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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小真与法国哲学 | 一段跨越四十年的爱与友谊的故事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先进辑刊 Author 张旭
杜小真教授
本文的部分段落曾刊于《中华读书报》2020年6月24日。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旭教授授权转载！
武汉封城之前，我去拜见我的老师杜小真教授。在杜老师家里从她手中接过一本新书《他者之镜》（北京出版社，2020）。疫情期间我将全部文字细读了两遍。我几乎能从那些文字上还原出杜老师的声音。杜老师在讲述这些故事时饱含着真挚的情感，充满了对那些法国哲学家的思想的敬重，对他们所坚守的哲学的生活方式的热爱，对他们的纯净的道德人格的推重。当我阅读这些随笔时，我的思绪往往会回忆起杜老师在各种讲课、报告、聚会中讲述那些故事时的场景，也会回忆起在北大四院外哲所跟随杜老师一字一句念书的日子——无论是夏日午后，还是冬日天寒，我们围坐在桌子前跟随老师研读哲学的那些日子充满了温馨和快乐。
杜老师这部“当代法国思想家随笔”《他者之镜》记述的都是她在各种机缘中与之有深切交往的那些法国哲学家们。这部随笔之中，首先要提到的就是三篇写萨特的纪念文章。萨特在八十年代中国风靡一时，杜老师就是他的《存在与虚无》的译者之一和审校者，而我的另一位老师王炜则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文集当然也少不了对萨特的好友加缪的评论，杜老师翻译的《西西弗神话》是八十年代最流行的一本西方哲学经典，它在文学界的影响甚至更大一些。就萨特与加缪两位二战前法国精神领袖的论战，杜老师认为，从后来来看，还是加缪是对的。甚至萨特与梅洛-庞蒂之间的冲突，现在看来也是梅洛-庞蒂的立场更为可取。这部随笔之中收录了两篇德里达的纪念文章，也有两篇福柯札记，其中一篇讨论福柯论马奈绘画的文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杜老师从萨特和加缪转向对福柯和德里达等人的译介，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她一直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福柯的生活方式进行辩护。杜老师将福柯那种特异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视为福柯的思想与生活一体的精华所在，在后来的一次纪念福柯的会上她说：“我想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主人公伊万的话作为结束：‘即使这座巨大的工厂会带来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但只要以孩子的一滴眼泪为代价，我也会拒绝’。这完全是一种人道主义。我想是否可以套用这句话来说，对于福柯，无论你的计划多么美好，无论你的理想多么高尚，但是只要个体的‘异’受到了一点权力的压迫，我也要反抗到底，而不是争取所谓的胜利。”杜老师主编了五十万字的国内第一本福柯文选《福柯集》（上海远东，1998），在她主编的《法国著名思想家评传丛书》中她请谢强和马月夫妇将埃里蓬的那本权威的福柯传记译成中文，又在她主编的《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中请谢强和马月翻译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杜老师也是国内最早介绍德里达的学者，她与德里达相识于九十年代，在给我们开设的法国哲学课上常讲德里达，她翻译了德里达的《声音与现象》（商务，1999），2001年德里达访问北大时她给德里达做翻译。除了福柯与德里达之外，杜老师特别敬佩三位淡泊名利的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利科和亨利，这部随笔之中就有两篇回忆利科的文字。他们三位没有福柯、德里达和德勒兹等这批六八哲学家的世界声望，但是他们都是法国哲学界独树一帜的思想大师。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杜老师在瑞士听列维纳斯的课，并写下了国内第一本研究列维纳斯的著作。1999年利科访问北大时杜老师给利科做翻译，并在巴黎南郊的白墙多次拜访过晚年的利科。德里达不幸于2004年生病去世，而列维纳斯早在1995年已去世，亨利于2002年去世，利科于2005年去世。这几位老朋友代表着法国哲学一个时代的辉煌，虽然他们的国际学术声誉都是在晚年才姗姗来迟。作为他们的晚辈，马里翁继承了他们的学术传统。我记得马里翁最早来中国是在2001年受杜老师邀请来北大讲座，从那时起就有跟杜老师做马里翁的博士了。
