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允孚

世界卫生组织原资深外交官，原卫生部外事司司长，18岁出国留学，在国外学习、工作前后20多年，掌握英、法两门外语，有丰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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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972年，回到部机关，我发现卫生部的外事工作和外交部大不一样。外交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地区司负责调研和政策研究，国际司负责多边和国际组织相关事项，礼宾司负责礼宾。

卫生部的主要任务是医药卫生工作，外事工作不是重点，但外事局的工作任务繁杂：外宾来访、领导出访、口译笔译、公文撰写、首长会见、谈判签约、礼宾礼仪，无所不包。

“万金油”

我最初在外事局地区组搞双边交流，第一次参加接待的是刚果共和国卫生部部长。李先念副总理会见代表团一行时，我担任记录，那时担任翻译的是我在摩洛哥留学时杨琪良大使的翻译老田（他后来成为我国的驻外大使）。

但是，总体上法语的任务不多，我更多的是给别人打下手。例如外宾来访前，制订接待计划，落实参观访问单位，预订机票车票。

70年代，涉外宾馆少，我们要提前到服务局申请旅馆。有时来6位客人只给3个房间，外宾不愿合住，搞得我们很尴尬。更糟的是外宾到了还没房间，只好先去游览。

外宾抵达时，我们帮他们办入境手续，当“小红帽”，给外宾搬运行李。如遇商签合作协议，还要拟谈判方案、准备文本；部长来访，要打报告请中央领导会见，联系会见地点，通知新华社；至于写讲话稿、排座次、包礼品更是家常便饭。总之，事无巨细，都要会干。说好听点儿，是一专多能的多面手，其实就是“万金油”。

1989年，作者作为执行委员会代表出席世界卫生大会。

接待工作涉及方方面面，我样样都参与，但很难样样都精通，这就更要求我兢兢业业。外语对口的时候当翻译，外语用不上就在后台打杂。这并不是我心目中的外交，但实践说明，对外交往是项大事业，每人负责一部分，每样都不可缺，外事工作需要这样的“万金油”。

回京两年后，我第一次获得了出访机会，其间发生了一件事，加深了我对“万金油”的认识，使我认识到这样的工作更锻炼人、考验人、培养人。

1974年11月，中国民航开辟了北京-巴黎国际航线。对外贸易部柴树藩副部长率团访法，代表团59人，有民航领导、社会名流、省市代表和国家部委干部，碰巧我和留学摩洛哥的同学杨文珍都是成员。

访问快结束时，巴黎市长希拉克要会见我们。我们出发去市政府，发现有行李没装车，负责礼宾的老领导发火：“怎么搞的！迟到谁负责？”我和杨文珍不是礼宾组成员，见此情景主动请命，指挥服务员查看房间，让司机把车上行李卸下来让大家确认。10分钟全部搞定，全团准时出发，大家皆大欢喜。

我们都不是专职礼宾干部，杨文珍是中国国际旅行社（国旅）干部，我是卫生部翻译，关键时刻毛遂自荐，圆满完成“分外任务”，恰恰是“万金油”式历练的结果。行李看似事小，此时却成大事。可见，搞外事靠“单打一”不行。

杨文珍后来成为对外旅游业的“拓荒牛”之一，之后晋升为国家旅游局国际司司长、总局驻法国代表。

《颜氏家训》说，“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六七十年代我们学习雷锋，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在平凡岗位上实现人生价值。其实，在任何时候做任何工作都需要踏实认真、刻苦努力的态度。不因事小而不为，不因困难而畏惧，要勤于学习，善于总结，全面锻炼，综合发展。唯如此，才能在遇到重要工作时，得心应手挥洒自如。

“司礼宾”

卫生部外事局接待工作也涉及中央领导会见外宾，但没有专职礼宾干部，因此我们也常常“司礼宾”，从给国务院写请示报告，到安排会见时的合影排位、翻译、记录，都要参加。

最难忘的是我有幸再次见到周总理，两次见到邓小平同志。我至今珍藏着当年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的照片。

1973年，阿根廷卫生国务秘书利奥塔访华。那时我国心脏直视手术刚起步，利奥塔是知名心外科专家，擅长心脏搭桥手术。周总理11月8日抱病会见，部领导要我负责引见、安排合影位置。我不懂西班牙语，工作有压力，但是圆满完成了任务。这是我第三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终生难忘。

1973年11月，阿根廷卫生国务秘书利奥塔（一排左4）率团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会见。

1980年举办了中法医学日，3月31日，邓小平同志会见了法国代表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双方会面时我当翻译。

邓小平会见法国代表团

会见前，我随部领导提前到人民大会堂等着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外宾活动的情况。邓小平同志抵达时，所有人都站起来，我们年轻人自觉站到部领导身后。没有想到，邓小平同志主动和我们站在后排的小字辈亲切握手，这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这次活动推动了中法两国医药卫生界的合作交流，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恢复了和法国医学界的学术交往，法国给中国提供奖学金，接受中国医生到法国进修学习。

其中很多人学有所成：如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陈竺医生1984年前往法国，获巴黎第七大学血液学研究所博士学位，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0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2007年至2013年担任卫生部部长，2010年至2015年任中华医学会会长，之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012年9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介绍有关情况。

1983年为马海德医生（黎巴嫩裔，生于美国，抗战时期到延安）来华工作50周年，12月22日，邓小平等14位领导参加会见。部领导要我们负责礼宾，我再次见到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出席庆祝马海德来华工作50周年大会，与马海德亲切握手。

