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教授,颇具影响力的“加州学派”代表人物,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曾经出版过《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从中心到边缘: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与经济》等关于中国的重要著作。

在那些涉足历史的发展经济学家(而不是那些像我这样涉足发展经济学的历史学家)中,近来有相当多关于什么是所谓“财富逆转” (reversal of fortunes)的争论。一方认为,世界上许多曾经相对富裕的地区已变得贫穷,这是因为某些方面的成功导致了后来变成了重大不利因素的某些结果和制度形态。相反的立场认为: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往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累积起来的;如果人们认识到根除某种行为方式是符合其利益的,那么几乎不存在哪种行为方式根深蒂固到不能根除;并且,尽管存在某些暂时的异常现象,但那些目前相对富裕的地方往往会在一个长的时间内一直成为相对富裕的地方。中国的发展最后会符合其中哪一种立场,取决于你如何定义你的时间和空间单位——这可能意味着构造这场辩论的方式出了问题。

直到工业革命时,从上海往南的中国沿海地区很可能是全球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在1770年人口达到3100万)的生活水准大概与18世纪中期的英国和荷兰相当。其农业尤其多产——不仅每英亩的产量高,还有每个劳动日的产量也高;其广大的手工业(尤其是纺织业)所获得的收益可与其他任何地方的纺织工人的收益相媲美,并且至少它的某些市场整合得特别好。

这种相对繁荣是与大规模的跨区域贸易密切相关的。长三角地区用工业制成品换取产自中国北方、长江中上游或者其他一些内陆地区的原棉、大米、木材和其他一些初级产品。这里几乎没有重工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缺乏能源资源:木材、煤泥炭、甚至于水力(因为地势平坦)。这里也缺乏大多数的金属矿产。大多数的工业是乡村工业,这在1800年之前非常常见。

但在另一方面,无论如何,亚欧大陆两端的两个地区的差异在增大。

自16世纪以来,欧洲在农业和工业中的农村劳动力的比例在不断增长,他们都是无产者——即没有财产而依靠出卖劳动赚取工资的自由民。根据一项计算,到1800年,他们构成了欧洲的三分之二的劳动力;虽然根据更加严格的定义来计算的话,会得到相对较低的数据(尤其是在东欧,作为义务劳动的回报,很多人仍然拥有一些土地的使用权),但他们在先进的英格兰和荷兰的确占据主导地位。而且,这些国家的大多数无产者从事农业或者其他行业,但是不是两个行业都从事;在英格兰和荷兰,农业劳动、非技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在市场上已经分离开来,虽然当时它们在空间上也会有重叠。

然而,在18世纪的中国(以及在日本,其原因不同),无产者在农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10%。在比较贫穷的地区,大多数的农民是小佃农;在比较富裕的地区,租赁是广泛存在的情况,但是大多数的租户都拥有很大的耕种自主权,这本身也是某种所有权。在获得了使用权后,这些租户,而不是真正的土地拥有者,做了很多提升地力的投资。他们还在如下方面与那些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的人类似,即他们的所得更加接近于他们的平均产出,而不是边际产出(marginal product):初步估计显示,在18世纪中期和20世纪早期,长江下游获得稳定土地使用权的租户的收入是没有土地的劳动者的2.5—3倍。

中国政府需要一个无需借助地方巨头可以对其进行收税和征用的小农阶级,所以它支持这些制度安排。这些安排因为无产者中的低出生率进一步稳定下来。(与之相对照,欧洲无产者的出生率特别高。)因为一些家庭(不只是穷人)实行性别选择性杀婴行为,而一少部分男性既有妻子也有妾,所以,最贫穷的男人很少能结婚。因此在每一代人当中,一些不幸的小佃农和租户落入无产阶级行列———就像人们在竞争性经济中会预期到的那样———但是无产者的人数并没有增加。(在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农村,相对而言又没有多少人完全与生产资料分离,这使人回想到德川时期日本的某些方面,尽管在这两个国家产生这些结果的制度非常不同。

由于不生育小孩,无产者只有一张嘴需要养活,且能依靠他们挣得的佃户收入的一小部分勉强过活。在某种意义上,无产阶级人数的不增长有助于复制和稳定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些“光棍”——一个既让人想起他们没有后代(“支脉”)也让人想起其可能的性挫折(sexual frustration)的昵称——本身是不稳定的一个深刻根源: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常常没有稳定的家和群体可联系,被认为是危险的,在土匪、叛乱分子和参与犯罪活动的那些人那里被极度地过度代表(over-represent)了(或者成为替罪羊)。

在某种程度上,佃户的有利地位(尤其在中国的南方)以及雇佣劳动的边缘性可能反映了水稻耕种的特性。因为精耕细作对产量有着巨大影响,使耕种者与产量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比那些没有这种利益关系的体制(包括强制劳动或自由雇佣劳动)更可取。但是仅水稻耕种不足以决定这些制度效果。孟加拉拥有相对富足的土地,其各条河流比长江拐的弯更多,发的洪水也更多,孟加拉的富裕阶层常常需要在不同年份吸引耕种者到不同的土地上去劳作。因此,他们只给予一年期租金以优惠利率,而不是长期的租金;此外,这导致佃户对于任何特定的小块土地的权利更加薄弱,也导致较大的流动性、较低水平的固定投资。

