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夫呓语:鲁迅先生最后的时光
先生正面像——选自于《鲁迅》影集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耕夫呓语|文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然而,秋实的丰硕,以绿叶的凋零为代价。
八十年前的十月,上海四川北路与山阴路(彼时称“底施高塔路”),金黄的梧叶飘落满地,预示着一个肃杀季节的来临。
路上的落叶,在十月十八日的夜里,也许又悄悄加厚了一层吧!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晨五时二十五分,中华民族的魂魄,也随这千万片落叶,无声无息地凋零在四川北路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一处普通的寓所里。
“他们要我呼唤他,我千呼万唤也不见他应一声。天是那么黑暗,黎明之前的乌黑呀,把他卷走了。黑暗是那么大的力量,连战斗了几十年的他也抵抗不住。……”(《最后的一天》许广平)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是先生二十三岁时,送给他相伴一生的同乡挚友许寿裳的一首古体诗,题写在一张照片的背面,叫做《自题小像》。那时先生还是一个漂泊东瀛的游子,遥望风雨飘摇的故国家园,发出了忧国忧民的呐喊,也是他毕生为之践行的铮铮誓言。
三十三年后,死亡之矢终于无情地射向了他。
晚首重鼻窒似感冒,蒙被卧良久,顿愈,仍起阅书。
这则日记写于一九一三年一月六日。这大概是从他少年时期就潜伏身体里的病魔,首次露出狰容。随后的几十年,他就用他的心血和膏脂,滋养和壮大着这魔鬼。因为他三十年如一日地和黑暗中国的魑魅魍魉们做昏天黑地的战斗,而无暇顾及慢慢吞噬他肉体的病魔,任凭它在他的体内张狂壮大。
一九三六年伊始,死神就开始频频敲叩他生命之门。
一月三日,“夜肩及肋均大痛”。(《日记》)
做为一个早年学过西医,又熟知自己病情的人,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知道,只有彻底放弃写作,让高速旋转的思想轮盘停下来,静卧养神,消除疲劳,积极就医,才是战胜疾病,恢复健康的良策。然而,他根本停不下来,也不愿意停下来,一边就医,一边写!写!写!
“周先生自己病得这样厉害,还要三更半夜写文章,有时我听得他一阵阵地接连不断地咳嗽,真替他难过。可是,他对自己的病,一些都不关心,反而不许我做粗重的工作,要我休息休息。”
他家的女佣这样心疼地对别人说。
据先生日记,三月二日下午,骤患气喘,延续月余。然而终是写!写!写!玩命地写!
四月七日,作《写于深夜里》。可见,女佣所言不虚。
六月一日,“夜又发热。”(《日记》)
五日,写了二十四年的日记被迫中断。是日,宋庆龄先生得知鲁迅的病情,遂写信道:
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六月九日,重病中作《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六月十日,病中口授《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六月底,又补记中断了二十多天的日记道:
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日大热时志。(《日记》)
这哪里是“但竟渐愈”,分明是病魔在为彻底击垮他的身体而蓄势待发。
是年,先生在给老母的两封家书中,均提及自己的病情。七月六日的一封信:
男自五月十六日起,突然发热,加以气喘,从此日见沉重,至月底,颇近危险,幸一二日后,即见转机,而发热终不退。至七月初,乃用透物电光照视肺部,始知男盖从少年时即有肺病,至少曾发病两次,又曾生重症肋膜炎一次,……至今年老,体力已衰,故旧病一发,遂竟缠绵至此。
九月三日给母亲的信中云:
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都是这病,但那时年富力强!不久医好了。男自己不喜欢多讲,令人担心,所以很少人知道。初到上海后,也发过一回,今年是第四回,大约因为年纪大了之故罢,一直医了三个月,还没有能够停药,因此也未能离开医生,所以今年不能到别处休养了。
“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是指一九二三年七月,由于受周作人日本妻子的诬陷,兄弟反目,他决定要搬出八道湾胡同兄弟合租的房子,另寻居所。
这期间,鲁迅既要为他生病的母亲奔波往返于医院,还要去寻租房,夜间,还要从事繁重的写作,翻译,为青年改稿等工作。
但是,我想,这一回的躺倒,主要还是手足之情的破裂给他造成巨大的精神打击。这是为他日后的病魔埋下隐患的不容小觑的一个环节。
先前的八月一日,云肺已可矣,而肋膜间尚有积水。衡体重为三八·七启罗格兰,即八五·八磅。
38.7公斤的体重,何等的瘦弱!然而,这瘦弱的躯体,却包裹着一个硕大无比的灵魂。
