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特辑 || 大卫·哈维对乌克兰近期事件的评述

// 编者按：

乌克兰当下的危机无疑是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历史紧张关系的产物，面对美国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这一地区的推进，普京政权也在近日发起了军事反扑。然而，普京政权显然不是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堡垒。在国内，它服务于寡头资本主义，而它企图通过战争支配世界的行径更是西方帝国扩张主义的翻版。归根结底，国与国之间的争霸仍旧是谁控制世界的问题，并且从未有一方以一种更为平等的诉求来结束殖民压迫的历史。正如大卫·哈维在文末所指出的：“世界各地的人民都需要维护他们参与建立新世界秩序的权利。”只有跳脱国家争霸的视野，加强各国反战人民之间的合作与协作，我们才有机会看到新世界出现的曙光。

原文共3156字，供阅读交流

原文链接：https://theoryreader.org/2022/02/28/remarks-on-recent-events-in-the-ukraine-a-provisional-statement-by-david-harvey/

翻译：黑白板

这场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引发的全面战争标志着国际秩序的一个拐点。对于在座的各位地理学家，我们不能忽略了这样的事件。因此，我想以非专家的角度谈谈我的看法。

有一种传言说世界自 1945 年以来一直处于和平状态，在美国霸权下构建的世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资本主义国家有战争倾向的相互竞争。欧洲国家间酿成两次世界大战的那种竞争已基本得到遏制，西德和日本在 1945 年后和平地重新融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部分是为了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与此同时，自 1945 年以来，“热”战（包括内战和国家间的战争）大量地爆发，首先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随后是南斯拉夫内战和北约轰炸塞尔维亚，以及两场针对伊拉克的战争 （其中的一场战争中，美国用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作为正当法理）。

到1991年为止，冷战为世界秩序的运作提供了相当稳定的背景。艾森豪威尔很久以前所指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的美国公司经常利用这种秩序来谋取经济利益。培养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恐惧（无论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都有助于这种政治。军事硬件一波又一波的技术和组织创新带来了新的经济后果。这些创新大部分催生了广泛的民用用途，例如航空、互联网和核技术，这些技术又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权力在其市场的日益集中化。

此外，在新自由主义紧缩制度遇到困难时，实施“军事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却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例外，在 1970 年左右之后，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也会对民众定期实施这些政策。里根诉诸军事凯恩斯主义来策划一场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在冷战结束的同时也扭曲了两国的经济。在里根之前，美国的最高税率从未低于 70%，而自里根以来，最高税率从未超过 40%，这个现象反驳了右翼坚持高税收抑制增长的观点。1945 年后美国经济的日益军事化也伴随着更大的经济不平等的产生以及美国和其他地方（甚至在俄罗斯）统治寡头的形成。

西方政策精英在当前乌克兰局势中面临的困难是，他们需要以不加剧冲突根源的方式来解决短期和眼前的问题。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经常会做出激烈和暴力的反应，但面对拿着刀向我们冲来的人，我们也不能用舒缓的话来缓解他们的不安全感。最好要以不增加其不安全感的方式解除他们的武装。目标应该是为了更加和平、协作和非军事化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础。同时立即限制这次入侵所带来的恐怖、破坏和不必要的生命损失。

我们目前在乌克兰冲突中所目睹的，在很多方面上说，是一个现实共产主义和苏联政权权力解体的过程。随着冷战的结束，俄罗斯人被承诺一个美好的未来，因为资本主义活力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好处会通过涓涓细流而传播到全国。然而， Boris Kagarlitsky 是这样描述现实的。“ 随着冷战的结束，俄罗斯人认为他们正乘坐喷气式飞机前往巴黎，而在飞行途中被告知“欢迎来到布基诺法索”。

俄罗斯人民和经济没有像 1945 年日本和西德那样被纳入全球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主要西方经济学家（如杰弗里·萨克斯）建议将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视为俄罗斯经济过渡的魔法药水。当这显然行不通时，西方精英们玩起了新自由主义的游戏，指责受害者没有适当地发展他们的人力资本，没有消除个人创业的许多障碍（因此将寡头的崛起归咎于俄罗斯人自己）。这些政策在俄罗斯内部产生了可怕的结果。GDP 崩溃，卢布的价值崩塌（金钱以伏特加酒瓶衡量），预期寿命急剧下降，女性地位下降，社会福利和政府机构的彻底崩溃，围绕寡头权力的黑手党政治的崛起。由于 1998 年的债务危机，俄罗斯除了向富人乞讨一些残羹剩饭并屈服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独裁之外，似乎没有其他出路可走。除了寡头之外，俄罗斯得到的是一场彻底的经济耻辱。更不遑论，苏联在没有经过广泛协商的情况下就被肢解成为独立的共和国。