杜老师特别喜欢阿多的“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的讲法，不过，杜老师不是在古典哲学的意义上强调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是强调学问与人格的合一。法国哲学的独特魅力就在于它与人、人的生命和生活经验紧密相关，这种人文主义传统跟英美的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偏重于科学主义的传统迥异。真正对中国读书人产生深刻影响的，是这种将生命与哲学、学问与人格融合在一起的哲学，而不是那种纯粹知识化的专业化的哲学。因为对于抵挡我们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的浮躁来说，那种英美的科学主义取向和专业主义精神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像法国哲学这种人文主义的传统才能让我们重新找回生命和人道。法国哲学从没有将哲学与文学、宗教、艺术、政治等这些生命的经验领域相割裂，也没有远离对人的生存、生活、生命和生机的直接关切。杜老师特别喜欢法国哲学与文学性、艺术性和宗教的亲缘关系，离开这些哲学无疑会失去其自身赖以存在的人文关怀的激情。杜老师不仅喜欢萨特和加缪，而且也喜欢梅里美和雨果，喜欢十九世纪法国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尽管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人道主义已是明日黄花。杜老师特别推崇加缪、列维纳斯和利科等人身上那种人道主义精神，她还记得德里达对她亲口说过，他不是什么虚无主义者，他仍然相信启蒙理性。杜老师最早喜欢萨特的存在主义，不仅是从海德格尔或卡夫卡的角度去理解萨特，而且也深受萨特那句话感染：“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内最红的哲学家就是尼采、萨特和弗洛伊德了。那是一个迟到了半个世纪重新发现萨特的时代。早在八十年代初武汉大学陈修斋之子陈宣良等人就译出了《存在与虚无》的初稿，经过杜老师细致的整理校订，足足花了四年的时间才最终将这部大书译完。当时北大外哲所所长洪谦先生一直鼓励杜老师，要不畏人言，将萨特这部哲学经典尽快翻译出来。《存在与虚无》一九八六年三月在三联书店第一次出版，厚厚的一大本当年定价仅是5.10元。后来杜老师又写了《一个绝望者的希望: 萨特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成为萨特哲学在国内最早的介绍者和最重要的研究者。《存在与虚无》一书写于一九四二年前后，当时的法国正处于纳粹德国的占领之下，法国人民的抵抗运动在英国的支持下也正蓬勃兴起。萨特书中所说的虚无的自由的意义如果在法国抵抗运动的背景中就能理解得更为深入透彻了，正如从1927年前后魏玛共和国的精神状况更能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的“决断”和“向死而生”的意义一样。杜老师在随笔集中的《应该感谢他》（2005）一文中写道：“在这个对真理的兴趣大大小于对意义的兴趣的时代，纪念萨特诞生百年和逝世25周年，我们不是为了要纪念一种揭示真理的思想，一个绝对正确的人物，而是要回顾这种思想，这个人物在我们的历史中所制造的‘事件’、留给我们的思考、启迪和教诲，还有那与之联系的那么多的难忘的记忆。我还是要说，无论如何，萨特是值得纪念的人物，想到他，我们会心存感激：一如二战前后受创伤、迷惘的人们感激他的召唤，一如法国犹太人感激他的《论犹太人问题》，一如访问过中国的法国知名哲学家利科、马里翁、以及去年去世的德里达等感激他在精神上的重要影响。的确，他被视作最后一位有勇气想用自己的思想和精神改变人的观念、改变人与世界的面貌的哲学家，当然他的追求并没有成功。但无论在什么时候，知识分子似乎都难以逃脱‘责任’和‘社会关怀’的诱惑，难以拒绝这种‘勇气’。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还会常常想起萨特，想起他的《存在与虚无》的原因吧。”
