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立善：胡适与入矢义高——写在书简上的一段中日学术交涉史（上）
胡适
绪言
胡适（1891—1962）与多位日本的中国学家有过学术上的往来。其中知名学者有:小柳司气太（1870—1940）、诸桥辙次（1883—1982）、青木正儿（1887—1964）、矢吹庆辉（1879—1939）、目加田诚（1904—1994）、铃木大拙（1870—1966）、吉川幸次郎（1904—1980）、神田喜一郎（1897—1983）等[1]。可以说，胡适是近代中国与日本学者交流最多的学者之一，亦是最先发现并重视日本学界之研究成果的学者之一。同时，胡适还遗留下了相当数量的与日本学者往复的书简。笔者在阅读这些书简时，发现胡适晚年与一位日本的后辈学者有过密切的书简往来，这位日本学者就是入矢义高（Iriya Yositaka，1910—1998）。
胡适在辞世前一年（1961）的8月，看了秘书胡颂平收编的这三四年来的书信目录后，说：“我看都不值得保存，如要收入文存，只有给入矢义高和柳田圣山的几封信。[2]”由此可见胡适对同入矢义高、柳田圣山（Yanagida Seizan，旧姓横井，1922—）所通书简的重视程度。
胡适、入矢、柳田三人的共同点，即均为研究禅宗的学者。当今日本的主流看法是：二十世纪禅宗史研究的前半期的主人公为胡适与铃木大拙，后半期的主人公则为入矢义高与柳田圣山[3]。笔者对此定位大体上持赞成态度。关于胡适与铃木大拙的往来及禅学论争，研究颇多[4]，而管见所及，胡适与入矢的关系，至今尚未有人作过研究。本稿以胡适与入矢的往复书简为中心[5]，同时参考中日双方的相关文献，再现二人的交往过程，并对当时的胡适与入矢义高各自的学术立场与抱有的问题意识及相互之影响，作出解读与分析，进而照显近代中日学术交涉史的一个侧面。
一、“一举而三得”的发现
胡适与入矢的交往，源自于入矢在1959年4月8日寄给胡适的一封书简。此后近两年间(1959年4月8日—1961年2月7日)，入矢与胡适共互通了二十封书简。在日本学者中，入矢与胡适的通信次数仅次于同属京都学派的青木正儿[6]，而入矢写给胡适的书简，均用汉语写成。为行文之便，兹将二人所通书简系年如下：
○入矢义高致胡适第一封书简：1959年4月8日
△胡适复入矢义高第一封书简：1959年4月22日
○入矢义高致胡适第二封书简：1959年5月6日
○入矢义高致胡适第三封书简：1959年5月19日
△胡适复入矢义高第二封书简：1959年5月29日夜
△胡适复入矢义高第三封书简：1959年5月30日
○入矢义高致胡适第四封书简：1959年6月4日
△胡适复入矢义高第四封书简：1959年10月23日夜
○入矢义高致胡适第五封书简：1959年11月11日夜
○入矢义高致胡适第六封书简：1959年11月12日
△胡适复入矢义高第五封书简：1959年11月15日夜半、11月16日上午
○入矢义高致胡适第七封书简：1959年11月25日夜半
△胡适复入矢义高第六封书简：1959年12月14日夜、同日夜半
○入矢义高致胡适第八封书简：1960年1月9日夜
△胡适复入矢义高第七封书简：1960年1月15日夜
△胡适复入矢义高第八封书简：1960年4月17日
○入矢义高致胡适第九封书简：1960年4月26日
△胡适复入矢义高第九封书简：1960年5月26日夜半
△胡适复入矢义高第十封书简：1961年1月5日夜
○入矢义高致胡适第十封书简：1961年2月7日夜
关于通信的缘由，入矢义高在致胡适第一封书简的起首处说：
近日读到先生发表在《集刊》廿九本的大作《新校定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两种》，校定精审，整理醒目，真是不胜佩服了。弊研究所在一九五六年由大英博物馆购到该馆所藏敦煌写本的全部microfilm，我们就组织了共同调查的一个研究班，一直到现在，将那全部的写本翻覆审核，前后已有三次了。五七年我检到S.6557 的时候，就发见了这也是一部《神会语录》，遽取石井本比对一过，知其内容和文章颇近石井本，惜尾部断残，只有石井本的三分之一。不过，最宝贵的是载在卷首的编者刘澄的一篇序。据这个序，我们知道这一部语录的原名是《问答杂徵义》了。今按日本僧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有“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一卷，刘澄集”的记录[7]，正与此序合。今兹迻录此序，用供先生的参考：（下略）[8]
菏泽神会禅师之悟道因缘
当时，入矢义高为了将自己新发现的《神会语录》的敦煌写本（S.6557）报告给胡适，才提笔致书。根据这段记述，在1957年入矢就已发现了这部新的《神会语录》，但是为什么要等到一年多以后的1959年才想起告知神会研究的开拓者胡适呢？有关这一点，入矢义高后来在《回忆胡适先生》一文中说：