在两三年内，俄罗斯经历了人口和经济的萎缩以及工业基础的破坏，其比例超过了过去四十年美国老旧地区去工业化所经历的程度。去工业化在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整个中西部地区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是深远的（从阿片类药物流行，到支持有害的白人至上主义和唐纳德·特朗普的政治倾向的兴起，无所不包）。可以想象，“休克疗法”对俄罗斯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的影响要严重得多。西方除了对所谓的“历史终结”幸灾乐祸之外没有做任何事情。

然后是北约的问题。它最初被设想为兼具防御性和协作性的组织，随后它成为了一支主要的战时的军事力量，旨在遏制共产主义的蔓延并防止欧洲国家间的竞争转向军事化。总的来说，它作为一种协作组织工具有助于缓解欧洲的国家间竞争（尽管希腊和土耳其从未解决过他们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分歧），虽然欧盟在实践中的帮助要大得多。但随着苏联解体，北约的主要目的消失了。想通过大幅削减国防预算来实现“和平红利”的美国民众对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北约的激进部分（一直存在）在克林顿执政期间被积极宣扬，这大大违反了改革初期对戈尔巴乔夫的口头承诺。1999年美国领导的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时中国大使馆被击中，虽然不清楚这是意外还是有意为之）。

普京将美国轰炸塞尔维亚和其他侵犯小国主权的干预作为其行动的先例。这些年来，即使在美国，北约（在没有任何明显军事威胁的情况下）扩展到俄罗斯边境的行为也受到了强烈质疑。唐纳德·特朗普抨击了北约存在的逻辑。甚至最近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的保守派评论员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也认为美国应当对其通过北约东扩而对俄罗斯采取侵略性和挑衅性的态度负责。在 90 年代，北约似乎是一个在寻找敌人的军事联盟。普京现在已经被激怒到了不得不反应的地步，这显然是对西方把俄罗斯的经济作为一个无能国家的羞辱以及西方对俄罗斯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不屑一顾的傲慢而感到的愤怒。

美国和西方的政治精英应该明白，羞辱在外交事务中是一个的灾难性的工具，并且往往会产生持久和灾难性的影响。德国在凡尔赛得到的屈辱在煽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治精英在 1945 年之后通过马歇尔计划避免在西德和日本方面重蹈覆辙，然而在冷战结束后却重复了羞辱俄罗斯的灾难（无论是主动的还是无意的）。俄罗斯需要而且理应有一个马歇尔计划，而不是出现在一堂讨论90 年代新自由主义解决方案是否有效的课程里。中国被西方帝国主义羞辱了一个半世纪（延续到日本的占领和 1930 年代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这场羞辱在当代地缘政治斗争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教训很简单：如果你选择羞辱对方，那么后果自负，其后果会回过头来找上你，如果不是咬了你的话。

这些都不能证明普京的行为是正当的，正如四十年的去工业化和新自由主义对劳工的压榨不能证明唐纳德特朗普的行动或立场是正当的。但发生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也不能证明这些对问题的产生做出了如此巨大贡献全球军事机构（如北约）的复兴是正当的。就像 1945 年之后欧洲内部的国家间竞争需要非军事化一样，今天我们需要消除大国集团间的军备竞赛，取而代之的是强大的协作与合作机构。屈服于资本主义公司之间和权力集团之间的竞争法则是未来灾难的根源，尽管令人遗憾的是，大资本仍将其视为未来无休止资本积累的积极途径。

在这种时候的危险在于，任何一方的最小判断错误都可能很容易升级为核大国之间的严重对抗。在这种对抗中，俄罗斯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来对抗美国压倒性的军事力量。美国精英在1990 年代所享受的单极世界现在已经被双极世界所取代。但还有很多事情在不断变化。

2003 年 1 月 15 日，全世界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战争的威胁，甚至《纽约时报》也承认这是一次全球舆论的惊人表达。可悲的是，他们失败了，这场失败导致世界各地长达二十年的毫无意义的和破坏性的战争。很明显，乌克兰人民不想要战争，俄罗斯人民不想要战争，欧洲人民不想要战争，北美人民不想要另一场战争。人民争取和平的运动需要重新点燃，重新振作起来。世界各地的人民都需要维护他们参与建立新世界秩序的权利，新秩序的基础是和平、合作与协作，而不是竞争、胁迫和激烈的冲突。

全 文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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