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瑞声

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中国驻印度使馆参赞，中国驻缅甸、印度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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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前，耿飚是身经百战、横扫千军的著名将领。新中国成立后，他奉调外交部工作，成为杰出的外交家。

1963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派耿飚出任驻缅甸大使，这是中央赋予耿飚的一项新的十分重要的特殊使命。

临阵换帅

1963年，缅甸形势出现了重大的变化，由奈温将军领导的缅甸政府决定同缅甸共产党举行和谈。这一和谈是在中国的推动下实现的。

新中国成立后，缅甸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首先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两国于1950年建交。同时，由于中共和缅共有兄弟党的关系，缅共在中国派有常驻代表团。由于缅共、中缅边界、华侨、部分国民党残余部队盘踞缅北等问题，缅甸在建交初期对中国有较大的疑虑。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两国确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缅关系的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缅甸对中国的疑虑。

1954年12月，毛泽东主席同来访的缅甸总理吴努（前排左二）一起步入宴会厅。

1954年12月，缅甸总理吴努访华，毛主席同他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谈话。毛主席强调：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革命不能输出”，并首次就缅共问题进行了劝和，但吴努没有接受。

缅军之父——奈温

1958年9月，缅甸总参谋长奈温将军利用缅甸执政党的分裂，发动不流血政变，迫使吴努辞职，奈温自任看守政府总理。奈温本人是一位有政治见解和抱负的政治家。

1960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与缅甸总理吴奈温在中缅边界问题协定及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字仪式上热烈握手，相互祝贺。

1960年1月，在缅甸即将举行大选前，奈温以看守政府总理身份访华，两国签订了中缅边界问题协定，使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得以解决。两国同时签订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这是奈温对中缅关系所作的重大贡献。

1960年2月，吴努在大选中获胜。在这之后的两年内，缅甸实际上存在吴努和奈温两个权力中心。他们在国内是政敌，但都对中国友好。中缅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使中缅友好出现了高潮。

耿飚

耿飚于1960年1月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他不愧是将军出身的外交家，有非凡的魄力，处事果断，雷厉风行，因此工作效率很高。

以中缅边界问题为例，由于1960年4月吴努重新担任总理后，希望能在他同年访华时签订《中缅边界条约》，而中缅双方需要为此进行大量的勘界、划界工作，任务艰巨而紧迫。然而，双方只用了8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有关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耿飚作为主管副部长指挥有方，起了重要作用。

1960年10月2日，首都各界人民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盛大集会，庆祝《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讲话。

1960年9月底至10月初，吴努和奈温访华，参加中国国庆，两国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

1961年1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友好代表团访缅，参加缅甸独立节庆祝活动，并交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派出的规模最大的代表团，有关的组织和协调工作极其繁重。耿飚全力以赴，动员了各有关部门的力量，进行了细致而周密的部署，使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事后，周总理曾当面表扬耿飚的工作做得很好。

正当中缅关系一浪高于一浪地不断发展时，1962年3月，奈温再次发动政变，彻底推翻了吴努政府，组成以他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和革命政府。不久，他宣布缅甸将走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成立了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实行一党专政。在经济上，他主张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大力推行国有化，强行取消私人资本，缅甸经济出现了滑坡和混乱。缅甸政局中的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

奈温是中国的老朋友，但对他推行的缅甸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在初期没有公开表态，奈温颇感不安。

1963年4月20日，刘少奇主席（左）到达仰光访问。右为奈温，中为作者。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国家主席刘少奇于1963年4月访问了缅甸。

刘少奇主席的访问对奈温有重大的影响。同年6月，奈温以缅甸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提出愿同各派反政府武装举行“没有先决条件”的谈判，并保证谈判代表来往安全。同月，缅共中央主席德钦丹东复函奈温，同意同革命委员会举行谈判。同年7月至8月，缅方同意，包括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在内的一些在华缅共人员参加谈判。

中央考虑，鉴于奈温同缅共即将和谈，需要派一位懂军事的同志担任驻缅甸大使。耿飚是出身将军的外交家，在抗日战争后曾参加北平军调部的工作，在担任副外长期间，又主管缅甸，参与了1960年至1962年中缅两国的高层友好往来，并结识了奈温等缅甸领导人，显然，他是十分合适的人选。

1963年7月，中央决定派耿飚担任驻缅甸大使。耿飚感到任务重大、义不容辞。当陈毅副总理兼外长找他谈话时，他表示：“党派我去，我就去。”在赴缅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同耿飚谈了话。

1964年8月31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耿飚（二排左一）等驻外大使。

毛主席指示耿飚，注意把国家之间关系同党的关系区别开，指出“从国家关系来看，我们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尤其是邻国，应该和平相处，应该同这些国家的政府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从党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应该同情和支持别国的共产党”。说的更清楚些，那就是“既不能因为要搞好国家关系，就不许我们支持别国的共产党，也不能因为要支持别国的共产党，就去干涉人家的内政”。

毛主席说：“对于这个问题，你在工作中要注意，必要时也可以向所在国的领导人讲清楚。”

刘少奇主席要求耿飚对缅甸政府和缅共之间的和平谈判起促进作用，并加强同缅甸政府领导人的联系。他还将一封致奈温的亲笔签名信交给耿飚带去，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邀请奈温夫妇在方便时再次访华；二是介绍耿飚的经历，指出耿飚过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请奈温对耿飚的工作给予大力协助。

周总理告诉耿飚，派他担任驻缅甸大使是毛主席的指示，他说：“这次阵前换帅，你的担子不轻呀！”周总理要求耿飚继续贯彻中国睦邻政策，积极支持缅甸的和平中立政策，努力发展中缅的友好关系，支持其国内和解与和平建设。

当时中国驻外大使都是长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临行前一般都会个别或集体受到一两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但像耿飚这次赴缅前受到那么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接见，是十分少有的，充分表明他肩负使命的重要。

- 未完待续 -

出处 | 《湘潮》    作者 | 程瑞声

图片 | 网络    转自 | 外交官说事儿

编辑 | 走近外交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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