我从中发现《神会语录》的新写本（斯坦因六五五七号），是在翌年的一九五七年秋。在此之前，我不但熟读了胡先生的《神会和尚遗集》，熟知其内容，而且为先生对神会禅的研究所倾注的热情深深感动。于是，我想马上就将这个新发现告知先生，但顾忌到一介菲才之后学唐突地呈书于世界高名之硕学，而不由得踌躇迁延。但于翌年，当我读到先生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的《新校定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两种》时，得知先生对神会研究之热忱犹炽，于是下决心，将上述的新发现用航空信报告给了先生。先生给我的回信真是充满了高兴，我再次为先生此种激动的热情所压倒，且深深感动。[9]
入矢的这段回忆，更清楚地交待了最初通信的背景，与互通第一封书简前后两人的心境。鼓足勇气寄出书简的入矢，不久即得到了胡适“充满了高兴”的覆信：
四月八日的大札，使我十分高兴，也十分感谢！只因我四月八日因外科手术入台湾大学医院小住，故未能早日奉答，千万请先生恕罪。
先生发现了S.6557，钞出刘澄的序，考得神会的语录原名《问答杂徵义》，又得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所记“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一卷，刘澄集”一条相印证，——这是毫无可疑的了。故S.6557卷子之发现，不但给神会语录添了一个可以资校勘的第三本，并且确定了这部语录的编辑人与原来的标题。这个“一举而三得”的发现，全是先生的贡献。我们研究神会的人，对先生都应该表示敬佩与感谢。[10]
我们可以看出，胡适面对这份来自异国的报告，喜悦与兴奋溢于言表。而此时胡适正在住院接受手术，这个喜讯给病中的他以很大的安慰。同年3月31日，胡适背部的粉瘤接受了外科手术，但是4月7日拆线时，由于血管破裂，伤口出血，4月9日入台大医院，直至5月2日才得以痊愈出院[11]。即，上述作于4月22日的回信，是胡适在住院期间写成的。那么，入矢义高是怎样的一位学者呢？当时又是处在怎样一种环境中的呢？
入矢义高于1910年12月生于日本鹿儿岛县鹿儿岛市，其祖父乃京都的汉学家[12]。入矢於1936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学文学部文学科，專攻中國語学中國文学，畢業論文為《公安派の文学论に就いて》。京大在学期间，入矢先后接受了仓石武四郎（1897—1975）、铃木虎雄（1878—1963）、傅芸子（1902—1948）[13]等人的指导。入矢曾于1933年8月，赴北京短期研修旅行一个月。后来作为东方文化研究所的在外特别研究员，于1944年8月赴北京留学，后因战况紧急，于1945年5月提前回国。入矢先后历任东方文化研究所助手（1939—1942）、副研究员（1942—1947）、研究员（1947—1948），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48—1949）、助教授（1949—1955），名古屋大学文学部教授（1955—1971），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1970—1974，至1971年3月兼任名古屋大学教授），京都产业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1977—1981）[14]。在与胡适通信时，确切地说，入矢已经是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的教授了。在致胡适的第二封书简（1959年5月6日）中，入矢详细地讲述了至此为止自身的从学经历：
二十年以前，弊研究所的前身东方文化研究所开始组织“元曲辞典编纂组”的时候，我参加了这个工作，从这时候以来，我对于宋元的白话觉得兴趣，搜罗白话数据，又遡上唐代，从唐诗、禅僧语录、敦煌资料等文献，搜集了白话的vocaburary。又一方面，招集同好朋友，开始会读[15]禅宗文献了。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到五○年十月把《临済录》读完了，接着又把黄檗禅师的《传心法要》与《宛陵录》读完了。先生大概已知道日本的禅僧是自古至今把汉文读得很草率粗疎的，尤其把白话部分解作太荒谬了。我们把这样被误读的地方改订了许多。一九五二年六月才把先生的《神会和尚遗集》印成油印本（为的是此书很不容易得），共十几位同好组织了研究组，开始了会读，亦用石井本校其异同，一方面参考了Gernet先生的译注，才到五三年二月就完了。这工作，我们都觉着兴趣，喜欢。从先生的校定得到指教之处也不少了，其后又读了敦煌本《楞伽师资记》、高丽续藏经本《祖堂集》之卷一至卷三，宗密的上引二书，敦煌本《顿悟大乘正理决》（Prof. P. Demiéville翻成法文，题作Le Concile de Lhasa.Paris.1952）等书。我个人一方面又帮助Mrs.Ruth.F.Sasaki（六十六岁的美国夫人）读禅宗语录，翻成英文的工作[16]。这么一来，我又对于日本学者的禅宗研究（例如铃木先生的几部书，和宇井伯寿博士的《禅宗史研究》三册等）觉得关心，读过一遍了。现在读着John Blofeld的《传心法要》之翻译The Zen Teaching of Huang Po on the Transmission of Mind.London 1958。[17]
