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斐德 | 先进民族：失败于17世纪的世界普遍危机之中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1937—2006），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汉学三杰”之一；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美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美国历史家协会会长、美国国际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会长。他的著作曾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协会颁发的1987年度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加州大学出版社颁发的1987年度伯克利奖和美国城市历史协会颁发的非北美城市历史最佳书籍奖。由于对中国史学研究的突出贡献，他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授予伯克利最高奖章。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曾盛赞魏斐德为当代最杰出的中国史学家。
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30页
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绝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都承认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
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1]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2]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3]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4]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5]
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6]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7]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8]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9]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10]
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11]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12]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13]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14]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15]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16]
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17]一部修于17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弘治朝（1488—1505）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17世纪后，情况进一步恶化。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18]
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19]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20]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21]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22]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万人左右）发放的俸禄，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23]这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24]1643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25]
许多大臣认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尤其是万历皇帝（1573—1619年在位），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并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26]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17世纪初，北京皇宫中有3000名宫女和近2万名宦官。[27]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有一个时期，皇庄田土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的1/7，京畿8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28]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29]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而被撤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30]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31]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件可能发生在1643年的宫内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竭的情况。这年秋季，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脱说找不到开门的钥匙。最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唯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已褪色的收条。[32]
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33]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便承担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皇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34]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乐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务来强化对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势力遂不断增长，致使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与权威，有时甚至沦为专权宦官的傀儡而几乎完全见不到其他大臣。从1469年到1497年，没有举行过一次朝会。进入16世纪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都仅仅主持过一次各部大臣参加的朝会。[35]于是，那些从未见过皇上——那个深居宫中的幽灵——的大臣们必然会失去对他的信赖。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便与某个掌印太监结成联盟，或组成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团，以推行自己的主张。[36]
由科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的惯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至17世纪20年代，朝廷终于出现了深刻裂痕，爆发了一场政治清洗，以及东林党等文人士大夫集团同专权宦官魏忠贤之阉党间的残酷党争。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即使细小的分歧也会激起轩然大波，而结果常常是双方僵持不决。[37]
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明王朝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到崇祯年间（1628—1644），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38]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这些年中，穷苦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士大夫们也因贫富之间不断增强的敌意而大为震惊。[39]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地唱道：
老天爷，
你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花。
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
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
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
老天爷，
你不会做天，
你塌了吧！[40]
此外，公用事业也崩溃了。[41]1629年，朝廷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42]由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1630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43]
整个30年代，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维护。[44]一些谨慎的地方官出钱雇人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45]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1636年，明将左良玉率三万军队入湖北追剿张献忠，当地居民为保护妻女的贞操和自己的性命，纷纷逃入山寨。[46]至1642和1643年间左良玉倒戈反明时，江南人民感到他的军队比起义军更为可怕。[47]无论是为皇帝而战，还是和农民军一起致力于推翻明朝的统治，像左良玉部这样的军队始终代表着明朝最后几十年间那些不受约束的军阀势力的一般活动方式。于是，稳定的社会组织逐渐让位于游动的军事政权。最后，一个早已被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击溃的王朝便被推翻了。[48]
1645年，即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年，摄政王多尔衮对明朝的灭亡作了中肯的评述：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49]
清朝统治者最终夺取了崇祯帝及其祖先的天下，并认为这是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长期努力的结果。清王朝的这一宏伟事业，早在1644年以前——约1618年攻克抚顺之时——就开始了，经过约2/3个世纪才宣告完成，而17世纪80年代初，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平定三藩及台湾郑氏政权的胜利，则是这一事业的顶峰。因此，清朝统治的巩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它开始于在明朝北边的准备阶段，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最后产生了一种汉、满两种统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在这种统治方式下，满人和汉人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最高权力这一现实，尽管这一权力原来并不是它所拥有的。
那些帮助满族统治者向儒家的君主模式发展的汉人，在这一起步、协调和完成的政治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在不同时期充当了不同角色，其社会背景也分别与这一征服过程的几个阶段相适应：最早的是一批在努尔哈赤草创之时便获得了女真贵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尔后则有在北方各省沦陷后组成汉八旗军的辽东军户、教会满族人使用洋枪洋炮的山东海盗、为猎取高官厚禄而帮助多尔衮攻占北京的北方乡绅，以及充当清朝媾和大使力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江南学子。也许除了第一种人以外，所有拥护清朝的汉人对满族人都怀有矛盾的心理。同时，满族人也警惕着与其合作的汉人。满族的君主若不联合汉官去击败本族的贵族势力，便不可能有所作为；但他们也意识到，若全按汉族传统方式进行统治，则会变得过于汉化，从而失去本族人民对他们的忠诚和爱戴。他们十分感激与其合作的汉人教会了他们如何按儒家方式统治中国，又同样地轻蔑这些明朝的叛徒，鄙视其苟且偷生，谴责其变节卖国。