中国城市的非技术工人的收入并不比农业工人高多少,而远远低于固定佃户和小农的收入。因此,大多数人没有理由涌入城市,除非有比非技术劳动更好的工作在等待他们。因为大多数的人没有这样的期盼,城市化水平还是很低。大量的剩余农产品养活了那些深深扎根在农村家庭中的农村工业的生产者。个体劳动者不断专业化(从理论上讲,是男耕女织),但是家庭会整合不同的收入来源以缓冲市场波动的风险。政府也支持这一点:多元化的收入来源会减少拖欠税款的情况,以家庭为基础的商业化手工业使妇女在不会折损女人的名声的条件下有了收入,而那些拥有某些土地使用权的农户与社会秩序休戚相关。官员们经常会努力帮助那些较贫困的地区效仿以长江三角洲为典型的农业和农村工业(特别是纺织业)相联合的模式。同样一系列的因素会导致人口迁移。尽管中国各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异非常大——在1750年前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均收入可能超出整个帝国人均收入大约50%,但是实际工资却不是这样。所以,除非你能够支付起在你长期定居地获得稳定的土地租赁所需的大笔租金(甚至是购买土地所需的更大数目的金钱),否则你涌入长江三角洲或珠江三角洲地区将会所获甚少——绝大多数来自较贫困地区的穷人也不会这样做。对他们而言,边远地区提供了更好的机会:虽然人均收入相对较低,但艰苦的劳作会使你得到任何一块你清整过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强势的耕作权。这就解释了另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整个帝国后期,净移民(netmigration)大大地远离中国最富有的地区。这种格局反过来维持而不是消弱了地区间的经济差距。

富裕地区上缴更高的税收。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上缴的税收远远超过其他地区,但是地方精英(他们受到松散的监督)提供了大多数的公共产品。从长江三角洲地区获取的剩余收益流向其他地区,帮助支撑那些生态环境更脆弱的地区的家庭农业(以及儒家道德)得以存在下来的条件。这些措施包括为半干旱的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打井提供补助,为治理中国北方的主要江河提供资金(并期望南方的各社团自行处理这一问题),在贫困地区建立应急储备粮仓,推广适应贫瘠土壤的新作物,等等。这些所涉及的成本按18世纪的标准来说是非常大的,并且都由南方和东部的富裕地区承担。因此,跨区域转移支付将中国的部分剩余收入导向了维持外围地区的稳定,而不是核心地区的资本累积和可能的转型——这一趋势因前面所讨论的其他特点(如核心地区缺少能源资源)而增强。

然而,从总体上看,这一经济是充满活力的,但是并没有转向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长江三角洲的手工业与西方的手工业相比,在技术革新上并没有取得优势地位,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西方的主体工业日益集中在专门的区域,并且其雇员逐渐由很大程度上已经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的全职工人组成,人们预料到这两方面的条件能比中国所拥有的条件更能促进技术创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所处的位置对于转向能源密集型生产而言也是非常不利的;当地的能源供应是有限的,引入更大数量的能源所面临的障碍是很大的,我在别处已论证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沿海的能源的相对价格就突出的高,使得人们不可能主要通过更多使用能源来发现更具效率的生产方式。例如,在18世纪早期的广州,淀粉中含有的基本卡路里成本相当于伦敦的19%,物价消费指数总量是伦敦水平的29%,工资则是伦敦水平的27%。但木炭成本却是伦敦价格的528%。此外,在近代化学发展之前,跟农业相比,任何类型的工业都更容易提高生产力(尤其是在很容易获得廉价能源的情况下)。每一块土地都有其独特性,采纳那些在其他土地上奏效的技术是一件反复试验的事情。而且,由于杂草、臭虫还有其他害虫不断地变种,农业必须与因为缺乏技术创新而生产率下降这一不间断的趋势进行斗争,这一趋势在工业中并不存在相似的情形。因此,英国在19世纪的快速发展并不只是因为特定产业生产力的提高,而是因为能够较少把重点放到生产力提高极其困难的产业,如农业、林业。但是这种转变需要能够(通过清整更多的土地)轻松地扩大其农业生产的贸易伙伴,或者是拥有以煤取代木材的能力。长江三角洲地区缺乏这后一种机会,而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到18世纪中国进口农产品的机会是萎缩而不是增长了。

到了18世纪末,上面所勾画的这一体系停滞不前,在整个19世纪,这一体系被拆散。内地人口的增长降低了粮食、木材和其他物资的供给数量,这些地区正是为沿海地区供应这些物资的;这些地区也发展了它们自己的手工业,同时也减少了它们对制造品的进口。这击中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要害,到1840年,平均买一块布的价钱所买到的米是1750年的一半,而且贸易量还可能在萎缩。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确发现了某些正在增长的市场,大部分在满洲和东南亚,并更加集中关注一些其他地区还没有形成强竞争力的高端市场。而且,长江三角洲的人口在1750年到1850年间已经停止增长,而中国的总人口却增长了一倍。因此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可能并没有大幅下降,却也停滞不前。