这段略微冗长的自述，是入矢对其前半生的学问回顾。纵观其一生[18]，入矢最先着眼于现代中国文学，后着手研究明末的公安派文学，在东方文化研究所助手时代转入元曲研究，再进入到以禅宗语录、敦煌资料等文献为主的中古语言史研究。他的关心与胡适大为不同，并非在于禅宗史，而是在于禅宗文献的版本校勘与具体公案问答的解读。入矢开日本一代禅文献研究之新风，他的贡献不仅仅是订正日本的宗派禅僧对禅宗文献的误读，更重要的是他运用中国语学及文献学的知识，从正面解明每一个禅问答的主人公的问题意识、对话的环境以及思想史的文脉。
众所周知，胡适所作的初期禅宗史研究[19]，是以神会为轴心展开的，此第三本神会语录的发现，带给胡适的神会研究相当大的助力。因为入矢义高不仅仅是发现了新的神会语录，而且还通过日本的入唐巡礼僧圆仁（794—864）《入唐新求圣教目录》的记载，考证出了这部语录的编者与原来的标题，此正是胡适信中所谓“一举而三得”的发现。胡适献给入矢以最大的赞辞——“我们研究神会的人，对先生都应该表示敬佩与感谢”。客观地说，继伯希和本（Pelliot3047）、石井本（石井光雄藏敦煌写本）之后第三本语录的发现，是神会研究乃至初期禅宗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有力地推动了初期禅宗史的研究。
《宋高僧传·神会传》记载：
初洛阳先陷，会越在草莽，时卢弈为贼所戮，群议乃请会主其坛度。于时寺宇宫观鞠为灰烬，乃权设一院，悉资毡盖，而中筑方坛。所获财帛，顿作军费。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
在胡适眼中，“禅宗运动是中国佛教史上不可欠缺的一部分，而中国佛教史是中国思想史整体中不可欠缺的一部分[20]”。其中，胡适认为神会是唐代禅宗最关键的人物，“写神会和尚实在也就是改写禅宗史[21]”，他在神会研究上投入的精力不亚于《水经注》。正如入矢所感觉到的那样，年近古稀的胡适对禅宗特别是神会的研究之热情仍一如当年。翻开胡适的手稿即可发现，在接到入矢的书简前几年，胡适就已经再次投入到了神会研究之中：1953年6月7日，写定《宗密的神会略传》[22]，1958年8月4日写定《〈宋高僧传〉里的〈唐洛京荷泽寺神会传〉》[23]，同年8月17日，写定《关于“开元二十年”的一条小注》[24]等。又，同年11月22日，入矢书简中所言及的《新校定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两种的校写后记》脱稿，胡适将此文作为其中国中古思想史研究的一部分。胡适在1959年还有“想校编一部《神会和尚全集》”的计划，而入矢的新发现起到了助澜推波的作用，使“这个计划更应该进行了”[25]。这部《神会和尚全集》就是胡适欲对三十年前出版的《神会和尚遗集》[26]进行全面补订的本子，而这部书由于胡适的急逝，最终没有出版[27]。
入矢义高将这一发现毫无保留地报告给了从未谋面的异国学者胡适，同时还将此发现之喜悦传达给了法国学者戴密微（P. Demiéville）[28]。入矢这种将新史料公诸于众的勇气与行为，得到了胡适的青睐。胡适甚至称入矢“是一个新得的神会同志”[29]。这封意想不到的来自异国的书简，令病中的胡适感到很痛快，着实兴奋了一阵[30]。而胡适自身亦有公开史料的行为，当年铃木大拙在伦敦出版的《禅论文集》第一卷，受到了《泰晤士报·周刊文学附录》所载书评的峻烈批判，其后铃木欲通过在北京的朝鲜学人金九经[31]一睹胡适所藏《楞伽师资记》的写本，胡适闻讯，即将巴黎国民图书馆与伦敦大英博物馆附属东洋室所藏的两个写本的照片，送与铃木。胡适的直爽大大地出乎了铃木的意料，使铃木“对一海之隔而尚未谋面的人（胡适），感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尊敬”[32]。同样，胡适对入矢的来信不仅仅是感到高兴，内心定然抱有一丝“敬意”。
胡适后来将入矢的发现与考证，以及二人通信的部分内容写入了《神会和尚语录的第三个敦煌写本：〈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一卷：刘澄集〉》的引言中[33]，特别向入矢致谢，并且作了一番彻底的校勘与考证。从结果来看，此文可以说是胡适对神会研究下的最后定论。在这篇长文中，胡适对包括入矢发现的写本在内的神会语录的三个版本之关系，作出了如下结论：
