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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 | 黄蕉风:忆石立善教授

黄蕉风 日本汉学研究 2020-01-13



忆石立善教授黄蕉风(香港墨教协会主席)2019年12月23日,于香港沙田
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敌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

——《圣经 新约 马可福音》 9:38-41




 石立善教授

石立善先生遽归道山,走得突然。回溯最近一次交流,乃是在去年11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新子学”研讨会上。石教授嘱我再有北上,记得提前告知他一声,他预备在哲学院组织一个专题讲座,请我开讲清末民初的“耶墨对话”思潮及其思想史的典范意义。石先生的美意自然不敢推却,奈何俗务缠身,近半年来肉身局促于粤港澳珠大湾区,内心则为深圳河以南的天摇地动所牵绊,更加无暇分身探访师友、做任何学术交流了。现在,这个计划永远无法成行了。


相比圈内其他师友,我与石先生的渊源并不深。2015年的时候,网络论学风气正盛,自媒体也没那么多管控,所以我微信上加了一堆人。在某个群中(具体哪个群忘了),石先生先加了我。然后很长一段时间,彼此之间也没有说话,就在通讯录里面一直躺着。2016年,我们浸会大学中文系举办“国际《尚书》学学术研讨会”,石先生是与会讲者之一。他主动联系我,赠我他论文的抽印本,说请我批评指正。我则回赠以我主编的“墨教文丛”第一辑《非儒——该中国墨学登场了》以及我导读的民国墨学名著《墨学源流》。
 
于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第四届国际《尚书》学学术研讨会”

其实我于经学素不精通,何能指正他的专业领域呢。石先生说他一直有跟进我和同仁在中国南方推动的“墨学复兴运动”,对于“新墨家”和新儒家的论战亦有关注,还与我讨论了日韩的墨学研究动态。这着实让我吃惊。因为“新墨家”是个“草创而未明”的思想学派,一直以来争议极大。“反动复古”“国学反对派”“国学恐怖主义”“激进反儒分子”“借墨学来置换国学底盘,国学界的第五纵队”等莫名其妙的帽子经常冠在“新墨家”头上,不少学者是避之唯恐不及的(还美其名曰“爱惜羽毛”)。作为经学界的资深前辈、著名学者,石先生能有此视野和心胸,让人感动。“新墨家”于此相信,儒林尚有一二值得尊重的人。

 

于华东师范大学“第七届国际新子学学术研讨会”
 
往后石先生多次邀约我撰写墨学文章投稿《古典学集刊》,我想大抵因为“墨学的跨文化研究”可以补足石先生所言“诸子、佛道亦是古典学”(而非仅为其中一翼或者支流)的理念,同时丰富《古典学集刊》的文章品种。不过我都推辞了。原因有二:一是“不自信”,《集刊》的编委和作者群,诸多都是我“书架上的神明”,猝然踩过界,我对自己的学力尚未充分自信;二是“不相信”,我不相信“新墨学”的诠释理路能够和当下大部分的国学期刊合拍,在学界了然新墨学的“建本”与“原创”是一非二之前,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往复解释、辩论、缠斗。现在想来,反是我自己的器量太狭窄了。观《古典学集刊》第一辑编发之文章,并没有像其他国学期刊那样充满门户之见和同质化内容。“新子学”会议后,石先生再次邀请我撰稿,本已应承,拟以民国学者张纯一“佛耶墨”三方互释为题撰写文章,文未写就,斯人已逝。

 

和石先生交流最多的还是在网路的虚拟空间。在他的“古典学研究”微信群组,我曾经几进几出。偶尔忍不住发表一些政论歪论,石先生会善意地提醒我把握好尺度,却从不驱赶。最后是我自己主动退群,因为群里有某些于学问上我极不佩服、于人品上我极端鄙夷之人。自问年轻气盛,做不到如石先生一般温文尔雅,现在有时想来,可能反是自己器量狭隘,而非他人之过了。总之是错过了和“古典学研究”学术共同体的深度交流的机会,十分可惜。


