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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立善:令和元年——日本新年号和《文选》的关系

以下文章来源于经典古籍库 ,作者石立善

令和元年——日本新年号和《文选》的关系



今年4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了新年号“令和”(REIWA)。新天皇德仁5月1日继位当天,“令和”将正式取代“平成”而成为第248个年号,从此迈入令和时代。这是日本自1989年以来首次更换年号,备受世界关注。


令和,日文读作“れいわ”,寓意是美好吉祥而和平和谐,取自日本最古的和歌集《万叶集》卷五《梅花歌三十二首并序》。很多人说“令和”出自日本和歌,其实是很大的误解,正确的说法是出自《万叶集》中的日本汉文学作品。尽管日本政府再三强调本国的文化传统,一定要从“国书”即本国典籍中选取年号,暗示其文化独立,然而必须要指出的是:只要是年号,就无法摆脱来自中国古典与文化的深刻影响。“令和”这一新年号出自日本汉文学,与我国古代文学典籍《文选》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万叶集》(日本公文书馆藏江戶刊本)


“令和”二字不是《万叶集》所载和歌的内容,而是出自用汉文撰写的序,属于日本汉文学作品。日本天平二年(730,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正月,时任位于九州的太宰府长官大伴旅人(655—731),召集本地筑紫的官员们三十余人,在其宅邸宴集赏梅,宾主唱和,吟咏梅花,共创作了三十二首和歌。在梅花歌之前有一篇汉文序,作为解题介绍了当时雅集咏梅的时间、地点和气候等创作背景。这篇序文没有标明作者的名氏,应当是出席本次梅花宴会的来宾之一,相传是担任筑前守的文学家山上忆良(660—733)所写,其全文如下:


天平二年正月十三日,萃于帅老之宅,申宴会也。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珮后之香。加以曙岭移云,松挂萝而倾盖;夕岫结雾,鸟封縠而迷林。庭舞新蝶,空归故雁。于是盖天坐地,促膝飞觞;忘言一室之里,开衿烟霞之外。淡然自放,快然自足。若非翰苑,何以摅情?请纪落梅之篇,古今夫何异矣!宜赋园梅,聊成短咏。


这篇汉文《梅花歌序》从结构到措辞,都带有汉唐文学的格调和意韵,显然是一位饱读中国典籍的文士所作,传说作者是曾随遣唐使入唐学习生活达三年之久的山上忆良(660—733),的确不无道理。“快然自足”、“忘言一室之里”等文句,显示出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烙印,其他文句也可以看到六朝与唐代文学的影子,如“何以摅情”就出自骆宾王诗,可以说这是一篇受到中国文学深刻影响的日本汉文学作品。



《梅花歌序》第二句“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即日本政府公布的新年号“令和”之来源。关于此句的典据,江户时代的国学者契冲(1640—1701)《万叶代匠记》早在17世纪末就指出了两个来源:一是东汉张衡《归田赋》“仲春令月,时和气清”,二是唐代杜审言的五言律诗《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淑气催黄鸟”。我想为“气淑风和”补充一个更直接而关键的典据,即西晋陆机的乐府诗《悲哉行》的诗句:


游客芳春林,春芳伤客心。

和风飞清响,鲜云垂薄阴。

蕙草饶淑气,时鸟多好音。

翩翩鸣鸠羽,喈喈仓庚吟。


《梅花歌序》的“气淑风和”,毫无疑问是脱胎于陆机的诗句“和风飞清响”、“蕙草饶淑气”,形容初春的气息芬芳,春风和煦,生机融融。到了唐代,陆机的诗句被很多诗人、墨客袭用,以“和风”、“淑气”形容春光景色之美,遂为一时风尚和习见词语,如唐代僧侣慧净《和琳法师初春法集之作》第四首“和风动淑气,丽日启时雍”,如陈通方《赋得春风扇微和》“习习和风扇,悠悠淑气微”,如李咸用《春宫词》“风和气淑宫殿春,感阳体解思君恩”,又如薛元超《谏蕃官仗内射生疏》“时惟令月,景淑风和”等等,不胜枚举。


那么,《梅花歌序》的作者是从哪里读到张衡《归田赋》和陆机《悲哉行》的呢?我认为作者当时读的不是张、陆二人的文集,而是《文选》,这两首作品均见于梁代昭明太子萧统(501—531)编纂的诗文总集《文选》。


契冲《万叶代匠记》(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写本)