这灵魂燃烧着,始终释放着烈焰和光芒。这烈焰和光芒,化为一束经久不熄的火炬,在黑暗中国的上空,永恒地照耀着人类漫长而曲折的文明历程。
留学日本时与弘文学院同学合影(后排左一)
也许是清晰地听见了死神逼近自己的脚步声,先生于九月五日作成了一篇文章,开始对死亡进行思考。文章的题目直白利落,就一个字——《死》。
与其说是对死亡的思考,不如说是对死亡的嘲弄,依然是那种诙谐的语言风格,依然是对不平等的社会的抨击。
他在这篇文章里,提到了一件事情。早在五月三十一日,先生的好友史沫特莱女士等人就请来了美国的邓肯医师,当时上海滩唯一的一位欧洲肺病专家,为他诊治。
在《死》一文里,这样写道:
大约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
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D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
我们看到,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还不忘拿他深恶痛绝的中医开涮,因为他的童年,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肺病被庸医坑蒙拐骗的噱头耽误以致于丧命,这在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里,那篇《父亲的病》,写得很清楚。
但也没办法,晚清时代,西方的科学曙光,还没有照耀中国的大地。数千年专制滋养的愚昧和迷信弥漫在这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上。这迷信和愚昧,不只是自然科学的落后,更让人痛心的,是人文思想的愚昧和麻痹。
先生接下来写道:
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响,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连报纸也拿不动,又未曾炼到“心如古井”的地步,就只好想,而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了。不过所想的也并非“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或者怎样久住在楠木棺材里之类,而是临终之前的琐事。
……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宫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但这仪式并未举行,遗嘱也没有写,不过默默地躺着,有时还发生更迫切的思想:原来这样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并不痛苦;但是,临终的一刹那,也许并不这样的罢;然而,一世只有一次,无论怎样,总是受得了的……
我以我血鍳轩辕(先生书法手迹)
这位坚强的斗士,用笔和专制及人世的丑恶斗了一辈子。他不信神鬼,不信一切宗教,他有的只是自信。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先生共写了35篇杂文,是为《且介亭杂文末编》。
十月十七日上午,生命结束的前两天,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未竟。这是鲁迅先生近四十年写作生涯中的最后一篇文章。
出乎意料之外,从半夜起,哮喘又发作起来了。因此,已不能践十点钟的约,很对不起。
这是十月十八日清晨六时三十分,先生用日文给他的日本好友,内山书店的主人内山完造写的一封信。
此为绝笔。这是一位终生纸不离肘,笔不离手的思想巨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最后一次握笔,用他生命的最后一丝力气,写下的最后几句话。
绝笔之言,摘自《鲁迅书信集》
历史不可能把分分秒秒的瞬间都留下清晰的影像,不论是欢乐的,还是悲哀的。但自从有了文字,它始终是历史最忠实和永恒的见证者。
此时,文字派生的一幅清晰的影像定格在我的心中——一位即将阵亡的勇士,用他的利剑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躯体,沉静而冷峻地注视着这个世界。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凌晨五时二十五分,一代思想巨匠、文学大师溘然长眠于上海四川北路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寓所。
注:本文图片均来自于作者收藏的关于鲁迅先生的画册、影册、手迹、诗稿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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