 第七届“新子学”学术研讨会合影


我向来不看重权威。所以经学界所谓“南石北秀”(“南有石立善,北有乔秀岩”,林庆彰先生语)的传说,于我对他的观感没有半分影响。而今之所以感念他,可能更多在于生命经历的相似。石先生的学生玉笔在《怀念我的老师——石立善先生》一文中记到石先生在日本的求学经历:在日本求学期间,所有的费用都是靠自己打工挣来的,此外还要寄回家,照顾家里的老人。端盘子、背煤渣、干苦力、送报纸等等,很多事都做过了,坐在地铁上到头都能睡着,干完了活还要读书,读书是唯一能支撑他的力量。有一次,在地铁上,睡着了,做过了站。下来口袋里没有一分钱,看着四处冰冷的地铁,想着远在万里之外的东北老家,不知如何走下去。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多么不容易”。

 

这种独学而无友、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感觉,于我心有戚戚焉。在港七年,我虽不致像石先生那样“端盘子、背煤渣、干苦力、送报纸”,然一个人局促在实用面积四平方米不到的劏房里,亦常生起无所归依、花果飘零、孤臣孽子般的沉重情绪。漫长的求学生涯到最后,只靠一口气坚持下来——除了以学术为志业的决心,还有对墨学复兴的盼望。故而似可理解石先生回国任教后的那种“一不抽烟,二不饮酒,熬夜太多,活动太多”(见《杨少涵:悼念石立善兄》)的近乎“工作狂”的工作状态——一个人最美好的青春全部投入到学问里面,从孜孜求学的学生到成为传道授业的老师,人生已经接近下半场,不再年富力强,所以更要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立言立业,“经世致用”,以抓住时光的尾巴。

 

19日,石先生的消息刷屏了整个朋友圈。他从病发到入院到离世,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听说他入院以后,就默默退掉了自己所在的所有微信群组,不欲给师友存留一分念想。朋友圈多有人言当下学术环境过分压抑、学院行政宰制太多,课题、经费、论文、职称如同罗网般笼罩学人的肉体和精神,中青年学者尤甚,简直无所逃遁于天地间。都在暗示(或明示)石先生离世于此有关。可有什么办法呢?中国古典学包括新墨学的腹地终究在内地,若果真要将学科建制或者学术共同体推进至建制成型的地步,我们这一辈的学人都不可能选择脱离自己的文化母体。万马齐喑的时代更加需要有人冲决罗网,这理应是儒生、墨者践行“通经而后致用”的共同的文化承担。

 

耶稣说:“不敌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圣经 新约 马可福音》9章41节)。石先生归宗儒门,我则心系墨子。至今往后,儒林又少了一位愿意同情新墨家、帮助新墨家的前辈了。

 

谨以此文纪念石立善先生。 

 

 石立善先生最后的朋友圈

 

附录石立善先生生平及其著作: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古典学集刊》创办人暨主编石立善先生,于孔元2570年岁次己亥十一月廿三日己丑暨西元2019年12月18日因病辞世,享年四十七岁。

 

石立善先生1973年出生;2001年毕业于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综合政策学部,获学士学位;2004年京都大学硕士课程毕业,获硕士学位;2007年京都大学博士后期课程毕业,2010年获博士学位。先后担任同志社大学外国人研究员(2007—2008)、京都女子大学兼任讲师(2007—2010)、近畿大学兼任讲师(2007—2010)。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学、经学、朱子学、敦煌学吐鲁番学、日本汉学等。

 

编著《日本先秦两汉诸子研究文献汇编》《日本〈十三经注疏〉文献集成》《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年号之部》等。代表论文有《〈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历程及其经典地位的下降》《隋代刘炫〈孝经述议〉引书考》《德国柏林旧藏吐鲁番出土唐写本〈毛诗正义〉残叶考》《吐鲁番出土儒家经籍残卷考异》《〈毛诗正义〉引郑玄〈诗谱·小大雅谱〉佚文错简之更定》《宋刊单疏本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郑风〉校笺》《〈中庸辑略〉版本源流考辨》《〈禮序〉作者考》等六十余篇。另有学术译文多篇。
(本文转自墨教Mohism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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