研究周期才能出成果，以水上教授为代表的团队对于这一课题的投入和不懈坚持，极大地推动了该领域的纵深发展。

新年号推测：两个汉字，A、W开头可能性较大

文汇：您能预测一下日本2019年即将使用的新年号吗？

石立善：这个难度太大了！日本进入了全民猜想新年号的模式。除了早期少数以祥瑞命名的年号“白雉”、“朱鸟”以外，日本几乎所有年号都出自中国的古典，像“大化”、“明治”、“大正”、“昭和”、“平成”都是，但日本政府很可能下一个新年号要从《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日本古典中寻求。我可以提供几个线索：一是新年号肯定是易写易读的两个汉字；二是日本习惯用年号字头的罗马字标记，比如昭和48年写作“S48”，平成30年就写作“H30”，因此“S”、“H”发音打头的文字肯定不会连续再用了。日本民间传闻，“A”或“W”文字开头的可能性比较大。三是过去作为候补而未被采用的年号，也很可能重新被拿出来使用。

日本政府打算在新天皇继位的一个月前，即2019年4月1日公布新年号，改元是同年5月1日。我个人是很希望日本尽快公布新年号，不能再拖了，因为进入2019年才公布的话，不仅仅对是挂历、日历、手账（手册）等必须印制年号日期的印刷品行业，政府、银行、邮政以及包括电脑软件在内的诸多电子产品的日期设定等等，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和不便。

年号研究丛书特点，了解日本人接受汉学典籍的关联信息

文汇：您过去编纂了《日本先秦两汉诸子研究文献汇编》、《日本十三经注疏文献集成》等日本汉学丛书，与之相比，日本年号丛书的特点和意义是什么？

石立善：这套日本年号丛书，特点之一是《解题》用日中双语写成，执笔者详细介绍了各书的作者、内容、版本、成书时代、流传及学术意义，细致到对纸张、款式、笔迹、印章、题跋等写本细部都做了深入研究。书籍虽在中国出版，但希望日本学界及欧美东亚研究的学者也可以阅读和参考我们的研究成果。另一个特点是可以近距离观察日本近世以前的知识活动。正如丛书卷首序言所说：本书所收的九部年号珍稀文献，让我们了解日本人接受汉学典籍和相关知识的情况，近世以前日本政治、学术、文化、历史、宗教、语言、文学等诸多方面的活动，以及中国古典在日本的阅读、理解及演化传播的历史。

日本皇太子德仁与太子妃雅子

希望能在中国举办年号研究的国际会议

文汇：您和水上教授的年号研究团队，将来还要开展哪些工作？

石立善：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对日本年号基础文献《元秘别录》进行标点整理、校勘和注释工作，去年已经开始启动；二是将《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第一种《年号之部》的中日双语学术提要汇总，出版单行本，因为丛书出版后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和进展，计划在增订之后出版一部单行本，便于学术普及和使用；三是团队成员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继续拓展和进行各自的年号研究工作。四是在中国举办年号研究的国际会议，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愿望。2017年10月，我们在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举办了“年号与东亚的思想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和学者20余名出席会议，影响之大超乎预料，日本史学界老前辈、年号研究权威所功教授到场致辞，并予以高度评价，令我们深受鼓舞。今年10月，水上雅晴教授和北海道大学近藤浩之教授联合举办“日中的思想与文化”综合学术会议，特设“年号研究”专场，半天有8位学者发表论文。之后我想接棒，将年号研究这个历史学和汉学的边缘领域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

《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第一种《年号之部》

水上雅晴、石立善主编，精装5册，16开本，500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

（本文转自文汇报官网，原标题为：石立善：1373年前从唐引入，日本关注明年新年号和天皇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