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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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生；贵州印江人，土家族；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64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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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

1952年秋天，我进入离家15里的板溪完小（即“完全小学”）读书。那时，小学五六年级叫高小，一至四年级叫初小；小学设立有五六年级的叫完小，没有五六年级的叫初小。

在我们村里，只有三个人上了三年学，算是初小水平。我记得，当时到完小报名时，我说要上五年级，可那个学校那一年恰好不开五年级的课，就是没有五年级，只有六年级。如果要上六年级的话，必须通过考试才行。结果我们一共三个人参加考试，只考取了两个，我是其中之一。

现在回想起来，我能直接进入完小的六年级上学，同我较早读书认字有很大关系。前些时候，我收拾旧东西时偶然翻到了自己小时候念私塾时用过的课本。这些书在“文化大革命”时都被列为“四旧”，要不是我父亲冒着风险把它们珍藏起来，早被造反派一把火烧了。父亲抢救下来的私塾课本大概有五六本，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都是线装本，扉页现在都变黑了。

看到这些书，不由得想起自己进私塾读书时的情景。我有一个隔房的叔公以教书为业，他没有孙子，很喜欢我们兄弟几个。有一天，叔公要我去上学，我又哭又闹，就是不愿意去。他硬是揪着我的耳朵，把我硬生生地扯进了课堂。

读私塾时我年龄还小，先生并不给我讲解书中的内容，只要求我死记硬背。我读过的那些书本上有红色的圈圈点点，书本的末尾还用朱笔写明是哪一年哪一月“戴秉国询通本”。“询通本”大概就是全背下来的意思吧。

在父亲收藏下来我读过的四书里还夹着我大概9岁时写的一首小诗：

白云一点在空中，

一走西来一走东。

雾云已散斜光照，

日起青山满目融。

也幸亏因为接受了私塾的早期教育，有了一点旧学底子，否则我根本不可能考上高小。

小学

从上小学起，我接受的教育都是比较正统的。那时候，也非常重视少年儿童的政治思想和品德教育。假期，我们每周都要回校过“少先队队日”。我还订阅了一本《红领巾》杂志，经常翻阅。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刘胡兰》，还读过《三千里江山》《董存瑞》《黄继光》等。现已九十高龄的我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回忆起一件小事，说当年我曾经把拾到的三角钱交到了学校。

这是新修的小学，当年的旧校舍已经不存在了。

那时，虽然我们贵州山区的小学和苏联没什么直接联系，但我生活的那个时代被深深地打上了苏联的烙印。可以说，我们整整一代人都是在中苏友好的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从小就受到中苏友好的教育和熏陶。9岁到18岁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以及感受到的中苏友好的社会氛围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上初小时，老师频繁地组织我们同学到集市上去宣传，内容大致是：现在解放了，建立新中国了。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将来，我们中国也会有拖拉机，而且会开到我们乡下来。我们每家每户都会过上好日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口酒、一口饭、一口肉……总之，无限美好。

我还清楚地记得，进入高小的那年冬天，下着大雪，学校组织我们高年级同学到山村各家各户宣传中苏友好。雪很大，山路很滑，我们打着赤脚，翻山越岭，却一点也没觉得苦。后来，我还成了学校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员，领取了会员证，胸前别上了中苏友好纪念章，心里美滋滋的。

上初中时，我还写过一篇歌颂斯大林的习作，好像是一首诗，句子是排成阶梯式的，是马雅科夫斯基的风格。可以想象得到，当时苏联和苏联人在中国是多么受尊敬！中苏关系有多火！

1953年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的日子。当时，我正在镇上姑姑家拉二胡，正拉得起劲的时候，突然闯进来一个区政府的干部。他非常严肃地训斥我：“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拉二胡！知道吗，斯大林同志逝世了！”那个年代，苏联和苏联领导人在中国社会备受尊崇，斯大林在中国人眼里几乎和神一样，在斯大林逝世的日子里摆弄乐器是“极不严肃的事、很严重的事”。

那时，在我的记忆中美国是什么呢？就是端着枪穿着高筒靴子的美国大兵和穿着条格背带裤的大腹便便的华尔街大老板。

初高中

上完小时我11岁，生活要靠自理。上了初中，生活依然比较艰苦。

当时，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交伙食费，每月4元钱，如果不交就停伙。特别困难的时候，学校也会补助一两块钱，但不是全补。有一次，学校突然给我停伙，我只好饿着肚子走了四五十里山路回家，一见到母亲，我就抱紧她的腿哭了起来。母亲赶紧找人借钱，给我交上了伙食费。

回乡探亲时，在印江县城作者与初中同学合影。

初中快毕业时，我面临读高中还是读师范的选择。我从没做过长大了要搞外交的梦，就是想当个老师。我的想法是考师范。那时候读师范不需要花钱，而且上完师范就可以分配工作，早点赚钱养家了。为此，我父亲还专门找到班主任。可是，我的班主任死活不同意，认为我的年纪太小。他悄悄给我报了高中。

后来我顺利地考入高中，但不是在本县读。当时，贵州省铜仁地区下辖9个县，全地区只有3所高中。我们印江县没有高中，一部分考生要集中到松桃县城的中学去读，而松桃县离我们家足足有300多华里远。

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读高中是非常艰苦的。我那时候一个学期只能回一次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家乡有好多地方都没有官道，更没通汽车。从学校回家全靠步行，而且多半是打着光脚板走路。每一次回家都要走3天多，晚上就在路边找一家店子歇脚。

我们那里是云贵高原，山高林深，好多地方都人迹罕至。山路曲曲弯弯，净是一些羊肠小道，路旁长着很深的蒿草。一个人在路上走，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人。那时候回一趟家真是跋山涉水，非常不容易。

前不久，我坐汽车回了趟老家，特地从我们村到松桃县城跑了一趟，光路上就花了3个多小时 。现在是公路了还要花这么多时间， 那时候可连像样的路都没有啊！我坐在车里凝视着窗外的景象，默默地想，就是这条路，当年到松桃读高中，历经3个寒暑、6个学期，一共走了6个来回，加起来将近4000华里！

有一次，在放假回家的路上，我突然脸色发白，一身虚汗，同行的几个同学轮流着背我走了几十里山路。个中艰辛和挑战，现今的孩子想也不敢想。由于从小就打赤脚，走山路又很多，至今脚趾都还是变形的。

- 未完待续 -

文字 | 《战略对话》戴秉国著（出版于2016年）

图片 | 作者供图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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