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上市丨《论古今学问》：古今学问之争，也是古今政制优劣之争

《论古今学问：坦普尔文集》

[英]威廉·坦普尔（ William Temple）著

李春长 译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

我们一直以为，发生于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古今之争”是一场涉及文艺问题的论战。

在坦普尔看来，厚今薄古派的内在冲动是文艺复兴以来两百多年欧洲新兴王国的崛起，因此，他反对欧洲新兴王国的政制建设摆脱古典传统和古典德性的规制。他在《论古今学问》中说，西欧的日耳曼诸王国仅仅在近两百年才开始出现自己的学问，与古希腊罗马学问相比，更不用说与东方其他古老文明国度的学问相比，只能算是学问上的幼儿。

本书收入坦普尔爵士作品七篇，并附其生平文字一篇，展现了历史上的英格兰陷入政制动荡之时，关心国家命运与精神品质走向的智识人如何思考。

作者&译者

Sir William Temple

detail of a painting attributed to Peter Lely

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出身于伦敦的英国文人、资深政治家，洛克的同时代人，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作者）的老师，十七岁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其时英国政治动荡，坦普尔爵士十九岁时离开英国，广泛游历欧洲，后寓居爱尔兰，拒任篡位者克伦威尔朝中职务。

王政复辟后，坦普尔爵士当选爱尔兰国会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长期作为英国大使与欧洲多国斡旋，缔结和平或战争的盟约。

后来也许是厌倦了英国自伊丽莎白王朝以来所有政策都频频发生变动，即便在大使职位上勤勉敬业多年奔走，却未能如愿为国家做出最大的贡献，诸多挫败之后，坦普尔爵士最终向英王提出请求，希望像英国其他良民一样度过余生，再不问政事。坦普尔爵士从此蛰居于自己的庄园，纵情于阅读和写作更兼园艺，时迎贤哲与贵人来访，并与英王及后来的詹姆士二世保持着长期的世外之谊，直至去世。

退休后的坦普尔爵士开始关注法国知识界爆发的“古今之争”，并于1690年在伦敦发表了《论古今学问》（写于1689年）一文，对学界的厚今薄古派发起攻击，引发了伦敦的“古今之争”。

李春长，文学博士（中山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和翻译，在美国诗人庞德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创新。曾在《外国文学》、《中山大学学报》《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江西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几篇；翻译《论古人的智慧》（2006）、《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2015）等3 部，译文十余篇，总计70余万字；出版专著《庞德乌托邦思想研究》（2015）；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项目“庞德《诗章》的主题思想研究”（08CWW002）与江西省社科项目“英国中世纪诗歌溯源与影响研究”（08WX60）等课题。目前主持国家社科项目“斯威夫特与古今之争研究”（16BWW051）及两项省级教改课题。

目录

编者前言（刘小枫）

论统治的起源和本质

论民众的不满

论古今学问

伊壁鸠鲁的园子

论英雄德性

论 诗

为《论古今学问》辩

附录：坦普尔爵士的生平和品格

内文试读

编者前言

作者刘小枫

施特劳斯说，谁“尝试解决那些最为重要而且永远重要的政治争议”，谁才算得上“政治哲人”。在说到“古典政治哲人和当今政治科学家之间的区别”时，施特劳斯以坦普尔爵士为例，以说明何谓古典式的政治哲人。

威廉·坦普尔

十七世纪的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与洛克是同时代人，他从小喜欢文学，早年在文法学校修习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文学，后来就读剑桥学院，师从当时著名的柏拉图主义者卡德渥什（Ralph Cudworth）。起初坦普尔是个文人，写随笔和小说。王政复辟之后，坦普尔开始了自己在爱尔兰议会的政治生涯，长期出任外交官。从政期间的坦普尔不忘情于文学，大量阅读古书，尤其喜欢东方秘学。

52岁那年（1680年），坦普尔突然退休，重新回到自己喜爱的以阅读和写作为主的生活方式。不过，坦普尔虽然热爱古典，却并非在古代文史方面深有造诣的古典学者，古希腊语也学得并不好，主要通过英译本和拉丁语译本阅读古希腊经典，而且并不排斥现代新知识。