我们最后校写的伦敦本（笔者按：S.6557）可能是最早结集本。巴黎的本子（笔者按：P.3047），即胡本，可能是单独自成一个系统的神会晚年修订本。石井藏的敦煌卷子可能是神会死后的增订本，前面四十六章可能是用那流传最广的早年结集本作底本的，其后面“六代大德”以下显然是后加的。[34]
而且对于神会的评价，胡适将从前自身的看法作了一些修正与补充：
这个“南阳和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在三十年前，我曾这样介绍他：“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在三十年后，我认识神会比较更清楚了，我还承认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中国佛教史上最成功的革命者，印度禅的毁灭者，中国禅的建立者，袈裟传法的伪史的制造者，西天二十八祖伪史的最早制造者，《六祖坛经》的最早原料的作者，用假造历史来做革命武器而有最大成功者，——这是我们的神会。”[35]
除了新发现的神会语录（S.6557）以外，入矢义高在1959年5月6日与1959年5月19日致胡适第二封与第三封书简中，还将自己发现的大英博物馆Stein敦煌本中的《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的两个写本（S.6977与S.2492）以及《南宗定邪正五更转》的四个本子（S.2679、S.4634背面、S.6083、S.6923背面）等都报告给了胡适[36]。胡适因此考得S.6103与S.2679两张残纸原本是一张纸撕断了的[37]，确定了《南宗定邪正五更转》是神会所作，并综合其他敦煌诸写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又，入矢还将从宗密的《禅源诸诠集都序》与《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中发现的神会和尚的佚语四条钞与胡适[38]，以供他的参考。入矢义高的这些发现，无疑扩大了胡适所掌握史料的范围。
有趣的是，就在收到入矢义高的第一封书简的前一个多月，胡适与当年同船留美的旧友陈伯庄（1893—1960）谈起神会和尚的历史时，说：“最近三十多年来陆续发现的神会和尚的遗著，在伦敦、巴黎、日本，都是敦煌石室里的东西，洋鬼子是整理不出什么明堂的。[39]”言语之中，对欧州、日本的敦煌学研究不无轻视。就连胡适这样一直与国际汉学界交往频繁的学者[40]，也对国故之整理抱有一丝民族感情，或许是因为敦煌文献曾惨遭劫掠，所以包括胡适在内的中国学者对于敦煌学所抱有的民族感情才不同寻常。而对于此时的日本学者，胡适的评价亦不高，他认为：“日本一班汉学家现在连唐宋没有标点的文章，往往句读也被他们读破了[41]。”入矢义高的新资料的大量发现与精确的考证，带给胡适的冲击之大可想而知。这冲击是与胡适的惊喜、兴奋度成正比的。面对日本“洋鬼子”整理敦煌文献的成果，胡适在回复比自己年少二十岁的后辈入矢的书简中，只有用“敬佩”与“感谢”等词语来作答了。当然，入矢的这些发现，亦是其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劳绩，而在后人评价入矢的学问之际，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胡适的禅学研究虽然断断续续，然至辞世为止，仍念念不忘完成一部《中国禅宗史》[42]。在后来的口述自传中，胡适言及自身对于中国思想史所作的“原始性的贡献”——神会研究时，还特别提到了入矢义高及其发现[43]。总之，入矢“一举而三得”的发现，以及与入矢的书简交往是胡适晚年的一件大事。
(本文转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未完待续)
注释：
[1]胡适与小柳、诸桥、青木、矢吹、目加田、吉川、神田等人的交往，参照拙稿《胡适与日本学者交流始末考》，“法门寺·正仓院与中日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复旦大学与法门寺博物馆主办，2005年11月15日于西安，待刊）。又，日本学者有关胡适与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交往的介绍，参照河田悌一《胡适与日本学人》，《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第十三号（页93—104，吹田：1992年3月）。
[2]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十册，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星期二）条，页369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11月版。