这使得资助其他地区的负担日益变得沉重。同时,那些较贫穷地区的人口增长使生态的稳定日益面临挑战:治理黄河的费用(从1820年到1850年,它已经占清朝总开支的10%到20%)突飞猛涨就是突出例子,但也还有其他的例子。到19世纪中期,内陆未开发的边缘地区越来越少(除了满洲,清朝试图保持其封闭状态,以便它可以保留半游牧的“传统”满族生活方式),所以那些寻找新土地的人往往会沿着山坡进一步向上开发,开垦湖泊边缘的土地,以及在其他地方插上占用的标签,这增加了发生环境灾害的风险。这些问题加上西方入侵以及其他不幸使得这一体制超过了其能承受的限度,较贫穷地区(尤其是资源竞争加剧了民族冲突的边远地区)的环境、政治、社会危机都在自我加剧。其所导致的动乱也最终吞噬了一些富裕的地区——最著名的就是太平天国运动从广西山区向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推进,随后该地区在十多年时间里变成了一座战场——带给了中国一个灾难深重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

但是,尽管遭受了剧痛,同世界经济的更强劲联系也给中国沿海带来新的机遇。来自东南亚的水稻、来自满洲和太平洋西北部的木材和其他原材料替代了中国内陆枯竭的资源;布匹、烟草和其他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产品的新的市场发展起来(主要是在东南亚)。东南亚为移民开辟了新的出路,主要是广东和福建受益。另一处边远地区满洲开放了(主要是河北和山东的沿海地区受益),由于清朝在这一地区受到俄罗斯和日本帝国主义越来越大的压力,于是决定鼓励汉人在满洲定居是避免完全失去该地区的唯一选择。新的技术和较便宜的交通有利于贸易流动、人口迁移和移民向家中汇款。尽管政府很大程度上不能够像日本那样提供那种现代化的服务(例如,大众教育),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集中促进和保护了沿海地区的发展,同时日益让内陆地区自己照料自己。政府在黄河和大运河上面的花费——无疑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1850年到1911年间从总开支中的20%下降到3%。按照黄金价值计算,即使在1937年,此项费用也不到1850年费用的三分之一,尽管总的政府开支增长了将近900%(也是按照黄金价值计算的)。长江下游地区的GDP和一个小样本中的男性的身高所显示出来的增长速度几乎和20世纪早期的日本一样快。其他一些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也相对较好——尽管,或许除了满洲可能没有长江下游地区那样好。无论这些沿海地区是受西方、中国还是日本统治,情况都是如此。但是在内陆,就像我们将很快看到的,发展差很多。

尽管上海现代化的部门在萌芽发展,但是长江下游和中国东部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却是乡村工业。丝绸出口发展迅猛,刺绣、草垫、藤椅等等也开拓了海外市场。当然,生产大部分仍然是小规模的、灵活的、资源节约型的,开发的是低成本的(但是常常是技术熟练的)劳动力和瞄准机会的市场(nichemarket),通常是海外华人的市场。甚至一些比较现代的产品,比如火柴,也是在乡村完成生产的。中国最发达地区中的这些发展,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对日本某些更早和更强大的趋势的轻微模仿。

这不仅是一个局部情况的反映,同时也是全球情况的反应;后者在凯恩和霍普金斯关于“绅士资本主义”与大英帝国主义的讨论中得到了较好的总结。金融家对英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决定作用远超过了工业资本家,所以只要大阪和上海集中发展轻工业和使用西方的商业服务,那么它们就会面对相对开放的市场。与此同时,西方人主导着具有战略性的和高附加值的重工业,维持着对世界上资源丰富而人口稀疏地区的不均衡的控制。这种劳动分工并没有使帝国主义对东亚地区仁慈,即使“打开”东亚地区的最初的暴行已经结束,但是鸦片、战争赔款等等给其带来了持续的损失,同时,当日本为了在战略性的重工业领域展开竞争而寻求资源时,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接踵而至。但是,比起那些沦为完全边缘化的初级产品出口国来,大部分的东亚沿海地区在世界体系范围内发展得更好。

然而,当中国内地日益被隔绝开来时,它的发展就进一步落后于沿海地区。灾难也急剧增加,非沿海地区的许多福利指标停滞或下降。关于身高的研究显示,长江下游地区有稳定增加,但中国其他地区并没有增加;一些有限的但却是重要的数据显示,特别是西部和北部一些地区的实际收入也停滞不前或者下降。然而,最糟糕的并且最明显的趋势并不是生活标准上微妙的和逐渐的变化(无论是好的变化还是坏的变化),而是灾难性事件爆发的频率和规模大幅增加。由于脆弱的环境因素以及政府专注于沿海地区的防务和现代化,因此灾难在沿海以外地区成倍增加。前面已经引证的黄河方面开支下降的数字在比以前多得多的黄河洪灾中得到了证明;这种现象同样真实地发生在北方的一些江河流域。旱情也更加频繁发生——人口的增长降低了华北地区的地下水位,而有些地方在盛清时期所能得到的打井补助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了——政府救济也变得更加偶然。根据拼凑起来的关于这一个世纪的饥荒的零散数据,夏明方得出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结论: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在1644—1795年间是120万人,而在1796—1911年间是1730万。清王朝最后40年里的因灾死亡人数超过了这一总数的60%,因为1876—1879年间仅仅是大饥荒就可能夺去了至少1000万人的生命。在别处,夏明方关于因自然灾害死亡的人数的计算稍稍不同,死亡人数在1840—1911年间超过了1700万人,这一数字中的90%多是在1875年后的灾害中产生的。在清朝灭亡以后,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进一步加速增加,在民国时期估计达到2100万人,其中的80%是在黄河流域。