退休后的坦普尔开始关注法国知识界爆发的“古今之争”，并在1689年写下《论古今学问》一文，对崇今派发起攻击。《论古今学问》在论及古代学问时具有广阔的视野，不仅涉及西方古典学问，也涉及近东和远东的古典学问。在坦普尔看来，凭靠新的自然科学成就摈弃古典遗产，实属目光短浅，毕竟，新的自然知识更多具有的是实用性，只会引导人们追求实际利益——更重要的是，今人若抛弃古人就会丧失眼界的高度。

培根曾把今人比作“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因为今人既可以利用古人的知识，也可以利用现代的知识。似乎今人即便是侏儒，由于站在了巨人肩上，眼界就比巨人宽广。

坦普尔则说：我们若是侏儒，即使站在巨人的肩上仍然是侏儒；我们若是天生短视，或对周围情况不像巨人那么了解，或由于胆小和迟钝在高处感到晕眩，我们就是站在巨人的肩上，也比巨人看到得少。（《论古今学问》，页18-19）

坦普尔在《论古今学问》中把矛头主要对准法国崇今派的代表人物丰特奈尔，他说：

我们可以声称我们的知识在哪些方面超越了前人呢？在过去的一千五百年内，除了笛卡尔和霍布斯之外，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哲人能够具有这么崇高的地位。对于笛卡尔和霍布斯，我在这里不做评判。我仅仅要说，按照当今学者的意见，他们两人绝没能掩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和其他古人的光辉。在文法或修辞上，尚没人质疑古人的成就；就我所知，在诗歌方面基本也是一样，只有我上文提到的那位新近的法国作家（指丰特奈尔）提出了不同意见。我认为，反驳他的最有力证据莫过于他自己的诗歌和论文合集了。（《论古今学问》，页25）

丰特奈尔

坦普尔在这里将霍布斯与笛卡尔相提并论，让今天的我们感到有些奇怪，毕竟，霍布斯并非为崇今派提供武器的人物，而是为正在出现的新政制提供武器的人物，尽管他在《利维坦》中的确公然挑战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事实上，在迄今为止讨论古今之争的文献中，霍布斯很少被提及。

其实，坦普尔将霍布斯与笛卡尔相提并论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作为现代自由主义政治观念的公认鼻祖，霍布斯的新政制观得到笛卡尔的新哲学观的支撑是一个理论事实。在坦普尔看来，新哲学观与新政制观的合流是欧洲自古代晚期以来最重要的事件——尽管这种合流是历史的偶然。坦普尔敏锐地意识到，时下的古今之争绝不仅是古今学问优劣之争，也是古今政制优劣之争。我们甚至可以说，坦普尔明确意识到，时下的古今之争与英国正在发生的政制大变革有关。

1688年，支持议会的辉格党人与部分托利党人发动宫廷政变，废黜詹姆斯二世，邀请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和时任荷兰奥兰治执政的女婿威廉回国执政；次年，议会颁布《权利法案》确立议会式君主立宪制，剥夺了君主的主权，史称现代民主政制的先驱。正是在这一年，坦普尔写下了《论古今学问》。坦普尔清楚知道，“古今之争”其实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开始了。

光荣革命插画

在坦普尔眼里，英格兰所经历的共和革命和随后的“光荣革命”，都与崇今派的兴起有关。坦普尔既非哲学家也非书斋学者，而是有长期政治实践经验的政治家，其经历与马基雅维利有些相似：早年受人文主义教育，然后从政，退出政坛后从事写作长达十八年。坦普尔意识到英国的政制变革与看似同政治不相干的学问论争有着内在关联，并不奇怪。

在巴黎，布瓦洛与佩罗的论争主要引向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文学成就而言，今人是否不能超越古人，是否一定得模仿古人。与此不同，在伦敦，坦普尔的《论古今学问》虽然也提到作诗，但明显更关心古今之争与政治制度乃至文明形态的关系。《论古今学问》一开始就说，写作自古分两类，要么为了“娱乐”（entertainment），要么为了“训导”（instruction），读书人的才智和学识为此各显神通。

然而，在坦普尔眼里，如今这两类写作都算不得什么。因为，读书人如今面临一个古人也从未论及的问题，即“一些国家不同的宗教法律的宪制和统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争论”（《论古今学问》，页2）。这话听起来真有张之洞当年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味道。事实上，《论古今学问》的基本特征是：通篇把学问的品质问题与政治制度的优劣问题联系起来。做学问虽然是学人个人的事情，但在坦普尔看来，学问本身与政治制度的关系非常密切，而政治制度又与文明传统联系在一起。