[3]小川隆《胡适博士の禅宗史研究》，頁49（《驹泽大学禅研究所年報》第十二号，东京：2001年3月）。
[4]有关胡适与鈴木大拙的禅学论争的研究，參照柳田圣山《胡适博士と中国初期禅宗史の研究》（《胡适禅学案》，頁27—45。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6月）、前揭小川隆《胡适博士の禅宗史研究》。
[5]胡适与入矢的往复书简，本稿所使用的底本为《胡适手稿》第八集卷三（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年6月）所收影印本。其中胡适复入矢义高第七封书简与第十封书简，不是胡适的字迹，当为他人代抄的备份稿。柳田圣山编《胡适禅学案》收胡适致入矢的书简九封（未收胡适致入矢第十封书简），除了胡适复入矢义高第三封书简是据《胡适手稿》影印以外，其余均据入矢所藏胡适亲笔书简影印，而胡适复入矢义高第七封的亲笔书简亦在其中，本稿引用此书简时即依据《胡适禅学案》本。关于胡适与入矢往复书简的影印情况，参照本稿附录一览表。又，二人书简中所附的旁点，本稿抄出时均予以保留。
[6]青木正儿给胡适的书简及明信片，收录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四十二册（页629—685，耿云志主编，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12月）。现存胡适与青木正儿往还书简的汇总，参照耿云志整理的《关于胡适与青木正儿的来往书信》（《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页302—32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
[7]《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五卷，页1084a，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77年9月版。
[8]《胡适手稿》第八集卷三，页413。
[9]入矢义高《回忆胡适先生》（柳田圣山编《胡适禅学案》卷首，页3），此文乃《胡适禅学案》的跋语，亦为追念胡适之文。《胡适禅学案》所载李逎扬的汉译有误漏之处，故本稿的引文为笔者重新译出。又，本稿所引其他的日文及英文文献，均为笔者译。
[10]胡适复入矢义高第一封书简（1959年4月22日），《胡适手稿》第八集卷三，页414—415。
[11]参照《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八册，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星期一）—五月二日（星期六）条，页2866—2880。
[12]入矢义高《今まで歩いてきた道》，《空花集：入矢义高短篇集》，頁284，（1990年6月23日於京都大学中国文学会的講演），京都：思文阁出版，1992年10月。
[13]傅芸子：北京人，满族，俗文学者。1932年赴日本京都，任东方文化研究院讲师，1940年代归国，1947年7月与傅惜华创办北平《华北日报》的《俗文学》周刊。著有《正仓院考古记》、《白川集》等。
[14]参照《入矢义高先生追悼文集》所收《入矢义高先生略年谱》，诸研究会连合编，东京：汲古书院，2000年3月。
[15]会读：意为集体研读，参照本稿第二章《“共同研究”的方法》。
[16]入矢与Ruth.F.Sasaki夫人（1883—1967）的交往始末，參照《庞居士——その人と禅——》付記，《求道と悦乐——中国の禅と诗——》，頁55—57，东京：岩波书店，2000年6月版（初载《庞居士语录•后记》，“禅の语录”7，东京：筑摩书房，1973年11月）。
[17]入矢义高致胡适第二封书简，《胡适手稿》第八集卷三，页420—421。
[18]參照前揭《入矢义高先生追悼文集》所收《入矢义高先生略年譜》与入矢义高《今まで歩いてきた道》（《空花集：入矢义高短篇集》，頁283—300）。
[19]关于胡适的初期禅宗史研究的发端与過程，參照前揭柳田圣山《胡适博士と中国初期禅宗史の研究》、小川隆《胡适博士の禅宗史研究》以及楼宇烈《胡适禅宗史研究平议》（《北京大学学報》[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頁59—67，北京：1987年5月）。
[20]Hu Shih,“Ch’an (Zen) Buddhism in China:Its History and Method”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3:1 No.1 (April 1953),University of Hawai Press.《胡适禅学案》第四部，頁689。