《文选》大约在公元六世纪末、七世纪初就已传入日本,对彼国学术和文学的影响至为深远。推古天皇时代,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依据五经、《论语》《孟子》及其他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而撰,宪法的第五条“财者之讼,如石投水;乏者之诉,似水投石”的比喻,就出自《文选》所载曹魏文学家李萧远《运命论》“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可见《文选》的地位和所受到的重视程度。


与儒家经典一样,《文选》是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最为通行的典籍,也是学习汉文最重要的教材和文本。据养老二年(718)的律令,进士科考试的教材和范围就是《文选》与《尔雅》,当时的贵族与文人学子无不阅读诵习,召开梅花宴会的大伴旅人以及被认为是《梅花诗序》的作者山上忆良,二人肯定也是《文选》的读者。《万叶集》中很多的和歌作品以及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等典籍,随处可见《文选》的影响。总之,“令和”年号取自日本汉文学作品《梅花歌序》,而其背后的典据就是《文选》。


在日本古代,《文选》及文选学著作流传非常广泛。如平安时代藤原佐世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总集家》就著录了近十种《文选》及相关典籍,有《文选》三十卷、《文选李善注》六十卷、公孙罗《文选钞》六十九卷、佚名《文选钞》三十卷、李善《文选音义》十卷、公孙罗《文选音决》十卷、释道淹《文选音义》十卷、曹宪《文选音义》十三卷、佚名《文选抄韵》一卷等,还传存佚名撰《文选集注》的古钞本。《文选》至唐高宗时代李善(—689)作注,方被析分为六十卷,可见传入日本的三十卷本《文选》文本之古。


《文选》也是历代日本朝廷选定年号的重要典籍和来源之一,彼国年号出处最多的是《尚书》(35个)、《周易》(27个),其次就是《文选》,共有25个年号的典据来自于该书,如延长(923—931)、贞元(976—978)、天仁(1108—1110)、保延(1135—1141)、建仁(1201—1204)、建永(1206—1207)、文历(1234—1235)、延应(1239—1240)、文永(1264—1275)、康应(1389—1390)、文永(1264—1275)、元禄(1688—1704)、宽延(1748—1751)、安永(1772—1781)、享和(1801—1804)、庆应(1865—1868)等。这次选定年号之际,落选的候补提案之一“万和”,也是日本的中国文学专家据《文选》拟定的。


《文选》(日本足利学校藏南宋明州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


那么,日本的和歌为什么不能作为年号呢?相传由大伴家持(718—785)编纂的《万叶集》,其所收录的4500多首和歌皆是用“万叶假名”写就,一些和歌的序或启,则用汉文撰写。万叶假名(まんようがな)是日本创造的假名,主要在上代用汉字来表记日文音训的。如上文提到的梅花歌的第一首:“武都纪多知 波流能吉多良婆 可久斯许曾 乌梅乎乎利都都 多努之岐乎倍米”,此短歌句式为:五七五七七,三十一音节。试汉译为:正月寻春去,筑州寄远心。欢情须尽醉,折梅忘赠人。万叶假名的汉字是用来注音的,汉字本身并无意义。在平假名和片假名成立以前,日本人专用万叶假名来标识日文音韵,其实和我国史书《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用“卑弥呼”来标示弥生时代邪马台国女王的名字“ひみこ”(himiko)的道理是一样的,汉字在这种场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年号必须是汉字,日本独创的平假名和片假名自然不能用作年号,而《万叶集》中的和歌所用的万叶假名虽然是汉字,但那仅仅是用来表记日文音训的符号而已,当然也不能用作年号。


水上雅晴、石立善主编《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年号之部》(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18年1月)


年号制度本身就来自中国,只要日本继续使用年号,就无法完全脱离中国经典和文化的影响,即便依据本国人的作品和典籍选取年号也不例外。日本上代的本国典籍如《怀风藻》、《日本书纪》等都是用汉文写就,汉文在历史上是朝廷官方语言,是贵族必备的素养,历代用汉文撰写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自然地形成了日本汉文学这一文体,可谓是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宝贵遗产。这次改元,尽管刻意回避中国古典而从日本汉文学作品中选取了新年号,意图割断和中国的文化纽带,主张本国的文化主体性,可是深入彼国汉文学骨髓的“汉文化基因”又岂能彻底消除呢?这恐怕是日本政府和当权政治家始料未及的。


脱离中国古典,切割与大陆文化的内在联系——这些政治举措对世界上唯一一个仍在使用年号制度的国家日本来说,是幸还是不幸?令和元年,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转自经典古籍库公众号)



作者简介

     石立善,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东方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比较古典学会副会长、《古典学集刊》主編。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学、日本汉学。编著《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年号之部》《日本先秦两汉诸子研究文献汇编》《日本十三经注疏文献集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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