萨特的“介入”哲学在那个时代具有一种反抗的实践意义，在哲学上，对于二十世纪法国哲学来说，也具有思想革命的意义，因为在萨特之前法国哲学一直充满着学院派的陈腐之气。杜老师指出：“萨特是一位哲学家，不过，他的最大成功，不是他的哲学理论，不是他要把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论结合起来的体系构建，哲学家的萨特的贡献在他的哲学之外。他把哲学置于哲学本身之外，置于大街、咖啡馆而不是大学之中；置于人民的历史而不是永恒的教诲之中；置于社会政治而不是个体意识的秘密之中；置于小说和戏剧而不是枯燥的专家的论著之中；置于介入的报刊而不是清谈的沙龙之中。国际哲学学院主办的杂志《笛卡尔街》的萨特专辑‘萨特反萨特’（2005年1月）的前言中特别指出：‘萨特为每个人开启了哲学的权利，在1950年到1970年间的许多年轻人，在世界各地并且在不同的领域，都获取了这种权利’。也就是说，萨特要把哲学移情于民众，使之趋向具体。所以，就是萨特在1943年战争发生根本转折时期发表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也往往被人视作与现实紧密联系的‘反附敌宣言’，‘自由本体论’。”杜老师引用德勒兹对萨特的一段评价来加以印证：“在解放时期，人们奇怪地踡缩在哲学史中。人们刚刚知道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3H），我们就像年轻的猎狗一样奔向一种比中世纪还要糟糕的经院哲学。幸运的是有了萨特，他是我们的外在，他真是后院里吹出的一股清风。”为此，我们仍应该感谢萨特。
实际上，该感谢萨特的还有列维纳斯。萨特曾在悼念他的老友梅洛-庞蒂的长篇文章《梅洛-庞蒂不死》（1961）中写道，他自己是通过列维纳斯的介绍才开始接触现象学的。萨特对列维纳斯在法国现象学运动中的地位的肯定，令列维纳斯非常感动，因此他对萨特毕生都保持着十分友好的感情。其实，他们早在二战前在马塞尔家中就相识了。杜老师认识列维纳斯时，列维纳斯已经处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了。九十年代初杜老师在瑞士留学时在列维纳斯的课堂上亲聆大师的讲课，这份经历一直令她念念不忘。一九九一年一月从瑞士弗里堡山中杜老师发给《读书》（1991）杂志一篇介绍列维纳斯的文章《勒维纳斯是谁？》。这是国内最早介绍列维纳斯的文章，后来她又将学习研究心得写成了《勒维纳斯》一书（香港三联，1994）。杜老师在《勒维纳斯是谁》中写道：“当萨特、梅洛-庞蒂、加谬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风靡法国时，勒维纳斯刚从德国集中营回到巴黎，他是书斋里的哲学家，默然无声，远离喧哗，埋头著书，精雕文章。五、六十年代，巴黎知识界那些声名显赫的学者、名流不断在各种社会、政治事件中露面，新潮人物与新潮思想蜂拥迭起，而此期间勒维纳斯在犹太教杰出学者苏沙尼的影响下，刻苦钻研犹太教法典塔木德及其它犹太教经典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与巴黎知识分子圈子是隔绝的，只留一只脚在里面，却几乎从无什么来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有人提起他的名字。虽然，他是最早把德国现象学介绍到法国的哲学家；虽然，他二十四岁时的著作《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意向性理论》被萨特发现时，萨特对现象学还茫然不知；虽然，他多年致力于把哲学与基督教、犹太教教义融合贯通，其深度与广度在同代学者中是绝无仅有的。”杜老师特别敬重列维纳斯大半个世纪甘于寂寞，淡泊声名，不辞辛劳，钻研施教，她更敬重列维纳斯毕生坚持“为他人的人道主义”的伦理立场。
出于同样的理由，杜老师也非常推崇利科。我还记得九十年代末跟杜老师在北大四院读利科自传时，听她经常谈起利科在一战中失去双亲、战俘营中翻译胡塞尔《大观念》、在六八学潮中被左派学生将废纸篓扣在头上、与夫人相守一生等生平经历，也会谈到利科一生做人干干净净，宽容谦和，能与各种学科和英美德法各大哲学传统进行思想对话的博学与胸襟，是一个坚守着“思想的城邦”的纯粹的学者……言犹在耳，历历在目。杜老师不仅给我们讲利科，而且还请她的老友北大法语系的刘自强教授翻译了蒙甘的《从文本到行动：利科传》（北大，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1999），请王文融教授翻译了利科的《时间与叙事卷二：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三联，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2003），后来又陪同利科1999年在北大做了两次成功的讲座，其中一次的讲座主题是“公正与报复”。利科晚年与列维纳斯一样，追求“为了他人”的公正和正义，但他不像列维纳斯和德里达那样极端，一味强调他者的优先性，而总是强调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反思平衡。利科的博学、对话精神和良好的平衡感，很容易被深受六八思想一代影响的年轻学生视为思想平庸，但杜老师也讲过，经历了那么多的动荡的历史和极端的时代，在这个世故的社会和学术名利场中，能够坚持那些看起来平常温和的善良之道，才是真正的智者，因为他的心中仍然对人性持有不未泯之爱与信念。