[21]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页389，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
[22]《胡适手稿》第七集卷二，页221—232，1970年6月。
[23]《胡适手稿》第七集卷二，页233—254。
[24]《胡适手稿》第七集卷一，页189—195。
[25]胡适复入矢义高第一封书简（1959年4月22日），《胡适手稿》第八集卷三，页416。
[26]胡适辑《神会和尚遗集：胡适校敦煌唐写本》，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4月。后来胡适纪念馆本增补了胡适晚年的两篇研究，即《新校定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两种》与《神会和尚语录第三个敦煌写本：〈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刘澄集〉》。
[27]《神会和尚全集》似乎原定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八册，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日）条转载《中国图书馆学会会报》十四期（1962年12月）刊胡适在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上的演讲稿《找书的快乐》：“我所研究的《神会和尚全集》可望在明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页3132。近年有关神会和尚语录的研究，参照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7月）。
[28]入矢义高《敦煌写本の禅文献と鈴木先生のことなど》謂：“この発見の喜びを、私は胡氏のほかにフランスのP.Demiéville教授にも知らせたため、同教授にもまたこれについて一文を草させる結果になってしまった。”《自己と超越——禅·人·ことば——》，頁214，东京：岩波书店，1986年9月。
[29]胡适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六日复赵元任的书简中，谓：“你在京都，熟人不少。你提到平冈，Ames。还有吉川幸次郎是很熟的朋友，他在哈佛住过一个时期，同联升很熟。又有一位入矢义高，近几个月中和我通过几封信，他找到了好几件神会和尚的敦煌文件（伦敦的Stein Collection），是一个新得的神会同志。”（周法高编辑《近代学人手迹》三集，页119。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4月初版）。
[30]胡适复杨联升的书简（1959年4月27日）中谓：“在医院里最痛快的一件事，就是收到你的信！另有一件事也使我高兴。/京都入矢义高先生来信，说他们三度检查伦敦Stein的敦煌写本影片，又发现了一卷神会语录的残卷，其内容约当我的本子及井石本（笔者按：当作“石井本”）的内容三分之一，而其卷头有《刘澄序》，序中并且明言原卷‘名曰问答杂徵义’。入矢又查得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记有‘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一卷，刘澄集’。故神会的语录不但添了一个可供互校的第三本子，并且查得原书名及编者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八册，一九五九年四月二七日（星期一）条，页2878。
[31]关于金九经在中国的活动，参照桑兵《东亚各国的学术交流——以中国研究为中心》，《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页241—242。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
[32]铃木大拙《胡适先生》，《铃木大拙全集》（増补 新版）第三十三卷，页238—239。东京：岩波书店，2002年6月。
[33]此文初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四本《庆祝董作宾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台北：1960年7月），后收入胡适纪念馆本《神会和尚遗集》，页405—409。又，胡适在复入矢义高第八封书简（1960年4月17日）中亦谓：“在入医院之前，我校写了伦敦的S.6557，写作《神会和尚语录的第三个敦煌写本：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刘澄集》，我在引言里，特别向先生致谢意，并引了先生去年四月八日的来信的一段，及我答先生的四月廿二日信的一段。”《胡适手稿》第八集卷三，页483—484。