因而毫不奇怪,毛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让人回忆起了某些盛清时期的方式,尽管它是革命的。所有的农民得到保证都能按照允许他们进行生育的速度(大致是基于平均的劳动生产水平的速度)进行劳动。努力实现乡村的工业化,而目的不是迅速的城市化。(然而,这些努力是零星的,而且有时是反生产性的;大多数成功来自地方而不是中央的积极性。)事实上,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1960年后就停止了。资金再次从比较富裕的地区流向比较贫穷的地区,并且除了大跃进时期的灾难性例外,重点放在了贫困人口和贫穷地区的基本保障上。一些毛主义所取得的最大成功——黄河和淮河流域的治理是一部分,以及华北地区灌溉设施的大量增加——效仿了清朝时期的创举,虽然使用了新的技术。尽管人均收入的增长要低于1978年以后的水平,但平均寿命在1950—1976年间增加了一倍,并且识字率迅猛提高。同时,纳妾以及虐婴现象的消失——加上允许多子女家庭凭借其子女长大成人后可以挣得的多余工分进行借贷的计划——解决了“光棍”问题,这使得每个男性都可以结婚和生育。通过这些和其他方式,经济激进主义经常和社会文化目标联系在一起,这也原本是清朝应该受到盛赞的地方。

从1978年以来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也有其延续性。虽然上海和深圳熠熠生辉,但繁荣的中心是乡村的工业化,它带来了1.3亿个新的就业岗位,将健康的、遵守纪律的、技术相对熟练的工人实现了资本化。尽管出现了快速的工业化和最近的城市化,中国今天仍然保留着比1840年的英国还多的农村地区,而且直到最近农村地区的人口仍维持着绝对数量的增长。超过三分之二的农村收入现在都来源于非农业生产,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的台湾地区;与之相比,韩国的这个数字是20%。“离土不离乡”仍然是政府的口号;许多农村地区家庭还是将务农和其他的收入来源结合起来。地方的工业利润经常通过被征税来为农业提供资金或者为农民提供补充收入。

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它的城市化速度,这一模式会给基础设施建设带来巨大储蓄,也吸收了农闲时期的本来会被浪费掉的廉价农村劳动力。(相应地,它还在不造成农忙时侯劳动力紧缺的情况下,使得工业化的进程得以进行。)这些劳动力的一部分也被调动起来发展当地工业和基础设施。尽管这个过程包含着诸多尽人皆知的失败——特别是大跃进时期——但它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强调农村的工业化而放缓城市化也从诸多方面促进了社会稳定。这些工人不必像其他国家的工人那样在寻找好的工作与同亲人在一起之间作出激烈的选择;在当地工业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乡镇政府和干部既获得了利益,又获得了被任命某个职位的可能性,这使他们从毛主义最盛行的时候所经历过的那种直接的强制性控制中脱身出来的过程变得轻松。

地区发展趋势也暗示着所采用的这种旧的发展模式可能产生新的极端情况。乡村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现在向北延伸到天津):不久前,某三个省的乡村工业附加值之和已经占到全国乡村工业附加值总和的一半以上。这些沿海地区更多地是面向更广阔的外部世界,而不是中国其他地区;对外贸易在日本(常常被引用作为贸易拉动型增长的例子)很少超过GDP的20%,在中国的最富裕省份却超过了GDP的80%。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都在对外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中国的沿海地区也进口了大量的石油、金属、原棉、木材等,就像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那样。(还有,像这些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沿海地区也能够在制造每美元的产出时比内陆省份使用少得多的资源。)

但是中国——其人口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人口总和的6倍——进口的人均初级产品不可能像这些国家和地区那样那么多。从内部来讲,农业收入远远低于其他收入,以至于得到保障的获得土地的机会不再足以将人们留在缺少工业工作岗位的农村地区,中国西部和中部地区的情况大多如此。于是,跟过去的情况相比,现在的中国沿海地区已经成为最大的移民接收站:既有暂时的也有永久的;既有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也有从农村到农村的移民。从农村到城市的净移民现在每年超过1400万,而且还在高速增长中。中国没有形成那些像马尼拉、墨西哥城和其他“第三世界”城市的环城市巨大贫民窟,并且,政府通常在保证新兴城市居民使用水电方面做得很好,从而避免了那种许多“第三世界”政府所遭遇过的、和只有通过非法手段才能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贫民窟居民之间爆发的长期冲突。但是维持这些成就将越来越困难。

进行一种不同的比较的话,中国近期和预期的城市化速度大约落后日本50年的时间——在这两个国家,乡村工业发挥作用的时间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要长(并且在工业化进程中其农村人口持续增长的时期也更长)。但是,当日本开始迅速的城市化时——中国目前看起来开始进入这一阶段——它的失业率只有2%,因此即使城市在扩大,所有的移民还是能找到工作。中国的城市失业率大概有12%,还有巨大的农村人口就业不足。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采取的积极的计划生育政策旨在阻止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但重新导致了性别比例的失衡——这样,每个成年男人不管有多穷都可以成为一家之长并生育后代的革命承诺也不能兑现了。