除了列维纳斯和利科之外，杜老师还是国内最早介绍米歇尔·亨利的人。亨利跟列维纳斯和利科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他们都是自甘寂寞、淡漠声名的纯粹学者，其学问与人格两者均值得敬佩。亨利本人更是在蒙彼利埃大学教书四十余载，远离巴黎才子们时尚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思潮，坚持自己的生命现象学沉思。其次，他们三人都是法国当代现象学传统的伟大的缔造者，除了萨特和梅洛-庞蒂之外，列维纳斯、利科和亨利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整个西方最有创造力的现象学家了。如果再算上他们的朋友和学生德里达和马里翁的话，这七个人可以说代表了法国现象学传统最重要的一条脉络。在《亨利和法国现象学》（2004）一文中杜老师指出过，在法国做现象学，有一支是梅洛-庞蒂留下的正统现象学派，而列维纳斯、利科、德里达、亨利、马里翁这些具有独创性的法国“新现象学”，形成了突破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的另一套路数，创造了诸多现象学的新的概念和新的研究领域。杜老师写道：“亨利是法国当代把现象学和笛卡尔传统联系起来的最优秀学者之一：‘我要提倡一种对笛卡尔的我思的现象学阅读’，他认为，‘对我思的现象学研究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唯一的可能。现象学应该确定唯一能够进入我思中被思考和应该被思考的内容的途径’。他认为上述二者都对内在性以及自我与内在性的独特联系极为重视。不过亨利的思想更为彻底，他更加注重生命的直接性的优先地位，把意向性置于认识的根源地位。在《精神分析的谱系》中，他把笛卡尔的生命内在性的思想推至更远，他认为这种内在性是‘任何信念和实在的所在’。”亨利虽然不像利科那样知识渊博，但是他将笛卡尔哲学、身体和生命现象学、基督教神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马克思的经济学、康定斯基的艺术、原始文化研究等领域以他的“生命现象学”全部贯通起来，堪称思想深刻，体系融贯。自从雅尼考提出法国的“现象学的神学转向”的命题以来，亨利就被视为这一转向最主要的推动者。亨利晚年通过基督教现象学三部曲《我就是真理》（1996）、《道成肉身》（2000）和《基督之道》（2002）进一步阐发了他的自我显现和自我感发的生命现象学原理：不是耶稣就是基督，而是基督就是耶稣。因此，杜老师认为，他的基督教现象学“最多只可能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而不是神学意义。他希求从一种没有视域、没有超越的现象学出发思考自我、世界、他人直至神圣”。在这方面，亨利与列维纳斯和利科仍然有许多相通之处。杜老师致力于介绍亨利的思想，她一直为与亨利失之交臂而遗憾不已。本来2001年北大现象学中心想组织一次国际现象学会议邀请了亨利，没想到亨利于次年就去世了。
杜老师除了关注萨特、梅洛-庞蒂、列维纳斯、利科、亨利、德里达和马里翁这些法国现象学家之外，还特别关注一位曾在法国哲学界闻名一时的亚洲现象学家，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同学好友——越南哲学家陈德草。杜老师将他音译成唐·迪克陶（Tran Duc Thao，1917-1993），他当年以第一名从巴黎的路易大帝中学和亨利第四中学考入巴黎高师，是高师的第一位亚裔学生，第二位是三十年之后的程抱一之女著名汉学家程艾蓝。陈德草的《现象学与辩证唯物论》（1951）在法国现象学界曾经留下浓重的一笔，但在该书出版的同一年他就返回河内参加革命接受思想改造了。他放弃了现象学、西方学术界和法国殖民主义者，后来出任越南国立大学历史系主任，成了越南独一无二的一位哲学家。杜老师在《他不应该被遗忘》（2000）中写道：“直到今天，谈到法国现象学运动，人们会很容易地说出《整体与无限》、《知觉现象学》、《存在与虚无》等书名和它们的作者的名字，但一部同样重要而且可能与法国现象学运动发展关系更加紧密的著作现在却鲜为人知。那就是迪克陶在1951年发表的著作《现象学和辨证唯物论》。1998年夏，笔者在巴黎见到法国当今著名哲学家德里达，曾提起过迪克陶的名字和他的这本书。德里达先生首先对现在有人（还是亚洲人）提到迪克陶感到意外。然后，他毫不掩饰地表示，他和他的许多从现象学开始哲学生涯的同代人都受到过迪克陶的《现象学和辨证唯物论》这部著作的影响。……笔者在1999年在巴黎与利科先生会面时也谈起了迪克陶，谈起了这次会面，利科先生也是对有人还记得迪克陶感到意外，在回忆他与迪克陶的会见时，我看到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的脸上露出了痛苦和无奈的神色。他说：‘我真想不到他会变成那个样子，我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太可怕了！’”看了2015年越南拍的纪录片《哲学家陈德草对世纪的反思》，其命运实在令人不胜唏嘘。一个在欧洲哲学界闯出名堂的亚洲哲学家，的确不应该被遗忘。