[34]《神会和尚语录第三个敦煌写本：〈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刘澄集〉》，胡适纪念馆本《神会和尚遗集》，页420—421。
[35]《神会和尚语录第三个敦煌写本：〈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刘澄集〉》，页424—425。
[36]《胡适手稿》第八集卷三，页418—419，页423。
[37]《神会和尚语录的第三个敦煌写本：〈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一卷：刘澄集〉》，胡适纪念馆增补本《神会和尚遗集》，页453—455。又1960年4月17日，胡适复入矢义高第八封书简：“此文后幅我附录了《荷泽和尚五更转》的各种敦煌本子，共有九本（A：1、北京露字6号，2、咸字18号，3、S.2679（b），4、S.4634r（a），5、S.6083，6、S.6923r（a），7、P.2045（c），B：8、S.6103（b），9、S.2679（a） 衔。北京，伦敦，巴黎三处）。其中最有趣的是先生去年五月六日信里指出的S．6103，原题《荷泽和尚五更转》的，我把S．2679与S．6103拼合照相，断定这两纸是同一个人写的一纸，笔迹完全相同，内容正相衔接。于是我们不但确定了《南宗定邪正五更转》是神会作的，并且确定了《荷泽和尚五更转》原来是两首。/今寄上照片一张，乞留作纪念。请先生看看S．6103与S．2679的笔迹相同到什么程度！”《胡适手稿》第八集卷三，页484—485。
[38]入矢义高致胡适第五封书简（1959年11月11日夜），《胡适手稿》第八集卷三，页454—455。
[39]《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八册，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三）条，页2829。
[40]1949年以前胡适与国际汉学界的交往，参照桑兵《胡适与国际汉学界》，《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页149—200。
[41]《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八册，一九五九年一月三日（星期六）条记录的胡适在中央研究院团拜席上讲话的要点：“新年的决议案是个汉学中心问题。二十年前在北平和沈兼士、陈援庵两位谈起将来汉学中心的地方，究竟是在中国的北平，还是在日本的京都，还是在法国的巴黎？现在法国的伯希和等老辈都去世了，而日本一班汉学家现在连唐宋没有标点的文章，往往句读也被他们读破了。所以希望汉学中心现在是在台湾，将来仍在大陆。”页2798。
[42]胡适曾致柳田圣山一封书简（1961年1月15日夜，《胡适禅学案》第三部、《胡适手稿》第七集卷一均收。本稿据《胡适禅学案》，页615—657），他在1961年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此信是我的《中国禅宗史》纲领，略述‘西土二十八祖’的传说的产生与演变，以及从700—900A.D.二百年中许多禅宗伪史的历史。”（《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八册）。胡适曾怀着通史的构想，于1923年至1924年初开始撰写《禅宗史》的草稿，参照《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八册（页319—474。初稿撰于1924年2月，参照页342）。又，参照《神会和尚遗集》《自序》，页1（台北：胡适纪念馆，1982年11月第三版）以及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页381。
[43]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页390。
作者简介
石立善，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东方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比较古典学会副会长、《古典学集刊》主編。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学、日本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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