应对那些正在迫近的危机的一个举措就是“西部大开发”这一创举:这是一个旨在启动中国西部发展的庞大的政府运动,重点是开矿、水利建设以及其他为中国东部地区生产初级产品的资本密集型项目。汉人迁移到遥远的西部(这长期受到限制以避免激发少数民族的不满)现在是受到鼓励的,尽管当地居民反对,以前被隔绝的地区现在正在开放。如果有人能绘制出中国大兴水电建设的地图,那么这种变化将是十分明显的。长江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前,其水流的落差已经下降了90%,而黄河的落差在流向最大弯曲前则下降了80%。所以中国大部分的水力潜能分布在西部,单单根据工程学指标来看,大部分的水电工程应该在那里建设。

一张关于1986年之前建成的电站的地图清楚地显示了其他指标在起作用：这些电站建设的地点可以为劳动密集型的建筑行业提供劳动力,另一个指标是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动荡的担心。但是,自1987年以来计划的工程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就像直接的工程学指标所规定的那样。

因此, “西部大开发”似乎标志着面向中亚少数民族的长期存在的、慢慢渗透的温情主义的最后的终结。它也带来了巨大的生态风险:高原地区被快速侵蚀,大量的水资源被导流等等。到1989年为止, 1949年以来在西藏建成的40%的水坝已经被淤泥填塞,许多西部新修的水坝预计使用时间不超过20年。

从部分意义上讲,这些是通过增强相互依存关系、减少经济(并且也可能是民族)差异来整合国家的努力。无论这是否有效,它冒着可能突出或加重其他方面的差异的危险。国家目前在大多数沿海省份拥有的工业份额从12%到25%不等,新兴的富裕阶层在这一地区所发挥的领导作用的范围正在稳步扩大。但是在西部地区,国家继续主导着这一地区的发展,60%—80%的工业为国家所有。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这不仅仅只是沿海地区变得更加富裕的事情,虽然这的确是事实。假如上海及周边的地区——旧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一个单独的国家,它的人类发展指数大致相当于葡萄牙,而贵州省大致只相当于纳米比亚。沿海地区跟海外的联系日益密切,或许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区有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在不需要国家插手的情况下去做事情,而在内地这样的人相对较少。用本文中的术语来说,中国沿海的发展道路看起来可以被归类为“东亚”模式,而内地的发展则会让人想起其他模式——被占领的殖民地经济、苏联在中亚和西伯利亚的毁灭性的发展等等。

总之,中国可能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在此时期,中国的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独特的发展模式将达到它的极限。乡村工业的重要性以及重视农村社区的多元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在走下坡路。因为农村经济创造的就业机会大大减少(并且仍然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广泛分配的土地使用权加上农村工业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使得大多数人留在农村有了合理的理由,现在这种提供工作机会的能力也在减弱,同时,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非农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是非常高的。到目前为止,人口稠密的中心地区进口所需的初级产品以及为其制成品寻找市场的能力——数世纪以来我们已经见证了其盛衰变化——仍在持续,但也有一些令人担忧的预测,而且这一次再也没有更大的领土可以用来扩展贸易关系。中国#政#府主要依靠沿海地区的税收来维持相对贫困和脆弱的地区的生态稳定,特别是北部和西部,这种能力现在也受到威胁。当中国朝西部进军以缓减它的资源问题时,持续数个世纪的面向中亚地区的温情主义(过去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现在显然是被抛弃了。

但即使这些发展模式很快被淘汰,它们仍然极其重要。除了一个大约150年的间断,这些模式为世界上最多人口中的大多数人提供了高于全球平均值的生活水平,而且在几十年内,还有可能再次实现如下情况,即它们会为生活在沿海中心地区的重要的少数人提供某种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中国成功地让7%的土地养活了20%的人口,而且对全球环境造成的影响也比北大西洋的富裕国家要小得多。不是将它看作一个巨大的偏差——一个资本主义没有发生或者说没有适当发生的案例——这条通向现代世界的发展道路需要用它自己的方式来评估。

本文来源于《国外理论动》（2010年第10期），原文刊载于《美国哲学学会会刊》 2008年3月号。

延伸阅读

“历史的终结”只是偶然的历史产物

受访人|彭慕兰  采访人|朱元元  翻译|周官语希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为中国历史的研究者，如何解释20世纪中国革命的成功与起因，是一个具有持久魅力的话题，不仅仅因为其间的错综复杂与波澜壮阔，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依旧身处历史的波动之中，寻找历史的遗产，也在寻找新的出口。

