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古希腊传记的嬗变》：回到传记的源头
古希腊传记的嬗变
[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 著
孙文栋 译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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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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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传记的嬗变》是莫米利亚诺“古典学三部曲”（《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古希腊传记的嬗变》《异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的第二部。
书中区分了三种类型的传记：公元前五世纪的“真实”传记、公元前四世纪的“虚构”传记，以及希腊化时代“虚实相间”的漫步学派传记。莫氏通过详尽而缜密的强大史料，考证塑造出“公元前五世纪传记”的“真实”形象，以此批判“前四世纪传记”和“漫步学派传记”的“虚构成分”。
传记的“虚构成分”本是传记作者思想的体现，莫米利亚诺试图通过史学考证的方法重新定义传记，体现了作者卓绝的努力和勇于突破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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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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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莫米利亚诺在berkeley做讲座时提供的照片
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1908—1987），西方20世纪古代史及古代史学史名家。1908年出生于意大利，二十年代加入都灵大学学习西方古代史，28岁成为教授。1938年莫米利亚诺因犹太人出身避难英国，留居伦敦国王学院任教直到1987年去世。莫米利亚诺是欧洲大陆古代史专业的代表人物，由于其后半生的经历而使其学术成果在英美国家广为传播，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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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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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增补版说明
序言
缩写说明
导论 传记之模糊不清的地位
第一章 当代的古典传记理论
第二章 公元前5世纪的传记和自传？
第三章 公元前4世纪
第四章 从亚里士多德到罗马人
结语
附录 再思希腊传记
参考书目
文献索引
人名索引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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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文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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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关于公元前5世纪的证据非常之少，我们还是能依稀看出最早的希腊传记与自传出现在公元前500到前480年这个时间段内，是与谱系志和地理志等著作同时出现的。
公元前5世纪智识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研究分支：史学。史学暗示着一种尝试，要在使用理性原则对史料加以批判的基础上，赋予关于遥远和晚近事件的知识以一种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现某些事项信息比其他的更好。原因的观念被系统带入人类事件之中，成为对它们进行解释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有三种元素推动了史学新观念产生：对传统神话和谱系志的怀疑，对异族土地和政治制度的好奇，以及对——无论是不是同一个民族的——人类类型多样性的兴趣。但是给予史学研究以别样风格并促使其成熟的，是谱系志和游记地位的不断降低，让位于对政治和军事事件——尤其是晚近发生的希腊政治和军事事件——的批判式记叙。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无疑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翘楚，他们的声望遮挡了其他一切公元前5世纪针对人类的调查研究的光辉。对地方史、政治制度、风俗和语言的研究都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但是都没有对政治历史的研究那样有名，那样有影响。
点击进入：《论希罗多德》
我认为传记是公元前5世纪史学新兴趣中那些相对不引人注意的新产品之一，之所以不引人注意不是因为后继乏力，而是当时的成果不多。我们对那个世纪的传记写作所知甚少，但是粗略来说可以归为三类。
第一是对显赫的同代人的记叙，这一类记叙可能部分具有自传的性质。其次是对过去文学人物的研究，有些时候它纯粹是为了满足个人好奇心，还有些时候它与对诗歌或智慧之性质的研究联系在一起。最后是一种尝试，要把神话英雄的生平按照某种顺序组织起来。我们不知道希腊人的这种发展是不是得益于他们的东方邻居。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希腊史学最早是在波斯人占领的区域中发展起来的。有一些证据表明希腊人很了解东方故事。
公元前4世纪的哲学和修辞学派发展了谈论个人的艺术——包括最重要的个人，即自己。修辞学家创造出了关于个人的颂词散文。哲学家们则发展出关于哲学家和国王的理想传记。修辞学家和哲学家都使用辩护词和书信来描述一个人的特征。这一发展充满了模糊性。修辞学家与哲学家一样，随意地混合使用真实与虚构。柏拉图对历史事实的关注并不比伊索克拉底更多。即便像色诺芬这样接受过哲学家教育的历史学家，在写作颂词和理想传记的时候也会忘记真相。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模糊性或者说受其启发，关于个人生活的探究在公元前4世纪取得了极大进展。它覆盖了新领域。对个人特征的总结、描绘相貌的艺术、对人类动机的研究，都变得更加精细了。
这一未成年时期极其关键而且重要。色诺芬在《长征记》中描绘了将军们的形象。泰奥庞普斯认识到个人的重要性，在《腓力战记》中把一个人置于史书叙事的中心。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学家们效仿了他的榜样，但是传记与史学并没有融合。
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仔细收集个人生平的真实事实对构建他自己的哲学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对他的诗学、伦理学和政治学尤其有用。他让自己的弟子们研究史学。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自己从没写过传记，但是他尝试过写作逸闻趣事。除了个性叛逆的阿里托塞诺之外，漫步学派是否写作过完全形态的传记还有争议。阿里托塞诺加入漫步学派之前师从毕达哥拉斯学派，他在传记写作方面受益于毕达哥拉斯学派多少，这是另一个谜团，但他似乎是赋予传记新样式的第一人。我们所谓的希腊化传记具有鲜明的博学特征，具有学术激情，追求细节真实，满是闲言碎语，这些看上去都是阿里托塞诺自己的创造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很明显它更加适合希腊化时代新兴的对细节、博学和优雅闲谈的关注。修辞家和传记作家依然在写辩护词和颂词。但是这种已经被称为bios［传记］的东西已是一种独立的、略带幽默的对事件和个人性格的观点陈述了。如果所关注的个人乃是一位国王或政治家，传记就依然与政治史关系紧密。此外，传记既描述哲学家、诗人或艺术家的个人性格，也关注这些人所属学派的特征。
自传不能简单地与博学混为一谈。看上去希腊化时代的国王和政治家们把写作自传当成了一项特权，一种自我证明与辩护的工具。出于同样原因，罗马政治人物在公元前2世纪从希腊人那里借来了自传。罗马统治阶级过去为他们自己的祖先撰写颂歌，现在开始兴高采烈地撰写自传。传记到达罗马的时间似乎要晚一些，在公元前1世纪。它在奈波斯和瓦罗手中变成了一种把罗马与希腊和其他异族进行比较的方式。这就造就了一种世界公民。
《凯撒之死》皮洛蒂，1865
希腊与罗马文明的碰撞增长了对传记的兴趣。如此之多的传记材料，包括希腊的与罗马的，从罗马帝国时代保存下来，我认为这绝非偶然。闲言碎语、无甚价值的博学知识等元素依然在帝国时代的传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从整体上我们感受到一种新的氛围。传记作家们在生者与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意义重大的联系。贤者、殉道者、圣徒们开始成为传记的主角，而不再仅仅是国王、哲学家、作家。
希腊人和罗马人认识到，撰写一个人的传记与撰写史书并不是一回事。也许我们能更进一步。也许我们能把传记一点不剩地吸收到史书中去。但是我们不能太着急。通过把传记与史书相分离，希腊和罗马人能够欣赏是什么构成了一位诗人、一位哲学家、一位殉道者、一位圣徒。他们同样能够欣赏国王或政治家所具有的人性。那个形象模糊的人物，卡利安达的斯齐拉克，印度海岸的探险者，第一位传记作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难题。
节选自《古希腊传记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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