那次会见活动出现了两个插曲，让我非常紧张：

原定会见马海德夫妇，但马老还带来了孙子、孙女。合影位置早已经安排好，加座位困难，而且两个孩子和领导坐一排也不合适。情急之下，我灵机一动，建议让他们蹲在马老夫妇膝下，这样既亲切又不影响座位。

岂料合影后又出意外，邓小平同志原定不出席招待会，但马海德临时邀请他，让我非常紧张。招待会在东大厅，主宾席已布置好，那时候没无线通信设备，怎么通知？我马上从人民大会堂西侧跑到东大厅，重新布置。

中央领导步入现场时，一切安排就绪，活动顺利进行。我忙得满头大汗，但为此受到了表扬。中央领导十分关心卫生工作，几乎会见了我们接待的每位外国卫生部部长。

我参与了多次会见的具体工作，有幸见到多位国家领导人。参加会见活动，我亲耳聆听领导与外宾的谈话，学习良多，受益匪浅。

“吃螃蟹”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我被提为卫生部外事局联络处副处长，1983年晋升为副局长。起初我有点不安，不过组织如此信任我，自己还能说什么！令我唯一感到安慰的是，那时晋升是不涨工资的。

职务晋升给了我更多锻炼机会。卫生部老领导忠诚于党的事业，带领年轻人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

对外开放初期，工作上并非一帆风顺，常遇到不同意见、思想羁绊、政策滞后的情况。钱信忠部长是长征干部，敢为天下先，敢于“吃螃蟹”。在老领导指导下，我见证或亲历了当年的困难、困惑，更加体会到成功的欣喜欣慰。

协定签字仪式（右侧为钱部长，助签者为笔者)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同年邓小平同志访美，揭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邓小平同志访美期间，双方于1月31日签订两国政府科技合作协定。6月22日，两国卫生部门签署卫生合作议定书，这是两国政府业务部门间的第一个协议。我当时是卫生部外事局联络处副处长，参加接待、谈判、签约。

我和英语翻译参与和美方谈判，字斟句酌，讨价还价。当对方不得不接受我方提案时，我们兴奋得难以言表。钱信忠部长和美国卫生部加里法诺部长签字时，我为钱部长助签。

1981年黄树则副部长率团访美，商谈第二期合作，我再次参与其中。双方在肿瘤、心血管、妇科、儿科、眼科、免疫、流行病、公共卫生等十个领域开展交流，合作延续至今。

与赛克勒博士（右）及其助手卡特（左）合影

1980年是中美建交第二年，钱信忠部长率领中国第一个部长级代表团访美，结识了赛克勒博士。1981年，赛克勒博士应邀来访，双方商讨合作出版《中国医学论坛报》，引进国际最新医学信息。当年秋天，黄树则副部长访美，双方在纽约正式签约。这是我国第一次和国外合作办报，政治敏感度不言而喻。卫生部与各有关方面反复沟通协商，经三年艰苦努力，《中国医学论坛报》于1983年7月创办，受到医务工作者好评。

1981年9月，中国和丹麦创办了医学生物学研究生培训中心，这是我国首次接受外国官方发展援助。丹方无偿提供先进设备，派专家来华任教。

项目的起源是钱部长1977年访问丹麦，结识了国立血清研究所西姆所长，双方初步酝酿项目。钱部长回国后，安排我落实。

经贸部那时没开展过类似项目，我们没先例可循，边干边学不断摸索。我参与同有关部委协商沟通的工作，从给国务院打报告、与丹方谈判、办理设备过海关的手续、组织招收学员，到策划落成典礼、协调管理，这是一系列全新的工作。其间，我遇到了种种难题，经过几年努力，最终获得了成功。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受到了很多锻炼，为日后取得更多外援获得了有益启示。

1984年开院的中日友好医院是我国第一所现代化医院，由日本政府无偿援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1979年访华，钱部长从那时起便酝酿，争取与日本合作建设现代化医院，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我参与了部分工作，深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批准立项、开工兴建，饱含着老部长、老领导、老同志的辛勤、辛苦、辛劳。

笔者（左一）和外事局老领导合影

我任副处、副局期间，参与了“三引进、一培养”工作（引进国外资金、技术、设备，培养人才），为卫生事业现代化服务。

如80年代初，我们通过对外经贸部接受了澳大利亚对华的首批官方援助，选派32位医生赴澳进修，邀请澳方专家来甘肃等地开展克丁病防治合作，从澳方引进国际标准输血袋生产技术等。

又如，我们通过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接受了意大利对华首个援助项目，为北京急救中心提供先进急救车等装备。

再如，1982年外事局在部领导支持下报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医疗卫生服务公司。1983年12月，我兼任公司总经理，1984年年初组建了公司实体，为开展民间对外合作奠定了基础。

我做了10年处、局领导的副手。我认为，副手要有理解力与执行力，必须学习。古人云：“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

所谓善学，不只是从书本、文件、会议中学习，更要向实践学习，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年轻人，要学会观察领导怎样干、为什么那样干，体会其思想方法、处世态度、办事经验。个人的进步，靠自己的努力，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变“要我干”为“我要干”，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不仅“学会”而且“会学”。

我的进步离不开老领导的教导指导、关心关爱。我从普通翻译成长为副处长、副局长，十分感激薛公绰局长、徐守仁局长、程克如副局长、李家蕙副局长付出的心血。

- END -

出处 | 《国际公务员的家国情怀》

作者 | 宋允孚    图片 | 本书及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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