这其中，近代社会中的权力与农村问题，是中国近代转型的核心问题，费孝通的《乡土社会》、吴晗《皇权与绅权》、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都曾有过经典的论述。中国独特的官僚阶层、权力与礼教的结合，共同形塑了中国社会。看似无所不能的中央政府无法将权力渗透到社会基层，只能将权力转移至乡绅、书吏和基层官吏手中，用自古以来的编户齐民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同时切换着“法治”与“礼治”的训诫。正如瞿同祖的经典论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所有这些集团，都在现行体制下获得最大的回报；惟一例外的是普通百姓。因此，尽管会有紧张，治人者却没有兴趣去改变现状。看似“帝力于我有何哉”的生活方式其实隐藏着反叛的种子，直到中国被迫与世界对话，长期被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所忽略的农民爆发出惊人的能量，最终与中国革命的叙事所合流。自柯文的《从中国发现历史》开始，曾经以费正清“冲击-回应”的美国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中国近代转型中内部所蕴含的巨大动因与中国历史所独有的历史逻辑。历史不仅仅是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也并非现代化史观所描述的线性发展轨迹，其中蕴藏着无数断裂与分歧，也许只有放弃宏大叙事的视角，耐心地进入历史具体的时段与空间，我们才能清楚现代与近代之间的彼此渗透与呼应，重新建立近代史学叙述的动态平衡。看似被遗忘与流动的人群与地带，也许存在被熄灭的现代化因素，而以这个角度切入历史，或许比一味地批判帝制时代的愚昧与落后更能了解民族自身的命运。深刻地理解自身，是历史学研究进入世界唯一隘口。

彭慕兰先生的名著《腹地的建构》聚焦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运区，曾于1994年获费正清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和美国史学会奖。

而在他看来，近代中国的失败不在于政治与经济转型的失败，而在于长期对于腹地地区的经营失败。而正是因为对于公共福利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缺位，最终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走上了革命之路。帝制时代不断累积的制度成本，以及富强与人民福利之间的脱节，使得中国一再错失了现代化的机会，而自古以来中央集权帝国所依赖的强大的国家机器，必然使得政府在地域政策上忽视了地域之间经济与自然地差异带来了南北地区之间的彼此剥削与压制，使得黄运区成为了权力的中空地带与秩序的低地，最终导致了与西方最后的“大分流”。在这一块被遗忘的区域，彭慕兰发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与社会构建的独特方法与逻辑，也正是看似与历史进程绝缘的边缘地带，常常是历史的暗流。当历史研究逐渐把视角转向区域研究，当历史学家们越来越关注历史的地域性与“中国”所代表的流动的概念，中国国家的构建以及区域间的起伏、整合，依旧考验着今天的我们。

问：对于近代华北农村的变革，萧公权的《中国乡村》与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等都有过经典的表述。在您看来，近代华北内地的变迁最吸引您的部分在哪里，这对于我们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革命与变迁有怎样的意义？

答：萧公权的书确实是经典之作，但它并不涉及二十世纪。它追求全面概括，记录了相当多的各色情况和现象（这一点对后来研究非常有帮助），却没有发展出一个尖锐、明确的论点。相反，杜赞奇的书深入几个村庄，研究其一定时段内密集的转型尝试。通过严肃考察1900到1949年控制中国北方的多个政权的转型努力，杜赞奇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他有力地阐明，至少这一时期部分走错路的改变，都应被视为在不利环境下迅速现代化的尝试，而不是转型努力的缺席。

我还觉得，“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al　nexus　of　power）这一概念也非常有帮助。在这一网络中，各式各样的地方望族占据合法性地位，这使他们可以依据自己的能力和意愿确保多方合作的诚意、维持地方性组织，比如宗庙。尽管如此，这个观点也有局限，其中一些我已试图在我的著作中指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中国北部概括性地视为一个单一区域，忽视了不同次级区域与国家、与远距离市场的各异联系。

问：在《腹地的构建》中，您提到了华北生态、农民生活水平与县一级政府之间的关联。您认为应该如何理解清代国家权力向基层农村渗透的过程？而清代政府对于基层治理的经验或者教训又有哪些被后世所吸取？

答：清政府，至少是在其鼎盛时期，当有重大事务时是有能力触及基层社会的。但它无法同时操控一件或两件以上的此类大事，也无法长时间维持与基层的接触。这就意味着，所谓渗透带有某种“运动”（campaign）的特性。当然，它也有例行化的方面，譬如一些获取资源和顺从的常规举措，但这些并不完全有效。

1949年后的政权，基层能力明显远强于前辈，不仅涉及每日日常，而且包罗广泛——即便如此，它也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在地方层面始终有效力。（举众多例子中的两个，一是错报地方数据的持续存在，二是关于维权的很多冲突。）我认为，在强化与基层联系、获取地方状况的可靠信息等方面，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强调一种自上而下的主动性，这对任何时期的政府都是几乎无法避免的趋势。但如果没有创造出为真正自下而上的输出服务的通道，这种主动性便鲜少完全充足。在我研究的时段，当时的政府也没能有效实现这些。

问：在《腹地的构建》中，您注意到了中央政府在建设大型工程与社会福利之中的作用。您认为中央政府的权力如何影响了国内全国性市场的建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欧洲又有怎样的异同？

答：这里值得记住的是，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国内市场建构方面国家参与较少。在十九世纪中期，清政府把GDP的3%作为政府收入，而同期大部分西方国家则高达10%。太平天国之后，中国政府收入的上升很可能与西方的速率相仿（就百分比而言）。但是，这意味着它并没有能弥合差距。

因此，作为一个财政“小”国，中国主要关注的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比如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在建立有效的专职部门方面，晚清和共和时期确有很大成就：海关、食盐专卖制度的雏形、外务部，等等。但全领域行政部门（如县级和省级政府）就更加难以改造了，除非是在少数税入丰厚的地区（如通商口岸和其他大城市）。