双方的和解导致了满族统治下的和平，使18世纪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其直接代价则是某种道义上的不安。[50]为清朝效力的汉人，抛弃了明朝末年那种虚幻的道德英雄主义；作为补偿，则获得了实行各种政治革新的现实机会。这些革新确实起到了稳定中央政府的作用，而这正是崇祯时期那些浮夸的文人学士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与满族合作的汉人，有权说他们以“救民于水火”的实际行动完成了儒者的使命，但还是失去了旧日自我标榜的社会理想主义者的自信心。由此引起的不安，产生了两大后果。其一，是放弃了某种理性自主和道义上的承诺，致使道学家变成了御用文人，政治领袖转化为朝廷官僚；其二，是达官贵人对有限革新的热忱日益增强——当朝廷的力量发展到足以使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快地从17世纪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时，这种有限的革新便结束了。[51]尽管这种复兴显得并不彻底，但王朝秩序的重建毕竟使旧的统治体制得以在新时期中继续存在下去。[52]因此，满族人完全有理由为他们以独特方式重建了传统的帝国制度而骄傲；他们虽被视为夷狄，却以自己设计的有效措施解决了中原王朝面临的困境。单为了这一点，汉人对清朝之“洪业”[53]所抱的矛盾心理，就要长期存在下去，只要这个异族王朝对他们的家园依然维持着牢固的统治。
本文选编自《洪业: 清朝开国史》，注释从略，详细阅读请购买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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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对朝代更替过程中士大夫身份认同问题的考察
作者|李雪涛
魏斐德的这部著作是想通过明清之变的叙事来阐述其历史见解的，明清之变其实只是他解决问题的载体。史景迁认为，正是这一段变革的时期，才能够演绎诸多戏剧性的故事：“在微观上讲，此阶段充满了栩栩如生的令人痛心的人生戏剧，其中既有发生在宫廷和战场上的，也有发生在家族、农村和市井中的。在那乱世之中，人们追求着生存之道。”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阶段之一。魏斐德所处理的尽管是明清之际的中国的史料，但《洪业》的主要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对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有所说明，更重要的是对朝代更替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身份认同问题的考察。而后者对于历史撰述来讲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身份问题”在具体的明清之变中是“忠”的问题：
这个悲剧性的道德观念是一切行动的基点。忠到底是什么？它作为实际生活的准则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对于归顺清朝的明朝旧臣洪承畴，或者明朝时在扬州被围困及后来的屠杀中丧生的史可法那样的老忠臣，对他们为忠而造成的不及预料的后果，又如何看待？与其像一位哲学教授从本体论的角度讨论宋朝程朱理学那样，干巴巴地用事不关己的态度来谈论忠在道德上的暧昧或者切身利益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冲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决定去写满汉各方坚持以某种方式献身于忠的男女们。我尽量将这些“具体现象”置于相应的时代背景当中，从而导致了一种叙事形式，它使剧情从华中延伸到东北边远地区，交替出现于各个篇章，直至最终汇于北方首都，直至另一代忠臣的奋斗在南方呈现。
“忠”——身份问题的体现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例子。这些栩栩欲活的“忠臣”或“贰臣”们的一举一动仿佛跃然纸上，魏斐德以其高超的叙事方式，将这些在情节上充满着意外的故事，实现在时代背景中的“自身置入”（Sichversetzen）。
通过“自身置入”可以看到这些明朝遗民在明清之变中的困惑、愤懑、不安、痛苦，以及所谓“贰臣”们的矛盾、焦虑、自责、纠结，这些都通过不同的事例而被魏斐德刻画得淋漓尽致、细致入微。死亡对于很多大明的臣民来讲，是忠诚于明室最好的明证：“表达这种忠诚，并在同时解决社会利益和个人信仰之间的这种冲突，一个办法就是献出一个人的生命。”
“我在读明清过渡时期的移民与贰臣传记时，一再发现中国历史学家不断地要在对儒家的褒贬问题上苦心孤诣。”因此，所谓的忠的问题，不仅仅是历史人物的立场，也包括后世的历史学家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
满族政权占领南京后，清统治者采取了在北方已经确定了的政策，一开始是所有军士，后来扩展到所有汉人都必须遵从满人的风俗，剃去他们前额的头发，将他们的头发按照满人的辫式编扎起来。汉族知识分子将剃发看作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一种对文明的亵渎。而且对于一个文人来讲，剃发是儒者尊严的堕落。著名儒家学者杨廷枢（1595—1647）由于断然拒绝剃发，而英勇就义。这是明末清初复社领袖人物的身份认同：忠于明王朝，与清朝势不两立。
满族统治者清楚地知道，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征服整个中国的，他们不得不仰仗归附的汉人来完成这一使命。同时，这一过程也是在经历了三代或更长的时间才得以完成的。魏斐德用18世纪蒋士铨（1725—1784）所创作的戏曲《桂林霜》和当时的一些史料讲述了马氏家族的身份认同的转化：
马氏家族的殉难还激发了百姓的想象力，因为他们总结了天命从一个王朝转向另一个王朝的缓慢而难以驾驭的进程：祖母是一个明朝的忠臣；父亲归顺了满洲；儿子是一个清朝的忠臣。这三代人的经历，也是中华帝国60年的历史。
三藩之乱中广西巡抚马雄镇阖家为清廷殉难的事迹，还原出了马氏家族从明朝的忠臣到忠于清代君王的身份认同的转移：祖父马与进曾是明朝的辽阳训导，1621年后金进攻辽阳，据说马与进战死在沙场。其妻听到夫君战死的消息后，为了表达对丈夫和明王朝的无限忠诚，带领家眷和女仆42人集体自杀。父亲马鸣佩以明诸生的身份归降皇太极。而60年后，马雄镇率家人共38口殉忠清朝满族王室。
清朝统治的巩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早期接受汉族的合作者，到入关后遭遇抵抗；任用明朝旧臣和汉族官员来推行一系列的改革。也就是说，“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最后造成了一种汉、满两种统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
“通过马氏家族，历史终于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而清朝如今已同明朝完全相称了，它不仅取代了明朝的统治，而且能够胜任。”如此也完成了作为异族的清朝统治者拥有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汉族士大夫可以堂而皇之拥护乃至忠诚于清廷的过程：
只是在新儒学的忠君思想不再专属于明朝事业而开始与清朝的命运相联之后，清朝政府才能毫无矛盾心理地倡导这种美德，从而实现其自身从一个异族军事政权向一个握有统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转变。这一过程——对清朝的忠逐渐压倒对明朝的忠——最终完成于1673年“三藩之乱”期间。
建立一个以儒家价值观为根本的文职官僚体制，对于满族贵族势力来讲是一件新鲜事。对于那些驰骋疆场的满族高级将领这一招是非常管用的，现在他们都被掌控于儒家理念的价值观之下了。客观上来讲，原本随时可能产生割据势力的武将集团通过儒家理念而被皇权控制在了手中。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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