在法国现象学的谱系中，萨特通常被视为存在主义者，而德里达则被称作解构主义者。但是，从哲学的专业性来看，1967年之前的德里达在当时法国学界实际上是以现象学家而为人熟知的。德里达在1954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起源问题》，这本书直到1990年才出版，然后就是从符号和文字概念入手批判胡塞尔的观念论的《〈几何学起源〉导论》（1962），最后走向了1967年的《声音与现象》一书。《声音与现象》的主题是对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研究中“表述与含义”概念的分析，德里达抓住第一研究中的第8节“在孤独的心灵生活中的表述”引出的四重混乱，对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内在困境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声音与现象》中的“声音”指的就是胡塞尔的观念论的独白自语，而真正的语言“现象”是不可能归于内心独白的观念性或在场性的。由此可见，没有现象学的基础是不可能理解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起源的。对德里达的现象学，杜老师曾经在一篇论文《德里达和现象学》（2006）中深入探讨过，倪梁康、方向红、钱捷、张祥龙、蔡祥元、朱刚、郑辟瑞、尚杰等学者也都深入分析过德里达的现象学研究的得失优劣，这些研究纠正了文学批评领域中那种流行的谈论德里达极不专业的习气，有助于消除学界对德里达长久以来形成的刻板印象。杜老师翻译的《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导论》（商务，1999）既是解构主义的经典，也是德里达对文字或书写的现象学研究文献，它与《论文字学》中以索绪尔的符号学立论的方式相辅相成。
杜老师认为，德里达既是胡塞尔现象学的解构者，同时又以这种方式重新激活现象学并成为现象学传统的捍卫者和继承人。解构，当然不是一味怀疑、否定一切，恰恰相反，解构是一种深入文本与思想话语的内在解读方式。杜老师一直坚定地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辩护，反对那些谴责德里达的“达达主义的奇技淫巧”的不实指控，因为那些人大多是从不读德里达的文字的，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在随笔集中给格伦丁宁的书所写的后记中，杜老师写道：“格伦丁宁把‘剑桥现象’视作类似‘民主制雅典的法庭以腐蚀青年、不敬传统神祇的罪名对苏格拉底审判定罪’时的普遍心态。格伦丁宁教授的思考让我们想到，理解和评价一位学者的首要步骤是阅读他的‘文本’。”杜老师对德里达的敬佩不仅来自于她常年认真阅读他的文本，而且也来自于她与德里达十几年的相识。2001年德里达访问中国时，杜老师作为他的翻译陪着他辗转京沪两地，后来又翻译了德里达的长文《信仰与知识》（载于德里达等主编的《宗教》，商务，2006）。为什么杜老师会翻译德里达这篇长文呢？其实，杜老师对法国思想家的宗教思想的兴趣其来有自。
杜老师一直比较推崇“当代的帕斯卡尔”薇依，这位二十世纪法国最著名的女性思想家去世时年仅34岁，但留下了二十卷的著作。薇依在《重负与神恩》中写道：“《卡拉马佐夫》中的伊凡说：‘即使这座伟大的工厂会带来最不可思议的奇迹，只要以孩童的一滴眼泪为代价，我也会拒绝。’我完全赞同这种感情。不管别人能替我找到怎样的理由补偿孩子的一滴眼泪，都无法使我接受这滴眼泪。理性所能设想的任何理由都办不到。只有一种理由，但只有超自然的爱才可理解……”杜老师对薇依的感情至深，就是因为她那种对苦难的爱并为了他人的苦难而受苦的精神令她由衷地钦佩和敬仰，每次谈到薇依，她都会很感动。杜老师的老朋友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有一段话：“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薇依就是杜老师内心一直珍藏的那个人和那些事——她有纯洁心灵，心怀单纯的信仰和仁爱，又如此智慧，令人温暖也令人心生敬重。