而全国性市场，比之其他，更需要覆盖全国的有效管理。它还需要如题干所言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北方，无法像南方运用天然密布的河网，同时又急需靠得住的灌溉和洪涝管控——而这些事情成本都很高。在像二十世纪早期那样一个分崩离析的状态下，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就注定会遭受苦难，它们也确是如此。

问：海外学者提出了“近代中国早期”（early　modern　China）这一概念，您认为“中华帝国晚期”（late　im-perialChina）具有近代国家与政府的特征吗？清代政权与传统中国王朝又有怎样不同的性质？

答：我对“近代早期”这种说法的感觉比较复杂，但它应用于帝制晚期的中国确实颇有裨益，只是我们需要注意，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注定会随之而来。当然，当时的一些因素让“近代早期”的提法非常吸引人，包括商贸的发展、新旧精英的相互渗透、一个不断增长的印刷行业、愈发多样的智识文化景观、种类繁多的新网络的发展，等等。但是，正如我在《大分流》里强调的，没有什么必需的原因足以证明各地的早期现代化必将发展为现代化。其他暂且不论，这一转化尤其需要依靠新能源（以及由它带来的科技变革），而这绝不是必然发生的，甚至不是可能发生的。

清代在很多方面与它的前辈们不同。有些学者觉得清朝只是早已存在的中国治国理政的悠久传统的良好实践者，我的确认为这是错误的。最显著的一点是，清朝带来的部分新制度太过重要以至于无法忽略，比如八旗制度。还有一些不是他们开启的变化也是如此，但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多多少少是对满清掌权的反应。可以举个例子，譬如汉族身份的逐渐凝聚，就是受满族统治、受西部和西南边境遭遇的影响，我想这是二十世纪民族主义出现的重要先决条件。

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让部分（而绝不是全部）清代遗产变得重要的，是因为在清朝失去权力很久之后，它们还被其他人采用或延续。例如，1911年后的政府对清朝并入自己帝国的领土没有太大兴趣，而当代中国就不这么看。因此，我们需要问的是，哪些是清代创造的、或者帮助创造的？是否有被其他人借用？哪些他们没有借用，放任其在1911年（或者更晚近一些）之后凋零？为什么？

问：经典的中国经济史论述中常常把中国近代的落后归咎于人口的激增与节育观念的缺失，您在《大分流》中认为中国近代落后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国没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您如何看待“人口”在中国近代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答：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所谓的“近代经济转型”，以及你认为它是在何时、何地发生的。在《大分流》中，我提到海外殖民地主要是因为它缓解了欧洲转型期的压力，使其顺利过渡为资源节约型经济。而这一点对欧洲尤为重要，鉴于他们的一些地区（比如一些以农业亩产量衡量的地区）直到工业革命开始之后都是相对落后的。如果中国有海外殖民地，并且与殖民地的关系就像欧洲与他们的殖民地一样，这很可能会给中国打开一扇窗户，使中国在此过程中自行完成工业化。但是，这绝对不代表事情一定会如此，即便有足够长的时间也未必如此。

同时，我们也需要记住十分关键的一点，即中国既广博又丰富，现代经济的发展基本是在特定的次级区域萌芽的。鉴于清帝国不同区域的内部关系各有差异，我们可以推想，中国北部或中部和长江上游的部分地区，都在各自的区域内扮演着殖民地之于英帝国的角色。这种情况有可能但几率不大，因为清代政治经济的整体定位都与欧洲国家不同，后者被困在一个与规模大多相似的邻邦进行激烈军事竞争的体系之中。

所以，症结是不同的人口/资源比率，而不是单纯的人口水平，更不是出生率。中国的出生率在近代早期与传说恰恰相反，并没有显著高于欧洲各国。尽管如此，那时的人口增长直到十九世纪对中国来说还是略显迅速（就百分比而言），这说明那时的死亡率不可能特别地高——而这又说明，不管中国那时面临着怎样的资源压力（在一些地区，这种压力从1700年代晚期开始日趋严重），它都不是灾难性的。灾难性的打击发生在十九世纪，因为叠加了国家政权的越发虚弱（部分是由于政府规模没能赶上人口增长的脚步，机构建设也未能成功适应多方面的社会变化），再加上以前工业化的状态身处一个工业化世界。而在那时，西方主要势力已经因为工业化而实力大增了。

问：在明代末期和鸦片战争期间，中国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白银短缺的挑战。在您看来，这是否导致了中国在后来的落后？中国没有完成资本积累的原因又在哪里？

答：实际上，中国有没有完成资本积累并不能确定。按前工业化的标准，当时有非常显著的财富积累，但它们并没有有效导向国家实力增强或自我生成的工业化。

白银储量是另一回事。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明代很大程度上缺乏一个可以充当可靠的货币供应的角色，未经铸造的白银部分填充了中间的空白。但这对中国来说代价极为昂贵，即用无数实际资源的出口换取白银，而且也反映了国家无法真正控制货币供应是一个持续的情况。（这有时会导致不稳定，但大明的货币管理也可能相当不稳定。）

清代在提供一种可用货币（铜币）上做得好一些，大部分时间，可以说是相当好地服务了地方市场。但是，白银对长途贸易依旧非常重要（因为对长途贸易而言，铜币很不实用——黑田明伸已清晰地论证过这一点）。因此，中国又一次大量出口实际资源，用以换取货币供应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尽管这反过来省去了国内矿业、冶炼等的社会和环境成本）。这与十九世纪发生的事情是两个问题。十九世纪白银开始外流——尤其是在1820到1860年之间——为货币供应和小农的经济地位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小农收入的是铜币，但纳税却要以白银计价。）