然而，我怀疑，造就卓越的才智和知识如同造就世上的权力和帝国一样，可能终究只能依赖某些个人纯粹的精神力量或天赋，而非从他们那里承传的力量，无论这种力量通过承传增强了多少；这样卓越的才智和知识可能只能自然天成，而不能通过技艺来提升。（《论古今学问》，页16）

《论古今学问》的中心主题其实是古今政制比较，由于坦普尔笔下的古代政制也包括东方甚至中国的古代政制，在今天看来，这篇论说文堪称两种“普世”政制原理的首次对决：古老的“普世”政制原理与如今被称之为“普世价值”的民主政制原理的对决。

这篇论说文足以纠正西方学界长期流行的关于十七世纪末“古今之争”的错误说法，提醒我们应该认识到：第一，“古今之争”并非首先发生在巴黎；第二，“古今之争”并非仅仅关涉文学艺术，甚至也并非仅仅关涉广义的学问，而是更关涉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优劣。

《论古今学问》在1793年被译成法文，激发了巴黎的布瓦洛和拉辛（Racine）对佩罗开战。另一方面，佩罗的《古人与今人对比》也被译成英文，激发了伦敦的崇今派对坦普尔开战：巴黎和伦敦两个战场由此连成一片。1694年，年轻的伦敦古典学家沃顿（William Wotton，1666—1727）出版了一部近四百页的大著，题为《关于古今学问的反思》（Reflections 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反驳坦普尔的《论古今学问》这篇短论，使得论争骤然升级。

沃顿出生于学者世家，据说从小是个神童。他父亲热衷搞新式教育实验，在父亲精心培育下，沃顿六岁就能用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三种古典语文阅读，上剑桥大学时还未满十岁，年纪轻轻就才学出众——1687年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时年仅21岁，发表大著《关于古今学问的反思》时才28岁。随后，皇家图书馆馆长本特利（Richard Bentley，1662—1742）出面声援沃顿。他虽然不是沃顿那样的神童，却也在24岁那年就以六种《圣经》古本汇编会注闻名学坛。

本特利

1693年年底，本特利出任皇家图书馆馆长。论战爆发后，他以古典学权威学者的身份写了《论法拉里斯书简》（A Dissertation upon the Epistles of Phalaris）一文，让沃顿在1697年重版《关于古今学问的反思》时用作附录。

这篇文章满篇古书引文和古注（Scholia），以新派证伪考据法论证古罗马时期的《法拉里斯书简》和古希腊晚期的《伊索寓言》都是伪作，因为坦普尔在《论古今学问》中曾写道：

还有一点可以断定古人更伟大，即我们现有的古籍在各自的类别中仍然是最佳的。在那些世俗作家的作品当中，我所知道的两部最古老的散文作品是《伊索寓言》和《法拉里斯信札》。伊索、法拉里斯（Phalaris）、居鲁士（Cyrus）和毕达哥拉斯基本是同时代人。人们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认为，伊索是最伟大的寓言作家，其他寓言都是在模仿他的原创；同理，我认为，《法拉里斯信札》比我读过的其他同类的古今作品更独特、更灵气、更充满智慧和创造力。（《论古今学问》，页34-35）

伊索

伊索是古希腊文史中的传说人物，希罗多德最早在《原史》中提到过他，随后的阿里斯托芬和柏拉图作品也都提到过他，但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难以断定。今本《伊索寓言》的成书年代很晚，最早也在希腊化时期。法拉里斯（约公元前570—约前549年）则是古希腊罗马典籍中有明文记载的西西里地区阿克拉伽斯（Acragas）城邦的僭主，他推翻当地贵族的统治后试图将城邦扩张为一个帝国，但施行统治十六年后被推翻。法拉里斯在古书中被用作残暴统治者的代名词，古代晚期的希腊语作家路吉阿诺斯曾撰文为他恢复名誉。