因此，杜老师那篇随笔《道德是一种创造，就象艺术品：阅读薇依的笔记数则》（2017）是整个随笔集中读来最令人感动的。杜老师写道：“西蒙娜·薇依确实太不一般了：她始终拒绝过中规中距的生活，拒绝去关注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事情：赡养和照顾自己的身体；发现爱情并且与其他人——比如丈夫、配偶、子女或朋友——的爱纠缠不清；拒绝从事尽可能获利、令人满足的工作；拒绝感受自己属于一个特殊的共同体或世界。她从来不会沉沦于平庸，不会跟随芸芸众生进入天主教、新教或犹太教的固定程序：这种精神使她不得不过一种‘孤独’的生活，从道德、精神、政治和文化的角度看，她永远独自行进，永远处于对灵魂与上帝相遇的期待之中。”杜老师这篇文字可能是她最珍视的一篇，它像是一面“他者之镜”，也能映照出杜老师的高洁的人格和深沉的情感。
二十世纪法国哲学是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从萨特、梅洛-庞蒂、波伏瓦、加缪、薇依到巴什拉、列维纳斯、利科、亨利，从拉康、阿尔都塞、布朗肖、巴塔耶到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马里翁，人杰辈出，群星璀璨。杜老师作为二十世纪法国哲学的介绍者、翻译者和捍卫者，她与众多的经典哲学家都有一段亲切的交往。可以说，作为国内当代法国哲学研究的开拓者，杜老师也是二十世纪法国哲学的辉煌时代的见证者。她毕生的理想就是希望她所钟爱的法国哲学有一天能在中国迎来一个黄金时代。从她1978年进入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所任教以来，她与法国哲学这段爱与友谊的故事已经持续了四十年。如果从1965年她去法国留学开始算起的话，这段情缘已经超过了整整半个世纪。这本《他者之镜》的随笔集收集了这个传奇经历中的一些印记，它也会成为我们这些法国哲学的后来的探险者继续前行的一份精神激励和思想向导。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张旭2020年4月于北京
杜小真教授简介
生于1946年，福建霞浦人，1959-1962年就读于北京实验中学初中，1962-1965年就读于北京女十二中高中，1965年中法建交后于1965年8月-1967年3月服从高教部公派赴法留学，1970年北京外语学校任法语教师，1978年任教北大外国哲学所三十余年至2009年退休，历任北大法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法国哲学协会首任会长（2005-2014年）暨名誉会长至今。主要著有《一个绝望者的希望 : 萨特引论》（上海人民，1988）、《自由与存在的重负：解读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山东人民，2003）、《勒维纳斯》（香港三联书店，1994）、《远去与归来：希腊与中国的对话》（人大，2004）；主要译有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三联，1987）和《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上海三联，1997）、萨特的《想象》（上海译文，2008）和《自我的超越性》（商务，2001）、德里达的《声音与现象》（商务，1999）和《宗教》（商务，2006）、韦尔南的《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三联，2001）、于连的《迂回与进入》（三联，1998）等，合译有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三联，1987）、薇依的《重负与神恩》（三联，1997）和《在期待之中》（三联，1997）以及《信仰与重负：韦伊传》（北大，1997）、巴什拉的《火的精神分析》（三联，1992）、《梦想的权利》（华东师大，2013）和《烛之火》（商务，2019）等，主编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利科北大讲演录》（北大，2000）、《德里达中国讲演录》（中央编译，2003）、《理解梅洛-庞蒂 : 梅洛-庞蒂在当代》（北大，2011）、《思考他者 : 围绕于连思想的对话》（北大，2011）、《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三联），《法国思想文化译丛》（商务），《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北大），《西方思想家评传丛书》（上海东方出版中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