白银外流的结果让人忧虑，很可能是十九世纪中叶剧烈动荡的重要原因（即便不是最重要的），这对中国的影响是破坏性的。白银短缺，像问题中指出的，只是一个方面，因为货币流出是为了购买鸦片，但也不尽然。（Richard　Von　Glahn已经做了细致的研究，证明了其他因素对白银短缺的出现影响更大。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白银在约1860年之后开始流回中国，而鸦片进口此时仍在增长。）但是诚然，依赖外来的白银供给作为货币加剧了中国的困境，尤其是在十九世纪中叶，让中国再经不起任何其他问题了。

问：施坚雅（G. Wiliam Skinner）把中国分为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而您特别强调中国各个区域内部的差异性。近代以来，即便中国中央政权衰落，大一统的认同依旧可以维持。您认为原因在哪里？各大经济区域的互动又有着怎样的规律与联系？

答：这个问题太大了，事实上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此的书，当然至少还要两年才能完成。就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因素在发挥作用，包括共享的语言文字、共享的具化在语言中的一系列神话和文本（而这些即便不识字的人常常也知道，通过诸如以历史为主题的戏曲等方式）。另外，我觉得经常被忽视的一点是民间信仰，无论是广泛信仰的神明（如关公），还是千奇百怪的神堂，后者允许供奉地方英雄和奇人。流程在这里十分重要：当一个地方英雄被中央政权判定为死得其所，其所在地便得到了珍贵的地方自豪感的确认（而且地方资助者的威望也会在社群里提升）。但在寻求认可的过程中，他们也就同时承认了中央有权决定谁该被崇拜。当然，帝国自身也不应小觑。它使有志之士着眼于他们自己的社群之上，并使一些人循环在帝国的大部分地方很多年，同时又维持着与老乡的联系。

问：赵鼎新教授认为“大分流”的实质在于中国的儒教与科举没有对这种世界性的挑战做出回应。您如何看待在中国与欧洲的现代化分歧中意识形态所发挥的作用？

答：的确，意识形态事关重大。譬如，帝国内部的安排形塑了长江三角洲与它的内陆的关系，而英帝国体制下也有中心和周边的关系，这两者就因意识形态而有着根本性差异。意识形态总会影响到什么活动是值得嘉奖的、什么是不被鼓励的，以及什么是需要禁止的。但为了理解意识形态对于一个特定的历史问题有何意义，我们必须分辨出通过具体原因受到影响的具体机构，或者至少，是使它得以持续或衰弱的具体机构。

从这一点上看，所谓“中国的儒教”并未对世界性挑战做出有效回应这一提法没有太大意义。儒教是一个极度广泛又灵活的现象，与多种不同类型的行为兼容，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发挥影响。（例如，它既会贬低牵涉学识的商业活动，又会为“品行端正的”贸易行为创造商机，同时还承载了某些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所需要的信任。）而所谓的世界性挑战，就中国的发展轨迹而言都是相对边缘性的，直到进入大分流时期。

问：现在的世界面临着民粹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复苏，多元化的历史叙述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一些学者尤其肯定中国历史的独特发展模式，并强调西方治理模式的失灵。作为研究视野超越国家范畴的历史学者，您认为应当如何去回应这种挑战？

答：其实并没有所谓单一的“西方发展模式”。既因为国家有多样性，又因为变化始终存在。目前显而易见的是，若干西方国家正在陷入政治失灵的泥潭，还不清楚影响会持续多久。但是，就此推断导致今日之局面的多种路径都是死路也是很不明智的，就像一些人在1989年犯的错误一样，以为推倒柏林墙就意味着只有西方的路是行之有效的。中国的道路很明显在某些方面具有独特性，就像所有国家的发展轨迹一样，但它还是与其他国家有一些共通性。更何况，在今天，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是可以完全独立于他国的——尽管目前有一系列的民族主义潮流，但是从经济往来到地球大气，国家之间的各个方面都存在深切的依存联系——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事实上，很多伪民粹主义运动（pseudo-populist movements）大约在同时发生的现实情况暗示，至少有一些跨国的机制是在正常运转的，催生出了很多可以相互借鉴的共通性。与此同时，面对相同的经济压力，不同国家产生了相异的政治后果。这提醒我们，国家层面的决策依然干系重大。总而言之，没有哪个单一空间层次的分析（局部地区、国家、全球）是本身就足够说明问题的，一个优秀的历史研究也不是试图为了某一种“模式”辩护。

从智识角度讲，一个合理的研究项目会受到太多不同层面的各式因素的相互影响。而出于当下政治举措的需要，人们可以理性地从历史中吸取的经验主要有两点。一是通过考察某个时间点和某一地区的经历，帮助我们筛选处理特定议题的方式，而不是假设所有社会都只有这条或那条定制的路线。二是要理解，大部分我们认为在任何特定时期显而易见的——也许是因为它似乎始终是真理，也许是因为我们觉得所有事情都会发展到这一步——几乎都是有条件的、偶然的历史产物，并不必然如此。1989年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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