公元4至5世纪时，出现了托名法拉里斯的书简集（共148封），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被译成拉丁文后一路走红，成为人文主义教育的通识读本之一（1695年，伦敦还出现了拉丁语新译本Phalaridis Agrigentinorum Tyranni Epistolae）。坦普尔欠缺古典文史知识，或一时笔误也说不定，总之，他把《伊索寓言》和《法拉里斯信札》称为“最老的书籍”（the oldest books），以此作为“推崇古人”的证据，显然漏了大怯。

本特利很容易就指出，所谓《法拉里斯信札》是伪作。他花了一番功夫来证明，传世的《伊索寓言》有一半系晚于伊索数百年的后人伪造，另一半篇幅也比以往认为的更为晚出，甚至是所有古代作品中最晚近的。本特利并非单纯的新锐古典学家，与奥比纳克神父一样，他不仅是王室附属教堂牧师，也是“牛顿式”神学家，非常崇拜洛克和牛顿，铁杆的新科学理性派，因此主动为沃顿提供弹药。

《伊索寓言》

沃顿借本特利打击崇古派的做法与佩罗依傍奥比纳克神父的做法如出一辙，这就是以新派考据法论证古典作品是伪作来贬低古典作品。让今天的我们得以开眼界的是：坦普尔并非古典学者，却热爱古典，《论古今学问》开篇第一句话是，“谁要是浸淫于古书，就很难会喜欢上新书”（页2）。

相反，沃顿和本特利是古典学家，整天浸淫于古书，却并不热爱古书，古书在他们手上不过是一件技术活儿的对象。然而，恰恰是这些人史称西方现代古典学的创始人。他们印证了后来尼采的一个说法：搞古典未必等于真正敬重和热爱古典。如今的我们也很容易看到，好些研究西方古代文史甚至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古典学者，其实是破碎古典的急先锋。崇古与崇今的区分不在于是否受过古学训练或从事古典研究，而在于对古学或古人的态度——是否热爱古典得看心性，而非看专业。

针对沃顿和本特利的攻击，坦普尔写了《对〈论古今学问〉的评论的若干思考》予以回击。对坦普尔来说，古书即便是后人的托名之作，那也是古人在托名写作，而非现代人在写作。即便今本伊索寓言多是古罗马时期的斐德若的托名之作，也是古人的伪托。关于寓言的性质和写作，在随后的古今之争中也成了热门话题之一，而且上升到哲学高度。

如今的古典学家即便能证明某部古书是古代的伪作，也不能证明他们在心性和灵魂品质上比古人高。坦普尔化用拉辛的诗句直接挖苦丰特奈尔和佩罗：柏拉图、西塞罗、维吉尔等举世敬重的伟大作家的文字一旦经过他们解释就都看起来傻傻的，不过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低劣灵魂强加给古代的高贵灵魂，以至于古代作家看起来就跟他们一样似的。

1690年11月，坦普尔出版了文集《杂篇二编》（Miscellanea，The Second Part），共收四篇论说文，分别题为：《论古今学问》《论伊壁鸠鲁的园子》《论英雄德性》和《论诗》。1692年出第三版时，坦普尔对《论古今学问》一文作了修订，次年重印，并被译成法文。坦普尔去世后，《杂篇二编》被收入四卷本《文集》（Works of Sir William Temple，London，1814）卷三和《全集》（The Complete Works，New York，1898）卷三（今人讨论该文时通常引用后者）。

眼下这部文集选译了七篇坦普尔的文章。《论统治的起源和本质》（作于1672年）、《论民众的不满》《伊壁鸠鲁的园子》和《论英雄德性》以及《为〈论古今学问〉辩》选自《坦普尔文集》卷三（The Works of Sir William Temple, London: S.Hamilton, Weybridge, 1814）。《论古今学问》和《论诗》也出自《坦普尔文集》卷三，但文本依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E.Spingarn的编辑校勘本：Sir William Temple’s Essays on Ancient & Modern Learning and on Poet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9 / 2013。

附录收录了一篇坦普尔的同时代人写的《坦普尔爵士的生平与品格》（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Sir William Temple,London:B.Motte, 1728）。坦普尔爵士的妹妹吉法德（Martha Giffard）早年丧夫，与坦普尔一家一起生活多年，她为这篇传略文提供了4页（原文页19－22）内容。

延伸阅读

《论古今学问：坦普尔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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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威廉·坦普尔 著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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